5月31日及6月2日之暴动
骚乱之准备——各区团之活动——十二人委员会——革命党之不一致——激烈派——新兴资产阶级——5月31日——暴动之失败——新革命之准备——6月2日——里昂之骚乱消息——反吉伦特党之忿怒——给国民大会的信——马拉在雅各宾俱乐部之演说——吉伦特党与反革命派联合——国民大会将吉伦特党逐于法外
在各区团中的人民，又和8月10日时一般，已准备了暴动。在那几天里，丹东，罗伯斯庇尔及马拉常在互相商议；可是他们仍在犹豫。采取行动的又是那些“不知名的人”，他们已在主教宫中，组织了暴动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六人委员会去负这责任。
各区团在这准备中，取自动的行动。在3月时，四国区就已表现暴动的情况，使它的警务委员会发出逮捕令，逮捕那些有反革命嫌疑的公民；而在其他各区，如莫干色意及布洼桑尼尔，已公开要求逮捕“布里索派”议员。在下一个月，即4月8日及9日，在都木里茨的背叛之后，滂干色意（Bonconseil）及哈勒呵布勒（Halle-aux-Blés）各区，主张要把和这位将军同谋者都拿来追究；到了15日，已有三十五区发布一张表，内列吉伦特党议员二十二人，要将他们逐出国民大会。
从4月初间期，各区团为行动方便计，在公开议事会之外，又在组织他们的同盟；4月2日，惯做先锋的格拉维尔区，首倡创立“普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之行动是不常的，一有危险便再组织，在5月5日及29日，它总在指导运动。至于雅各宾俱乐部的势力，并不很大，而他们也承认行动之中心，是在各区团。
5月26日，有无数人堆聚在国民大会，他们迅速地冲了进去，到了大厅里的人，因又有楼厅上民众之助威，便要求制止十二人委员会。但国民大会不接受，相持到半夜，才最后让步，把委员会解散了。
然而，这种让步不过是暂时的。就在第二天，27日，他们利用“山岳党”方有使命于各省而缺席，复有“平原党”之赞助，吉伦特党得以恢复十二人委员会。暴动的结果是等于零。
暴动之没有力量，是因为在各革命党间之不能一致。有些区团，因受所谓激烈派者之激动，主要造成恐怖来对待反革命派。他们在激起人民之后，要去杀戮主要的吉伦特党，他们甚至谈到要屠杀的巴黎的贵族。
但是这个计划，遇到了有力的反对。国民的代表（议会）对巴黎人民表示受了国民之付托，他们怎能背叛全法国之付托呢？丹东，罗伯斯庇尔及马拉也极力反对。以巴舍为社长的公社议事会，也不同情于这个计划；各民众会社也不赞助它。
还有一桩我们所要叙述的事情。我们不要忽略，当时在巴黎已增至无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国民卫军可以来镇压暴动，倘使会危害于他们财产的话。财产不能动的担保，已经有了。所以雅各宾党汉山佛拉茨（Hassenfratz）说，劫掠这些市侩——他如此称呼富人——在理论上是可以的；然而他却要防止因劫掠而引起的暴动。他对雅各宾党说：“在巴黎有家的，有一百六十万人，他们已武装着准备遏制劫掠。要攻击财产，显然是绝不可能。”故此，他鼓吹俱乐部中的会员，“宁肯自己消灭，而不要有攻击财产的事发生”。
在31日的晚上，公社中也有同样的宣誓，甚至在主教宫中的“激烈派”及各区团也是如此。
在事实上，当时已有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了，——此阶级在19世纪中加增得如此之多——革命党对于他们，不得不有所顾虑，总要不和他们抵触。
在一个暴动之前夕，谁也不知道人民是否要起来。这时还有怕激烈派要杀国民大会的吉伦特党之恐怖，并且怕各郡借此来反对巴黎。所以经过三天集会的讨论，才决定联合各革命团体来指导这次暴动，——其中有公社议事会，各郡议事会，在主教宫中之普通革命议事会，——并且决定不能侵犯个人，而应尊重财产。他们是要限于一个道德的暴动，只要压迫国民大会，使之将有罪的代表交给革命法庭。
马拉于30日晚上离开国民大会，而到主教宫中去解释这个决策，继之又到公社去解释。法律规定有人鸣警钟者处死刑，而他敢于在中夜到市政厅钟楼去鸣警。于是暴动开始。
坐在主教宫中而代表运动中心的代表们，开首便把会长及公社议事会停职，正如8月10日所为一般；本来要将会长撤职而另任命议事会的，但在他们承认宣誓而加入暴动以后，又将其复职。他们对于郡议事会，也是一样，就在那晚上，主教宫，郡及公社之革命党，会集起来，组织一个“普通革命会议”，来领导这个运动。
这个议事会任命了一个无裤党区团战队的司令安利阿（Hanriot），来做总指挥。全巴黎都鸣着警钟，击着警鼓。大约在下午一点钟时，在新桥的警炮放发之后，各武装区团，都蜂拥街巷，好像在事先没有一定计划似的。有两个忠于吉伦特党的战队，已最先出发国民大会，他们在杜意勒利宫前占领了一个地位。安利阿率领着各区团之四十八尊大炮，围着杜意勒利宫及议会厅。
