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屠杀
人民愤怒之激起——亚巴意监狱之屠杀——公社之防止屠杀——屠杀之继续——吉伦特党之态度——屠杀之解释——议会之告国人书——屠杀之终止
警钟之声,响彻全巴黎,鼓声也在各街巷中响着,警炮之声,在每一刻钟中可听见一次,开赴边界的义勇队之歌声,这些都在9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发现了,因而激起了人民以至于狂怒。
在中午以后,群众即齐集于各监狱之四周。有二十五个牧师要从市政厅提到亚巴意监狱去的,关在马车里,却在街上被马赛或亚威娘(Avignon)所来之同盟军攻击。在到达监狱以前,有四个牧师被杀。刚到门口的时候,有两个被杀。共余的都收下了;但正在要经过一个简单的审问之时,那些肩着刀枪镰刀的群众,拥入监狱,除聋哑学校主任壁加住持(Abbé Picard)及其助手外,所有的牧师通杀了。
于是屠杀事件便开始于亚巴意——这个监狱在当地的名声,是特别的不好。围集在这个监狱的群众,大部分是住在当地的小商人,要求将8月10日以来所逮捕的王党,一律处死。当地的人民都知道他们是很有钱的,并且能够很自由地在狱中宴会及接待妻室朋友。这些囚犯们,当法军在芒斯(Mons)战败后,就举烛相庆,当伦维投降后,他们竟高唱着胜利之歌。他们侮辱那从栅栏旁走过的人,并且期待着普鲁士人及屠杀革命党者之立即来到。全巴黎都在谈论着在监狱中所计划之阴谋,以及军械之输入;并且大家都知道,监狱便是假造纸币及救济院支钱单的机关,他们要以之来破坏公共的信用。
围绕着亚巴意,拉佛斯,及刚西尔哲利(Conciergerie)等监狱的民众,都一再在谈论着这件事情。这些群众即刻夺门而入,开始杀戮瑞士兵之长官,国王之卫队,因拒绝向宪法宣誓而被驱之牧师,及8月10日以后所逮捕之王党阴谋家。
这种非意料所及之自然发生的攻击,似乎使人惊讶。王党的史家总高兴说,这是公社及丹东所指挥的,其实是绝没有这么一回事;[1]公社既料不到会有这种屠杀,故当时在万分匆促中想方法去保护寺塔,去拯救那些因欠债或因欠缴付而被逮的人,以及陪伴玛丽·安都勒的太太们。这些太太们是被公社派去的人凭着夜色救出来的。他们之能做到这一步,是费尽了无穷力量,冒险深入围绕着监狱及附近街巷之群众中拼命救出来的。[2]
大约在深夜两点半点,当亚巴意狱开始屠杀之时,公社便立即想方法去阻止。它又立即将此事通知议会,议会派员去向人民说话;[3]而公社之大议会在下午开会,到六点钟的时候,辩护士马留埃(Manuel)来报告防止屠杀之失败。他说:“国民议会所派去的十二个人,他自己,及市自治政府所派去的他的同僚,努力想去救护这些罪犯不至于死,却是毫无效果。”到了黄昏时候,公社接到了它派到拉佛斯狱去的人之报告;决定要把他们再派去,来安静民心。[4]
在2日到3日的晚上,公社甚至命令国民卫军司令桑特尔派队去阻止屠杀。但是国民卫军不愿去干涉;否则,属于温和区团之军队已经去了,这是很明显的。在巴黎又显然有一种意见,以为派国民卫军去,会要激起内乱,当时时机紧急,敌人逼近只有几天的距离,当时是非结合不可。议会要人民结合起来,在它那9月3日的布告上说:“他们要分散你们;要激起怨恨;要激起内乱。”在此种情形之下,除却劝解以外,再没有旁的方法。但是,公社派人去劝告,要中止屠杀,在亚巴意狱时,有一个人民却答复得很恰当,他向马留埃说:“如果那些普鲁士及奥国的暴徒到了巴黎,他们会不会辨别谁是有罪,谁是无罪。”[5]
另有一个,或者仍是这一个,接着说:“这是蒙漠兰的血及他的伴侣们呀!我们干我们的,你们去干你们的罢;如果我们所委托去执法的人能尽他们的职务时,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6]这就是巴黎人民及所有的革命党在那一天所知道的情形。公社之警戒委员会,[7]在知道9月2日下午马留埃去的结果以后,便不得不发出下列的通告:“兹用人民之名义以申诉于诸同志:望诸同志准将亚巴意狱中诸犯,除人民允于安全之兰范住持(Abbé Lenfant)外,任人民裁决。9月2日于市政厅。签署:巴尼,色尔尚,行政员。”
