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米突制；新历；反宗教运动

第六十二章　教育；米突制；新历；反宗教运动

教育——三级制——米突制——它之重要——共和国历——它与教会之关系——对僧侣之严厉法律“反基督教”之初步——国民大会之鼓励——哥伯尔主教之放弃——议会之热狂——运动之广布——自由及理性节——罗伯斯庇尔之反对——丹东之行为——罗伯斯庇尔及丹东——加特力教之胜利——至尊节——新11月9日之先兆

革命党在这些争斗中，并没有忘却国家教育之大问题。他们要把教育的基础奠在平等原则上。据最近所发表的公共教育委员会之文件，便可知道他们曾在这方面，实在做了很大的工作。米施尔·勒泊勒稽尔（Michel Lepeletier）关于教育之可羡的报告（他死后才发现），在国民大会中宣读，提出一些关于教育三级制的改革——小学，中学及专门学校——这计划被采用了。

但是大革命时代之最大的智慧纪念物还要算米突制，这个制度使长度，面积，体积及重量之度量的分划，是依着十进法；十进法是我们计算的基础——它能使数学的教学趋于简易，而且使我们的心算方便许多；可是米突制的功用，不仅是如此而已。它使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量度，“米突”，这个长度（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是永远正确的，反之，我们的度量有时要失去，正如许多古文化之度量都已失去一般——这种改革便在思想方面开了一些新的眼界。此外，米突制因在长度，面积，体积及重量之单位间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比例，就是为19世纪之科学胜利做准备工夫——确定物理力之合一性与自然界之合一性。

共和国新历是米突制之逻辑的产物。它之被国民大会采用，是经过了罗兰于1793年9月21日及10月5日宣读的两次报告，及11月24日爱格兰丁（Fabre d'Églantine）之另一次报告，[1]这个新历在年代之计算上开一新纪元，它以在法国宣布共和国的一天为岁始，即1792年9月22日，正是秋分的节气。基督教的星期制废除了。星期日没有了——逢十（Décadi）即为休息日。[2]

国民大会这样地决定废除日常所用之基督教历，自然鼓励起那些视基督教会及其僧侣们为奴制拥护者的人。凭着他们与已对宪法宣誓的牧师们之交接经验，证明了要教会参加改革之不可能。因之，废止国家给薪与牧师的问题，以及取消供给牧师们举行各仪式之用费而由其自己去担负的问题，遂应运而起。康盘于1792年11月时已将这计划提出于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大会竟有三次决定保存国民教会，隶属于政府而由政府支薪——因其以极严厉的态度对待那些顽梗的牧师（即不曾宣誓的牧师）。

通过了好些极严厉的法律来对待这些牧师们：不曾宣誓的牧师驱逐出境，而且从1793年3日18日起，凡是重新参加骚乱的牧师，以及被驱逐而仍留于共和国境内的，皆处死刑。1793年10月21日，颁布了甚至更神速的法律，凡是被某城之六个公民控告其“有负公民职责”之罪的，就是立宪派的，已宣誓的牧师，也要驱逐出境。这么一来，就是说在法国已宣誓的牧师，和未宣誓的牧师及加特力教徒常是一样的不安全。

“反基督教”之最初的运动是发生于亚伯维尔（Abbeville）及勒非尔（Nevers）。在勒非尔之国民大会特派员富奢的行动，自然是与硕墨特一致甚或是受他的指示，他在这城中遇见了硕墨特；他于1793年9月26日，对“一切迷信的及虚伪的崇拜”宣战，而且希望以“对共和国及自然道德之崇拜”来代替。[3]在采用新历的几天之后，他于10月10日发布一个新命令，规定一切的崇奉仪式，只能在寺院内部举行。一切在“道路上的宗教表记”等，都要毁灭，牧师们除在礼拜堂中外不得着法衣，末了，葬埋不得用宗教仪式，在坟地上只要种植些树，“在树荫底下建立一个表现睡眠的雕像。其他一切的表记都要废止”，而且，“在进墓地之门上，为以宗教之尊敬献给死者之灵起见，在上面刻着‘死是永久的睡眠’字样”。他以唯物派的理论向人民来解释这些法令的意义。

同时，另一个国民大会之特派员雷格勒骆（Laignelot）把罗治福的教区礼拜堂改为“真理寺”，那儿有八个加特力教牧师及一个新教牧师于1793年10月31日来“放弃”他们的僧位。巴黎则于10月14日，因硕墨特之激起，禁止了外表的宗教之实施，到16日，富奢关于葬埋的命令，被公社在原则上采用了。

这个运动丝毫不足奇怪，大革命及其先驱者之久已影响于人民心理，这是显然的事实。现在因有国民大会之行动的鼓励，各省都热狂地参加这反基督教的运动。整个的柯伯尔（Corbeil）州，因有力佐奥基（Ris-Orangis）附廊之倡首，都起而放弃基督教；柯伯尔的两个代表于10月30日到国民大会来报告这事件的，国民大会很称赞这个步骤。

