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议会及公社土地

第四十八章　立法议会及公社土地

公社土地之历史——资产阶级的农民之兴起——反对较贫穷的农民——自动的及被动的公民——小康的农人将公社的土地据为私用——议会之无用——梅勒之提议被摈斥——议会之法令——因法令而产生之忿怒——施行法令之困难——议会订新律以袒护“掠夺者”

我们已经知道，恢复公社土地给乡村公社，以及将封建法律，确定废除，已成了法国乡间各地的主要问题；法国有三分之二极注意这些极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财产拥护者”之吉伦特党左右国民大会一日，这些问题无从了结。

从大革命之开始以来，或者宁可说从1788年以来，当希望之光已透入于各乡村时，农民们只等着再取得公社的公有土地，甚至想取回贵族，僧侣，及上层资产阶级由于1669年之敕令所占有的东西。只要有机会，农民们便去收回这些土地，虽然在他们收回之后接着常有可怕的压迫，他们也不顾。

在以前，这土地的全部——草原，树林，荒土，以及开垦之地——都是属于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对于当地居民得行使裁判权，他们大多数还有权去征收各种税收，普遍是三天的工作及各种税款；或现物税，而他们对于农民，则须训练军队以保护土地，防止其他的领主或外国人或当地的匪徒之侵入与骚扰。

可是，领主们既有了军队，又有僧侣袒护他们，还有蓄养在他们宫中之精通罗马法的律师，他们便渐渐地将大块的土地据为私产。这种占有是渐渐来的；经过了好几百年——整个的中世纪——才得完成；但到16世纪末时是业已完成了。那时的领主们，已占有大块的可耕地及牧场。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

西欧的人口日见加增，土地价值日见高涨；已经成为国王的伴侣们之领主，便要在国王及教会保护之下，开始贪求那些仍然为乡村公社所占据的土地。用无数的方法及无数的借口来占有这些土地，或以强力，或以法律的欺骗，这在16及17世纪，已是司空见惯了。1669年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颁发一道上谕，使领主们有了新法律的武器，来占据公社的土地。

这武器便是“采择”，特许领主们对于他们曾经行使过裁判权的乡村公社之土地，得占据三分之一；于是领主们极力利用这道上谕，来攫取最好的土地，以草原为主。

终路易十四及路易十五之世，贵族与僧侣不断地用各种口实以攫取公社的公有土地。一个寺院可建立于纯净的森林之中，农民可任意将此森林之大块给和尚们，而这种占有不久即变成财产。此外，贵族本来一无所有，却有权在属于公社土地之未耕种土地中央，建一个农场，不久对于全部土地即可宣布其财产权，倘遇必要时，还毫不犹疑地去捏造所有权的证书。他们在旁的地方则利用土地圈地律，贵族们在好几省中，用篱笆把公社土地之一部分围圈起来，宣布他自己就是土地之主权者，得到国王及裁判所之批准，承认他在这些圈地的财产权。各公社对于此种占领倘有抗拒，则作叛逆处理；贵族们在宫廷中又有后盾，于是大小公社土地之赃物，便不断地通行于全王国。[1]然而，农民在感觉到革命要来的时候，他们便主张所有1669年以来的占有，无论其由于“采择”法或其他方法，都要宣布为不合法，乡村公社因受无数欺骗而转入于个人手中的土地，都应恢复。有好些地方在1789—1792年的骚乱时代，农民已将这些土地夺回，但是反动总有一天要来的，倘使它成功，则前贵族——被剥去土地之贵族——又要将其攫回。故此，必须使此土地之恢复成为普遍的，法宝的；可是遇着强烈的反对，不仅是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反对，就是国民大会，在吉伦特党左右之下，也是反对的。

我们要注意，常由乡村资产阶级所提议要将公社土地平分给公社居民的观念，并不为大多数农民所赞同；这和我们今日之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尔，阿拉伯，卡拜尔（Kabyle），印度，及其他仍存有乡村公社的农民，所不大赞同者是差不多。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公社财产仍然存在的地方，倘有平分属于公社土地之呼声，这都是为乡村资产阶级打算的；他们曾由小经营发了财，希望在土地平分之后，来取得贫民的一部分。农民之全体几乎常是反对此种分派。

大革命时期中的法国，也遇着此种情形。在无数陷于日益贫苦的农民之中，有一个农民资产阶级用或此或彼的方法，日见富足起来了，他们的要求是素为革命行政机关所接收的，因为它的来源，嗜好，及其立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些资产阶级的农民同情于贫苦的农民，去要求恢复从1669年以来贵族之所夺去之公社土地；但当他们主张确定平分这些土地时，他们便反对贫苦的农民了。贫穷的农民之反抗却是更为强烈，这是因为几百年来在城乡各公社中两级居民之分划依然。有些大概是小康的家庭，他们可说是这些公社建立人之子孙。他们自称为Bourgeois（资产阶级），在亚尔萨斯则称为Bürger（公民），或甚至单称“家族”，但是还有后来加入公社的，他们在亚尔萨斯及瑞士被称为“居民”。惟有前一种人才有享受公社可耕地之权，而且唯有他们才得随时有权享用牧场，树林，荒地，森林及其他等；而所谓居民，常享不到这些权利，很难得在荒地上去放一条羊，或拾取柴薪及栗子。

