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尔派之倒——丹东之死刑

第六十五章　赫伯尔派之倒——丹东之死刑

革命党及反革命派间的斗争之继续——罗伯斯庇尔与国民大会之特派员——赫伯尔派之胜利——圣朱士之伟大的演说词——他之拥护恐怖政策——他之攻击丹东派——哥得利尔党之行动——赫伯尔派领袖们之被捕——进而逮捕硕墨特，巴舍，柯骆及勒克勒——政府之成功——赫伯尔派及其他等人之死刑——王党之欣喜——委员会及公社间争斗之终结——委员会之逮捕丹东，对木郎，非利波及拉哥罗瓦——他们之死刑——这些死刑在巴黎之影响——革命终局之实现

反革命派天天在抬着头而日见胆大，他们与革命党之潜伏的争斗，就这样地经过了一个冬季。

在2月的初间，罗伯斯庇尔便做了攻击一部分国民大会特派员之主要人物；这些特派员之行动，如加利尔之在南德及富奢之在里昂，以恐吓的忿怒攻击叛乱的城市，他们并没有分辨谁是叛乱的唆使者，谁是被唆使加入的人。[1]罗伯斯庇尔主张将这些特派员召回，他又以控告来威吓他们，但是这个运动却毫无结果。新6月5日（2月23日）国民大会竟将加利尔赦免了——加利尔本是最有罪的人，这么一来，不管是说将一切其他的特派员之罪过，无论其为什么，都赦免了。赫伯尔派胜利了。罗伯斯庇尔及谷桑二人都病了，有几个星期没有出面。

同时，圣朱士从巡视各军回来，于新6月8日（2月26日）在国民大会有个伟大的演说，这个演说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更使事实纷乱。他这次丝毫不左袒温和政策，而赞成赫伯尔派之恐怖计划。他也来威吓共和国之敌人——甚至比赫伯尔派之已经做过的还来得有力量。他要攻击“腐化派”，把那些丹东派挑选出来，作为以后断头机上的牺牲者——他说：“这一个主张缓缓进行的政党，是欺骗其他一切的党，他们是准备着反动之回来；他们之所以主张温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够力量恐怖。”圣朱士曾经是站在共和派“忠正”之立场上的，他的说话自然是没有力量；而赫伯尔派素来之议论，最少也是嘲笑“忠正”的。所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敌人和那些趁着革命而打劫的“谋利者”，混为一起。至于经济的问题，圣朱士于新6月8日报告中所采的战略被容纳了，虽然是很暖味的，可是有些是激烈派的意见。他承认迄至当时，他都不曾想到这些问题。他说：“各种情况之力量使我们所得的结论，是我们所不曾想到的。”但是他现在想及了，不过他仍无意去攻击大宗的产业；他之反对他们，只因为他们是在革命之敌人手中。他说：“爱国者之产业是神圣的，阴谋家的土地要给贫民。”他又对于土地财产发表一些意见。他的主张是，土地应该属于耕种的人，那些二十年来或五十年来自己不曾去耕种的人之土地，应该夺去。他希望有一个忠实小地主过安适生活之民主政治；他主张将阴谋家的土地夺去而分给贫民。会社上一天有乞丐有光棍，及社会中人民的关系（其意是指经济方面）产生违反政府之一定形式之欲望，便一天没有自由。他说：“我不相信，在贫民能够奋起来反抗新秩序的时候，你们能建立自由。我不相信，在人人不曾享有土地的时候，你们能将贫穷消灭。……将国家的产业分配给贫民，才能消灭乞丐。”他又提出一种国家的保险：“设立国民公共的产业，以便补救社会上所遇的灾祸。”这个产业是用以酬劳忠实，救济个人的不幸，及教育事业。

在这一切之外，又大大地申述恐怖政策。这就是赫伯尔派的恐怖政策，微染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在这里边并没有主干。其中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立法计划，倒不如说是些格言。而且，圣朱士之主要目的，显然地只是要证实（据他自己所说的）“山岳党仍然领袖革命”。它不能让旁人超越它。它要压制急进派及赫伯尔派，不过采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已。