由民选十二陪审官所组成之临时法庭,立即成立,并任命自1789年7月14及10月5日以来著名于巴黎之梅衣亚(Maillard)为庭长。在拉佛斯亦由公社之两个或三个人员新设立一同样的法庭,而这两个法庭却开始竭其全力去救出这些囚犯。梅衣亚竟得如此救出有重大干系之加佐特(Cazotte)及革命之著名的敌人桑布鲁意(Sombreuil)。梅衣亚利用他们的女儿,加佐特小姐及桑布鲁意小姐,她们得到陪伴父亲于狱中的允许状,而且桑布鲁意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之法庭便将他们开释了。后来在加萨惹(Granier de Cassagnac)所影印之文件中,梅衣亚竟傲岸地说他用这个方法救了四十三个人的生命。据说,桑布鲁意小姐曾喝了“一杯血”来救他的父亲,不用说,这又是王党著作家之一个不名誉的杜撰。
在拉佛斯狱中也释放了不少,据达连说,只一个妇人被杀,便是兰巴尔夫人(Madame de Lamballe)。每开释一人,接着便有“国民万岁!”的呼声,群众对他极表同情,并且护送他回去,倘被开释者或其家庭给予钱财,护送者即拒绝不受。他们这样地开释了王党,因为王党没有显著的事实,甚至,如大臣莫勒维之兄弟;深恨革命之威伯尔(Weber),他是个奥国人,王后之干兄弟也被释放了;他们在胜利中引导着被开释者,惊喜若狂地到被开释者的亲戚及朋友家中去。
在加麦(Carmes)修道院中,牧师们从8月11日起即被监禁了——其中有著名的亚勒大主教,被控为主使屠杀当地之爱国者。倘不是因为9月2日的事变,已将他们递解了。有许多拿着镰刀的人民,在那天拥进了修道院,略一讯问,即将大主教杀了,还有许多拒绝宣誓的牧师也被杀了。然而有几个爬墙逃脱了;另有一些,被卢森堡区及当时值岗的人所救。
3日仍在继续屠杀,当晚公社之警戒委员会,用司法部的封套,发一个通告给各郡;这通告是由马拉起草,其中攻击议会,详述各事变,并劝各郡模仿巴黎。
然而人民之暴乱宁静下来了,圣麦亚(Saint-Méard)说,在3日八点钟时,听见有些声音喊着:“怜悯,怜悯那些仍活着的人!”而且,只有少数政治犯关在牢里。但是接着又发生了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在那些为着主义而去攻打监狱者之中,夹着有旁的分子——可疑的分子。最后,米施勒所谓“澄清之狂热”的事实发生了——要澄清巴黎,不仅是王党的阴谋家,还有伪造钱币者,造假钱票者,欺诈者,甚至娼妓(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王党),都要一网打尽。大监牢(Grand Chatelet)中之盗贼及伯那端狱中之罪犯,在3日即已被屠杀。4日,有一队人到萨尔伯特利尔(Salpêtrière)及比色特尔(Bicêtre)狱中去杀戮,甚至杀到在比色特尔的“感化院”,这里边都是些和他们一般贫苦的人,尤其是小孩子,他们本应该去表示敬爱的。据马唐(Maton de la Varenne)说,公社竟于4日将屠杀止住了。[8]
死了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二百零二个牧师,二十六个王室卫队,大约有三十个属于参谋部的瑞士兵,三百多受普通法律裁判的罪犯,这里边有些是监禁在刚西尔哲利狱中时而仍在造假纸币的。马唐把在9月这几天杀死的人依字列成一表,共有一〇八六人,外加三个无意殃及而不知名的人。王党的史家,却来张大其辞,说是有八千甚至有一二八五二人被杀。[9]