自国民议会把自动的公民和被动的公民之区别划得清楚以后，他们的境况是更加坏了；不仅政权为此，即选举公社议事会，职员，及裁判官等，也是一样。自宪法议会于1789年12月颁布自治法以后，的确把村议会废止了；此种村议会有如俄国之Mir，由公社中各家长组成，素来照常会集于榆树或钟楼阴影底下；自此种人民会议废止以后，即代以单由自动的公民所选出之自治机关。

自那时起，小康之农人及各种资产阶级之占有公社的土地，一定进行甚速。自然，自动的公民易于彼此谅解，去买得最好的土地，而剥夺了贫穷人民对于公有土地之享用权，这也就是他们生存之唯一保障。在凡兑的情形一定是为此，在布里坦之全部自然也是一样，由于1793年之法律可以知道那儿的农民，对于荒地，多草丛之地以及牧场，素来是有绝大的享用权——但自1789年12月之法律将公社议会之旧习惯废止以后，乡村的资产阶级使开始来争执这些权利。

小乡村资产阶级利用宪法议会所制的法律之力量，一再固执着要把曾由“采择”法所占去之土地还给各乡村，而且时要由法令规定将公社的土地划分。自然他们很有把握，如果国民议会用法令规定分划，便可完成小康农民的利益。贫民，“被动的”人民，自被摈斥。但迄至1792年，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都没有去进行。这两次的议会都不愿去解决土地问题，因为要使贵族们不高兴，为了这个缘故，他们遂未进行。[2]

可是立法议会于1792年8月10日以后，于其解散之前夕，觉得它该做一点事情，而其所做的，是有利于乡村资产阶级。在1792年8月25日，梅勒提出一个周虑的议案，要颁布法令来注销1669年上谕之效力，强迫贵族们归还两百年来夺自乡村公社的土地，可是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反之在十一天以前，于8月14日，立法议会却因佛兰斯瓦之动议，颁布下述的法令：“第一，于今年收获后，所有公社之土地及使用物，除树木外（意即仍属于公社之草地，可任全体居民自由放牧），都平分与各公社之公民。第二，各公民对于其各得之本分有完全领有权。第三，不属于任何人及未占领之公社土地，则平分于居民。第四，为办理分划计，农业委员会须于3日内颁布一定计划。”立法议会可以这同一法令，废止了人民对于负担及租税之缴纳的责任。

这对于公社之领有权，确是个阴险的打击。急急忙忙草成的法令，既不清晰又不谨慎，我总觉得是不合法度；我有时总觉得达骆茨所引的原文，不过是个不完全的概括，而我要去寻找那完全的法令。但是我又找到了达骆茨对于这惊人的法律之确当完全的原文，仅以一杆笔，便废除了法国之公社的财产，而剥夺了所谓居民，或Ansässigen对于公社土地之一切权利。

我很能了解由于这个法令所引起的全法国乡间贫民之忿怒。这个法令显然是把公社的土地分给自动的公民，并且仅仅是这些“公民”，而摈弃了“居民”及贫民。这是一个为乡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掠夺，[3]而这个法令及其第三段，即足以激起全布里坦之农民来反抗共和国。

1793年9月，在立法议会中宣读一个报告，陈述施行此项法令，引起了人民之强烈的反对，绝对的行不通。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立法议会不曾将其取消便解散了，而国民大会在10月以前，也不曾将其废止。

国民大会看见了施行这个法令之困难，遂于1792年10月11至13日颁布些法令，首先决定“在耕种的公社土地，当未分划以前，仍照各地习惯如常耕种，从事耕种之公民，得享受他们劳力之收获”。

自吉伦特党占据在国民大会以来，什么好的事情也不能做。但是农民们——最少，这些反法令的内容对于他们已解释过——倒觉得划分公社土地之企图，暂时是失败了。不过，此种夺取之恐怖仍然留存于各公社中，谁又能说出这于革命之伤害是如何的厉害呢？因它而激起各农业区域对于城市革命党人之怨恨，谁又能说出其程度如何呢！

还不止此。立法议会在其解散之前夕，在8月28至9月14之间，又颁布了一道关于公社土地的法令，尚得施行，则贵族们之利益，就“得其所哉”了。它确确实实地说：“未占领的及荒野的土地，是认为属于公社的，是经过裁判所的裁决认为属于他们的。”倘使贵族们占领这些土地或其一部分在最近四十年以外，而且继续享有，则这便是他的财产。[4]

后来法布勒（Fabre，赫罗尔的表代）在国民大会的报告，表示这个法律是大有利于贵族，因为“几乎所有以前的贵族，都能够证明他们之占领足有四十年”，所以“这个法令同情于公社”之条款是等于零了。法布勒又指出了这个法令第三款之不公道，因为依照这一款，则贵族将其所占有而卖给第三者的土地，乡村公社对之便永无赎回的希望。达骆茨还更进一步明显地说穿，法庭规定要各乡村公社提出正面而难定的证据，来回复他们对于土地之占有，这使乡村公社是如何的困难。

故此，1792年8月的法律，只是拥护“掠夺者”对于公社土地之利益。唯有在国民大会，而且只在5月31日及6月2日的暴动以后，结果把吉伦特党领袖逐出去了以后，公社土地的问题，才能用同情于农民的态度提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