六天之后，有两个末内西（Mennecy）公社代表穿着法衣到国民大会来。国民大会也好好地接待他们，国民大会承认“各公民有自择其所爱之信仰而压抑其所恶的仪式之权利”，森埃瓦茨的代表来要求凡尔赛之主教最近死了，不要再补，这也以尊敬的态度接受了。

国民大会之所以鼓励起反基督教的运动，不仅是因其反基督教的态度，而且是因其收用教会的财产，由居民资助来的——连同圣哲内维夫（Sainte-Geneviève）教堂在内，这个教堂用命令改为了造币厂。[4]

有政府的这种态度来鼓励，安那奢西·柯骆（Anarchasis Cloots）及硕墨特自然要更进一步。普鲁士的男爵柯骆，是全部倾心于革命的，而且是以勇敢至诚从事于各民族国际联络的人；公社检事硕墨特是真能代表巴黎工人的；他们俩劝服了巴黎主教哥伯尔（Gobel）放弃他的灵界职务。哥伯尔得到了主教议事会的同意，向郡及公社来宣布他的决心，乃于新2月17日（1793年11月7日），伴着他的十一个牧师，后面随着市长巴舍，检事硕墨特，及两个郡代表，莫莫罗（Momoro）及卢利尔（Lullier），庄严地到国民大会来，抛弃他的特权与头街。

他这一次的演说是高尚可敬的。他之行动，既是敬畏着“平等与自由之永远原则，即任何真共和国之必须的基础”，他现在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抛弃“加特力教信仰之牧师的职权”。他放下了他的十字架与戒指，而戴上了人家递给他的红帽子。

于是议会中又充满着热狂，这只有8月4日晚的情形才能与之比拟。有两个主教，汤姆·林得（Thomas Lindet）及格维郎（Gay-Vernon），以及国民大会中其他之有宗教信仰的议员，都冲上讲坛去模仿着哥伯尔主教的先例。可是格勒哥方丈不肯参加。好像于雪耶一般，他宣说好几年来他就已舍弃了一切灵界的形式，他除自由与平等外再无其他的信仰，他之祈祷一向是希望着理性征服迷信及疯狂之胜利。

国民大会这一幕之结果是非常可惊的。全法国及各邻国都听到了。各处之统治阶级都对共和国起了怨恨心。

在法国，这个运动迅速地传到各省去了。在几天之内，有好几个主教及许多牧师取消了他们的头衔，而且他们当时放弃的情形，有时是很动人的。关于在波尔舍的牧师们之放弃的情形，我在当时当地的一个小册子中找到了一段，我们读读，便知道是如何生动。

作者在叙述了牧师巴丹（J.Baptiste Patin）及伯纳的丁僧社（Bénédictin）之朱黑安得丢（Jullien-de-Dien）放弃了他们灵界的特权后，他接着说：布里法（Privat），布里桑（Brisson），巴特鲁（Patrou），罗安（Rouen），及奢匹昂（Champion），一切主教城之前僧侣们，都争先地加入这决斗场；爱甫锡（Eupic），加兰德（Calende），杜曼稽尔（Dumantier），维勒汤（Veyreton），前伯纳的丁派，罗尚（Ranchon），及柯拉多（Collardot）则接踵而来；前教堂牧师对索目（Désormaux），杜布瓦（Dubois），及其伴侣，屈于许多年的重负之下，也缓步接上；勒弗兰（Lefranc）喊道：“烧呀，把我们牧师之文凭都烧去罢，也许对于我们过去状态之记忆，就要消失于这烧毁的火焰中。我在我祖国的祭坛上放置这银的纪念物；其上所留的像，便是因要增长牧师野心而被称为‘最基督教’的暴君们之最后一个。”所有关于牧师的文件都做一堆烧了；有无数的呼声喊道：“牧师的记忆永远消灭！基督教的迷信永远消灭！至尊的自然之宗教万岁！”这小册子在这样叙述之后，便列举许多爱国者的礼物。这个表是很动人的。麻布及银鞋扣一类的礼物，不知若干。爱国者都是些贫穷的“兄弟们”。他们只赠送他们所能买得起的东西。

在反加特力教的感情中，“自然之宗教”与爱国的情操相混合；在我们未曾研究当时的文件而去思索以前，总以为此种整个的反宗教感情，是浅薄的，其实是更为深切。大革命是使人家思想；它使人家敢于去想。