所有叙述大革命的历史家,从布奢及罗克斯算起,都载有各著名革命党对于这些屠杀的意见,在这已经发表的无数意见中,有个可惊的特性。这便是那些吉伦特党们,他们后来利用这9月屠杀的事件,来凶猛固执地攻击“山岳党”,其实,在那几天之中,他们也不免于放任的态度,后来竟以此去攻击丹东,罗伯斯庇尔及公社。只有公社,在它那大会议及警戒委员会中,还多少想点方法来阻止屠杀,或者,当他们看见了万不能防止时,最少也得加以限制而使其成为合法的行动。其余则懦弱不敢动,或是以为他们不应该去干涉,而大部分的人,事后却与以赞同。这便可以证明,当时虽因屠杀而激起了狂呼人道之声,大家却知道这是8月10日之后所免不了的事,而且是统治阶级,在攻杜意勒利宫后20日间之政治的模棱两可之态度所激起的。
罗兰在9月3日的信中(这封信是一再被人引用的),他也承认屠杀是不可免的事。[10]
他的主要点是要成立一个理论,吉伦特党所主张的理论,——即是,在8月10日以前虽免不了骚乱,现在却须将秩序恢复。布奢及罗克斯说得好,[11]吉伦特党“都是只为自己打算的。……他们眼见得威权由他们手中而跑到敌人的手中去,很不痛快……但是他们对于那已成事实的运动,并无惩责的打算……他们也不否认,只有这个运动才能保全国家之独立,才能与逋臣们所指挥的军队对垒。”
主要的新闻纸如《快报》及蒲鲁多姆的《巴黎之革命》,在称赞着这次事变;而其余的,如《爱国年鉴》及《巴黎汇报》,甚至在布里索所办的《法兰西爱国者》中,对于这几天的事件,反只有冷淡而漠视的话。至于王党的机关报,自然要抓住这些事实,造成些荒诞的故事,来留传百把年。我们也用不着来反驳他们。但在共和派的史家中,有个判断上的错误,却是值得注意的。
确实,当日动手到监狱中去屠杀的不过三百人,有些著作家便责备共和党,说他们胆小,不去阻止。可是,这种观察是再错误没有了。三四百的数目是不错的。但是,只要读读威伯尔,朵则色小姐(Mademoiselle de Tourzel),马唐,及其他各家的记述,便可知道,动手去杀的人虽然有限,而四周街巷却围有无数赞成屠杀的群众,如有人来阻止,他们也会加入来武力抵抗。而且,各区的布告,国民卫军的态度,以及最著名的革命党之态度,都可证明:谁也知道若以武力干涉即会激起内乱,不管内乱是哪一边胜利,都会使屠杀事件更为广布,而比在监狱中之屠杀,更为恐怖。
反之,米施勒说过(他的话是一再被人引述过的),激起屠杀的是恐惧,没来由的恐惧,而且是很厉害的。几百个王党在巴黎,是不足以危害革命。但是,在我看来,此种推论是太小视了反动之力量。在这几百个王党一边的是大多数,其中有最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全体的贵族,立法议会,郡执政司,大多数的法官,以及无数的官吏。有这么多分子的大集团来反对革命,他们伸开着两臂在等着德军来,以便借德军之帮助来实行反革命恐怖,黑色的屠杀。我们只要回想1814年时,波旁家借着外兵强力的保护,回来而实行的白色恐怖,便可知道。
此外,还有个历史家所不曾了解的事实,却是整个情景的关键,而成为9月2日的运动之真实原因。
在9月4日的早晨,屠杀仍在进行的时候,议会毕竟因奢波的动议,决定向人民宣布;这次所宣布的话,是人民素来所渴望于立法者来宣布而不曾宣布的。议会在其告国人书中宣布:为尊重将来国民大会之决断起见;他们不能“将应当取决于法国全民族的事情,由他们以其决议来预为处置”;但是,他们现在不用人民代表的名义,而以个人的资格来宣誓:“要竭其全力来与国王及王权奋斗!——决不承认投降,决不承认外国人来做国王!”议员们都这么嚷着。这一个虽有限制的通告通过了以后,议会便立即派特别员到各区去宣布,各特别员受各区热烈的欢迎,各区遂自动地立即停止屠杀。
但是这个通告之在议会通过,并不是在马拉劝人民屠杀立法议会的王党流氓之前,也不是在罗伯斯庇尔指摘加拉(Carra)及吉伦特党准备承认一个外国人做国王之前,又不是在公社命令搜查罗兰及布里索住宅之前。直到了9月4日——仅仅在9月4日——吉伦特党郭德才邀请代表们来宣誓,决以全力以与国王及王权奋斗。如果在8月10日以后,立即就这样坦白地宣布,如果路易十六当时就受审判,屠杀事件一定不会发生。议会及政府宣布准备与王党决斗时,人民便会知道王党的阴谋是无能为力。