圣朱士因这一个报告，得到了国民大会之两个法令。其一是应付那些主张温和政策的：公安委员会有权去释放“被禁押的爱国者”。另一个法令显然是比赫伯尔派所打算的远要急进，同时又去镇定国家产业之购买者。爱国者之产业应该是神圣的；革命的敌人之产业应该充公，用以谋共和国之福利。至于敌人们，是一向被禁押以待和议的，应该将其流放。对于那些希望革命在社会方面谋改革的，则施以欺骗。除口头上外，在这一方面什么也没得到。

因之，哥得利尔党决定动作。他们于新6月14日（3月4日），用一块黑帷去罩着那刻有“人权”字样而悬在他们俱乐部中的板上。顽散提及断头机，赫伯尔则攻击阿麻尔，他是公安委员会之一，曾迟疑着不将六十一名吉伦特党交革命法庭。他甚至用双关的话来暗指罗伯斯庇尔——并不是说他反对严厉的改革，乃是因为他替对木郎辩护。这么一来，便觉得对于一切恶势力，除恐怖政策外，另无补救之策。加利尔竟说出“暴动”这两个字。

但是巴黎的人民并不动作，而公社也不听赫伯尔派的哥得利尔党之申诉。于是在新6月23日（3月13日）的晚上，就有些赫伯尔派的领袖们——赫伯洛，摩摩洛，顽散，罗山，杜克罗格（Ducroquet）及洛莫尔（Laumur）——被捕，而保安委员会便利用其比洛发棱之派出人四出散布些中伤他们的谣言。比洛说他们要去屠杀牢狱中的一切王党；他们要去劫掠造币厂；他们把粮食埋藏在地下要使巴黎饥荒！

在新6月28日（3月18日）公社检事硕墨特地被捕，保安委员会已于前一日将其撤职而代以塞利尔（Cellier）。这个委员会又将市长巴舍之职务撤去。安那奢西·柯骆已于新4月8日（12月二十28日）被捕——其罪名则为探定某一妇人之名是否列入嫌疑犯表中。奢利尔的朋友勒克勒，是从里昂来和奢格·罗克斯一起工作，也以此案被牵连。

政府胜利了。

要逮捕这些急进派之真原因，至今还是不知道。难道说，他们有一个计划要凭罗山的“革命军”之助来夺取权威吗？这是可能的，但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地知道这事件。

赫伯尔派被解至革命法庭，委员会很卑劣地造成了当时之所谓“混合物”。在这同一批中，有银行家及德国代派人，再加上摩摩洛；他是从1790年来就以其共产主义的理想著称的，而且绝对地舍其一己之一切以从事于革命；还有奢利尔的朋友勒克勒，“人类之演说家”的安那奢西·柯骆，他于1793年时就已预见到人类之共和国而敢于提及它。

在新7月4日（3月24日），经过一个三天的纯形式之审讯后，他们都被处死刑。

我们很容易设想，当时群集于巴黎的王党们，是如何地欢欣。街市上满是些穿着最时髦衣服的“纨子”；当这些殉道者坐在囚车上运往大革命广场走过时，他们去加以侮辱。富人们出可笑的价钱买一个接近断头机的坐位，以便清清楚楚地看见Père Duchesne的编辑者之受刑，才很痛快。米施勒说，“这地方立即变成了剧场，四周绕着成了一个市集，在香榭里舍，有许多穿得很漂亮的人，散布在那些临时的店铺及帐棚里。”人民在那一天却没有出现；他们是很忧郁地仍留在他们的陋室里。他们知道这些被屠杀者，便是他们的朋友。