几点钟过去了，什么事可不曾做。全巴黎都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人民只要压迫国民大会；所以吉伦特党维尔弱（Vergniaud）看见他们不再往前进，就提议要各区团来替祖国宣力。自然，他是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对“吉伦特党”的敌意。原来这一天似乎是破灭之日到了，因为新的群众又在晚上起来侵入了国民大会之议厅。于是山岳党觉得有了后援，罗伯斯庇尔不仅是主张解散十二人委员会，而将其委员付审讯；并且还主张所谓“二十二名”（十二人尚不在内）的主要吉伦特党也要付审讯。
这个提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所决定的仅只解散十二人委员会，而将其所有文件集交公共幸福委员会，要在3日之内做出一个报告。此后，国民大会批准了公社的一个决议，谓仍在武装的工人，每人每天付四十苏，直至社会秩序恢复时为止。因此公社向富人征税，以便付暴动开始三天的钱给工人。而且还决定了，国民大会之楼厅，要向人民公开，不须入门券而自由出入。
然而，这一切的意义都很微小。“吉伦特党”仍然存在，而且仍占国民大会之大多数。暴动失败了。但是巴黎的人民，既看到什么事也没有完成，便准备在翌日之次日，6月2日再起一个新暴动。
从公社大议事会中所组织之革命委员会，发令逮捕罗兰及其夫人。他是逃走了，却只有她被捕。它更进而很明显地要求，国民大会应将其二十七个吉伦特党议员逮捕。那晚上警钟又响了，报告的警炮又开始发放。
6月2日全巴黎起来了，这一次是要了却一切。围集着民国大会的武装人民，总多过十万。他们手里有一百六十三尊大炮，他们要求吉伦特党的领袖们应即提辞职，如办不到，便要把他们二十二人，后来加至二十七人，逐出国民大会。
那天从里昂传来之可怕的消息，更激起这民众的暴动。大家都已知道，在5月29日，里昂之饥民起来了，但是反革命派——即有吉伦特党拥护的王党——已占了胜利，恢复了秩序，而屠杀了八百爱国者！不幸这消息是真的，而吉伦特党之参与此反革命运动的事实，也是明显的。这消息激怒了人民；这便是“吉伦特党”的劫数。围绕着国民大会的人民宣称，倘然不用相当形式宣布逐出主要的吉伦特党，他们不让一个人出去。
我们知道，国民大会议员，至少是其中之右派，“平原党”及一部分之“山岳党”，眼见得他们的思虑不复自由，便想出去，希望威压人民，便向民众中走去。此时安利阿，拔出了指挥刀，发出著名的命令：“枪手，准备！”
经过三天的相持之后，国民大会不得已只有依从人民的吩咐。它通过了逐出三十一组吉伦特党；而人民的代表对它提出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等代表巴黎各郡人民全体，致言于诸位公民立法者之前：君等适才所颁之法令，即所以拯救共和国者；我等愿为人民之人质，其数目与议会所命令逮捕者相等，以为各郡安全之担保。”
在另一方面，马拉则于6月3日向雅各宾党演说，他用下面的话来总结这次运动的意义，而宣布万人之幸福的权利。
他之论三十一吉伦特党议员之被逐的事件说：“我们现在使革命有一个伟大的动力，现在国民大会可以来巩固公社共幸福的基础。再没有更容易的事情；你们只要有决心好了。我们希望所有被称为无裤党的公民，都可享受幸福与安慰。我们希望这一个有为的阶级，应得到富人们量力的帮助。我们不愿攻击财产。但，什么是最神圣的财产呢？这便是生存。我们希望这种财产要受尊敬。……
“我们希望，凡财产不值十万利华的人，都应加入来维持我们的工作。至于那些有超过此数之财产的人，让他们高兴去呼号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要承认我们是大多数，如果你们不帮我们来从事，我们就要把你们逐出共和国之外，我们会占据你们的财产，把它来平分给无裤党。’”
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个不久即见诸实行的观念：
他继续着说：“雅各宾党，我有个真理要告诉你们。你们还不知道你们之最厉害的敌人：他们就是立宪派僧侣。他们拼命在各省宣传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捣乱者，丹东主义，罗伯斯庇尔主义，雅各宾主义等。……不要让这些公共的错误养成吧，把这些邪说连根拔断！公开宣布僧侣就是你们的仇敌吧。”
在当时，巴黎并丝毫不想将吉伦特党议员处死。人民所要求的，只是要国民大会之革命议员，能自由行动去使革命往前进展。他们逮捕了这些议员，并不将其送往亚巴意狱，只监视在他们自己家里。国民大会议员每天所得的十八佛郎，甚至也继续付给他们，他们任何人都能在巴黎走动，不过要由他们所供养的警兵所陪伴着。
这些议员们素来夸耀着古代公民权的原则，倘使他们能照着做，过的是完全私人生活，自然也不会难为他们。但是他们计不出此，而急急地到各郡去鼓吹反对国民大会，并且为着要造成反革命，激起各郡来反抗巴黎，竟不惜与王党携手，他们宁肯不抛弃他们的计划，反愿与王党的叛徒勾结。他们和这些叛徒们一起来反对革命。
当时，只有在当时——1793年的7月——国民大会才由法律宣布他们为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