而且,罗伯斯庇尔的怀疑,并不是纯粹的空想。老共和党康多塞,从1791年以来立法议会中就只有他这一个代表,公然主张共和政体,并且为他自己的缘故——也只为他自己的缘故——来反对要布鲁威克公爵登法国王位的观念,然而他在《巴黎汇报》上,有时也承认有人向他提起过这位公爵。[12]
在王位虚悬的时候,法国王位的后继者有几个人——约克公爵(duc d'York),奥尔良公爵,奢得尔公爵(他是都木里茨之侯补者),布鲁威克公爵——在被讨论着,不仅像佛意党这些不主张共和国的政客们在讨论;就是不相信法国有胜利机会的吉伦特党也是如此。
在这些握权的政客们之中,既是如此狐疑不决,懦弱无能,毫不磊落,人民因此觉得失望,便激起9月2日巴黎的事变。
[1]他们要证明这一点,便说在8月30日至9月2日,因为丹东及其他革命人物之干预,释放了不少的人;并且说:“你瞧,他们都把他们的朋友救出来了!”可是他们竟忘却了说,在30日逮捕的三千人之中,有两千多人被释放了。囚犯区的爱国者,自然要要求将他释放。至于丹东在9月这几天中的活动,顶好去参看阿拉德之《法国革命之研究及教训》。
[2]王太子之保护人朵则尔夫人及其幼女宝莲(Pauline),三个王后的侍女,兰巴尔夫人及其侍女,都已由寺塔而提到拉佛斯狱;除兰巴尔夫人外,她们都被公社的特派员从这狱中救出来了。在9月2日至3日夜里两点半钟的时候,三个特派员,特鲁硕(Truchot),达连,及吉罗(Guiraud)到议会来陈述他们的经过。在拉佛斯及圣伯拉吉(Sainte-Pélagie)二处狱中,他们把所有的钱债犯救出来了。约当中夜,在向公社报告之后,特鲁硕又回到拉佛斯,救出所有的女人。“我能救出了二十四个,”他说,“我们特别保护朵则尔小姐及圣布里斯夫人(Madame Sainte-Brice)。……为我们的安全起见,我们只要退出,因为他们也要向我们下手。我们把这些太太们带到了‘人权’区,住在那儿直到受审讯时”(见布奢及罗克斯书中第十七卷353页)。特鲁硕的这几句话是绝对可靠的,因为我们根据宝莲朵则尔的记述,知道这位公社特派员(她还不晓得他是谁,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看待),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她带出监狱附近的街巷,四处都有人民防守着,看有无犯人带走。兰巴尔夫人本来也可被市长伯蒋将她救出,但被一些不知的势力所阻住了。据说,有许多奥尔良的密探要致她于死,并且有名有姓。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自金刚钻颈珠事件以后,很有许多有势力的人,希望灭却王后这一个心腹之患,那么,她之不能得救,是用不着惊讶的了。
[3]所派的人之中有:巴即尔(Bazire),杜索尔(Dussaulx),新堡(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著名吉伦特党意拿(Isnard)及拉吉弱(Laquinio)。巴即尔又请奢波来加入,因为他是颇得贫民信爱的人。
[4]参看布奢及罗克斯书中十七卷368页所引的公社之记录。达连晚上向议会的报告,即可证实马留埃的话,他说:“公社的人先到亚巴意去,用了无数由热情与人道所暗示的方法。但是没有一点儿影响,只看见几个牺牲者杀在他足下。他自己的生命也很危险。因为人民怕他在此煽动,自然要迫他走开。”到了半夜,人民到拉佛斯去时,达连说:“我们的特派员也跟着他们去,但是毫无所获。在他们之后又有代表来了,当我们离开到此地来时,又派了代表去。”
[5]“公民先生,请告诉我,如果普奥的暴徒到巴黎来了,他们也会寻找犯罪的吗?他们不会左右乱撞,像8月10日的瑞士兵一般吗?至于我,我不是个演说家,我不要催眠人家;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家庭的父亲;我有一个老婆五个小孩,我可把他们都留在这里,而我去和敌人打仗;但是我恐怕在监狱里这些坏蛋,有别处来的坏蛋替他们打开狱门,他们再出来杀戮我的妻室儿女。”见Felhémési(Méhée fils)所著La varité tout entliére,etc。