几天之后，在新7月24日（4月13日），硕墨特也上了断头机，和他一道的有前巴黎主教而已辞去主教职之哥伯尔。他们的罪名是不敬上帝。对木郎之寡妇及赫伯尔之寡妇也加在这一批。巴舍虽得了赦免，但是他的市长职则为浅薄的夫鲁利·勒各（Fleuriot-Lescaut）所代，而硕墨特检事职之继任者，起先是塞利尔，其次是奥脑得·伯羊（Olaude Payan），他是拥护罗伯斯庇尔而比巴黎人民更热心于“至尊者”之崇拜的人。[2]

保安及公安两委员会，是这样地征服了它们的敌人，巴黎公社。自1792年8月9日以来，这个革命发动中心与革命官吏代表间之争斗，便这样结局了。十五个月中成为革命法国之火炬的公社，今后只成为政府机关之一小片而已。这以后，结局便在眼前了。[3]

可是在这些人受刑之后，王党是得意极了，委员会觉得它已被反革命派压住了。现在是轮着他们登“达平崖”了——这是布里索所喜欢的。在赫伯尔受刑之日，对木郎的行为是可恶的（关于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发行第七期的《哥得利尔评论》，完全是攻击革命局面的。王党们傻头傻脑地只晓得快活，总催着丹东来攻击委员会。吉伦特党借着丹东来掩饰，总想利用赫伯尔派失败的机会来政变——这个政变就是要把罗伯斯庇尔，谷桑，圣朱士，比洛发棱，柯洛赫布瓦及其他山岳党领袖，一律送上断头机。在1794年春季，这个反革命也许已胜利的，但是两委员会决计攻击右派，牺牲丹东。

在3月30日（新7月9日）的晚上，丹东，对木郎，非利波及拉哥罗瓦被捕，这使巴黎惊讶。因为圣朱士在国民大会的一个报告（是根据罗伯斯庇尔给他的一个粗疏的草稿提出的，此草稿至今仍保存着），议会便立即命令追究丹东，而加以逮捕。“泽沼党”只有必恭必敬地尊命通过。

两委员会于是来一套“混合物”——或“一批”——为的是要扰乱听闻；送到革命法庭去的有丹东，对木郎，巴即尔（我们曾知道他是曾访问巴茨男爵的人），罪名是伪造者的爱格兰丁，拉哥罗瓦则为劫掠罪，曾承认为某种事件领得王党十万法郎（没有动用）的奢波，假造犯得骆内，以及为巴茨阴谋充媒介的（杜鲁斯）之朱里安。

在法庭上的辩护是禁止的。因为恐怕丹东之有力量的辩护要激起民众的骚乱，裁判官遂不许他及旁人开口，而宣布他们的死刑。

在新7月16日（4月5日）他们都受死刑。

我们很能了解，革命的巴黎公社之倒，如勒克勒，摩摩洛，赫伯尔及柯骆诸人之死刑，接着又是丹东及加米尔·对木郎，最后是硕墨特，这于巴黎民众及一般的革命党中要发生如何的影响。在巴黎及各省，认为这些死刑即革命之终局。在政治上，人家固然知道丹东是反革命之中心。但在法国一般看来，他仍然是居于一切民众运动之先导的革命家。人民都在问着自己：“如果这些人是叛徒，那么，我们又相信谁呢？”另有些人问道：“但是，他们是叛徒吗？”“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记号，表示革命快要完结吗？”

这正是这么一个记号。革命之向前的运动是遏止了；只有个势力说：“你们不要再走远了”，而在这时，民众之主要的主张正要想表现出来——这个力量已把那些要形成民众之要求的人压倒了，真的革命家都很能知道，这确是革命之致死的痛苦。他们并没有被圣朱士欺骗，圣朱士告诉他们说，他正要像那些被他送上断头台的人一样想着。他们知道，这便是“终幕”之开始。

在事实上，两委员会之战胜巴黎公社，即是秩序之胜利，在一个革命的时代，秩序之胜利，即是革命时代之完结。此后也许还有些变化，但革命是完结了。

曾经造成大革命的人，最后对之都失了兴趣。他们只好站在一边，让那些“纨绔子弟”来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