[6]立法议会及市自治机关派代表最先到亚巴意夫的时候,有个人民这样答复他们,见蒲鲁多姆之刊物。
[7]公社之警戒委员会早已有了,是由市警厅之十五个人员组成的,8月30日又由公社之大议会的法令改组:此委员会开首是由巴尼,色尔尚,杜蒲能(Duplain),及索都意(Sourdeuil)四员所组成,由大议会授以职权;“情形紧急,工作重大”,遂于9月2日另加七人:马拉,得佛格(Deforgues),兰范,勒克勒(Leclere),杜获(Durfort),加意勒(Cailly),及格梅(Guermeur)。米施勒,他亲见这个公文,说只有六人;他没有提及杜获。罗伯斯庇尔是坐在大议会中。马拉则以“新闻记者”的资格来参与——公社已命令在议会厅中为一个新闻记者建一个楼座。丹东则想公社来和议会之执行者调和;换句话说就是来和他所参与的内阁调和。
[8]见Maton de la Varernne,Histoire Particulière des événements qui ont eu lieu on France pendant les moi des juin,de juillet,d'août et de septembre,et qui ont opéré la chûte du trône royal(《6、7、8、9月间法国所发生之事变及王位之推倒专史》)。在5号还有些单独的屠杀。
[9]王党的大著作家及造谣者伯尔稽尔(Peltier)的记述是很详细的,他说有一〇〇五人;但是他又说,在比色特尔及街巷中也有杀戮,要统计起来,有八千之多(见Dernier tableau de Paris,ou récit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du 10 août)。布奢及罗克斯说得好,“只有伯尔稽尔一个人说,除在监狱之外又在别处杀人”,这与当时的一般著作家完全相反。
[10]“我知道,革命是不能以普通的法则来判断的,我也知道,造成革命的力量必得立即使之居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倘然不希望全部消灭的话。人民之愤怒及暴动之开始,有如一个急流,这个急流摧毁一切其他力量所不能摧毁的障碍,如果不即刻将其导入大川,则洪水泛滥可成绝大之灾害。……昨日是个多变故的一天,或者我们应当不去叙述:我知道人民复仇心虽可怕,其中却也有些公道;他们并不是在气头上遇着谁便杀谁,他们杀戮的标准,只拣着那些他们认为一竟居于特殊阶级的人,并且当时的危机告诉他们,非急速将这些人消灭不可。但是,巴黎之安全,须各机关立即回复其各自的权限。”
[11]见其著作之397页。自然,吉伦特党的阁员们很知道监狱的事变是怎样。我们知道,陆军总长色尔温于9月20下午到公社来,指定于八点钟时,与桑特尔,伯蒋,赫伯尔,比洛发棱及其他等,讨论军事计划。公社已明显地在谈论关于屠杀的事件;罗兰已亦得有报告,但是色尔温等却以为他们还有更紧急的事——边境之战争——而不愿在巴黎激起内战。
[12]吉伦特主要机关报之一《爱国年鉴》的编辑加拉谈到布鲁威克,于1792年7月19日的一期上,曾如此说:“布鲁威克公爵,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及最聪明的政治家;他是很有学问,很文明,很可爱的;他只要求一件事情,便是王冠;我固然不说他可做世上最伟大的国王,然可做欧洲之自由的真实的再造者。如果他到了巴黎,我敢说,他首先会去和雅各宾党接近,也戴起红帽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