同时，巴黎之郡及公社决定庆祝最近之一个“第10日”，新2月20日（11月10日），在圣母大教堂中也有自由与理性之庆祝节，在自由之神像前唱着爱国的赞美歌。柯骆，莫莫罗，赫伯尔及硕墨特则于民众会社中努力宣传；这个庆祝节是完全成功的。这个庆祝节常有人描写过，我用不着再详细来讲。可是有一点要提及，就是有人主张以生物来表现“自由”，因为，如硕墨特说，“用像去代表就是趋向于偶像之一步”。米施勒业已说明过，这新信仰之建立者，主张“为完成这庄严之一部起见，要选择一些人出来，他们的性情可使他们纯美，他们的习惯与观念之严格可使他们不会转入卑鄙的念头”。我们知道米施勒是个很同情于1793年之反基督教运动的人，可是据他说，这个庆祝节不过是个“贞洁的仪式，是不愉快的，冷淡而严肃的”，这并不是笑话。他说，但革命已经是“陈旧而厌烦了，并无力量来产生新的东西”。1793年之运动并非从革命之火烈的热狂中产生出来的，“却是从百科全书时代之逻辑派产生的”。的确，这很类似于近代逻辑学派之运动，也是与群众不发生关系。

最使我们今日骇异的，就是国民大会不顾各方面的要求，竟把废止由国家给薪牧师之大问题不发布。反之，巴黎公社及各区团则公开地实行反基督教。各区团之教堂改为理性崇奉的机关。公社议事会甚至取急进步骤。罗伯斯庇尔于新3月1日有一篇宗教的演说（往下便明白），公社议事会为对付他起见，于新3月3日（11月23日），在硕墨特领导之下发布一道命令，在巴黎之各宗教的教堂及寺院都要立即关闭；倘有宗教的骚扰，各牧师都负责任；要革命委员会来监视牧师们；并且决定要求国民大会把牧师们逐出于任何公共机关。同时建立“道德”讲座，以准备此新信仰之宣传者。它又决定废除各钟塔，而在各区团中都有理性庆祝节，在讥笑着加特力教。有一个区团烧焚了些新祷文，赫伯尔在公社中焚烧了一些圣骨。

据阿拉德说，在各省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在西南部，似乎都与这新理性派信仰结合。

可是政府，即公共幸福委员会，自始即决绝地反对这个运动。罗伯斯庇尔竟公然攻击；当柯骆把哥伯尔抛弃宗教之热狂告诉他时，他很不客气地表示不满，他责问柯骆说，比利时是不是要说话，因为柯骆希望法国与比利时联合。

可是，罗伯斯比尔也有几天没有做声。但是在11月20日丹东回到巴黎来了，他和他的年青夫人在亚西息阿伯（ArcissurAube）住了很久，他在他的前妻死后立即就在教堂中和这位夫人结婚。第二天，新3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便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开始演说，极力攻击理性之崇拜。他说，国民大会决不能禁止加特力教信仰。宗教自由要保持，控究和平的牧师之举动要禁止。他继而说明“上帝监视被压迫之无靠及责罚的罪恶”之信仰，是极普遍的，他把反基督教者看作叛徒，说他们是法国敌人之走狗，敌人们总想压倒那些凭人道及公利而趋向于共和国之异国人。

五天之后，丹东在国民大会中也有几乎与此相同的演说，攻击反宗教运动。他要求要将这种表现加以限制。

在这几天中使罗伯斯庇尔与丹东连同一起的，有什么事情呢？丹东素来是反对基督教的，他是狄德罗的信徒，他迄至上断头台时仍是拥护他那唯物的无神论，但是这时有什么新结合，外交的或其他的，足使他回到巴黎来而违反自己的主张呢？丹东之这个动议是更可惊的，因为国民大会于新3月之上半个月中始终是同情于反基督教者。新3月14日（12月4日），“罗伯斯庇尔派”的谷桑曾在国民大会之讲坛上陈示些圣骨而讥笑他们。

到了月中，罗伯斯庇尔因得有丹东之助，竟决定取实际行动，于新3月16日（12月6日）公共幸福委员会到国民大会来要求颁发宗教自由的法令，其第一条即禁止“对于宗教自由之一切侵害”。其所以有这一着，大概是因为乡间对于教堂之封闭不怀好感而起叛乱，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事实是这样的，从那天起加特力教占了胜利。罗伯斯庇尔政府把这事权拿在手中，于是加特力教又成了国教。[5]

后来在春季时，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徒走得更进一步：他们竟要攻击理性之崇拜，而代以“至尊者”之崇拜，此种新崇拜是根据卢梭之萨伏依牧师（Vicaire Savoyard）而形成的。它虽有政府之帮助及以断头机来威服对敌者，它仍是与理性教相混杂，它虽被称作至尊教派，在这名义之下——据阿拉德说——只是一个半神半理性教，直至新11月反动得势时而仍在传播。

至尊者之庆祝节于新9月20日（1794年6月8日）堂哉皇哉地在巴黎举行，创立这新国教以与无神论对抗的罗伯斯庇尔之于这庆祝节是很为重要，——这个庆祝节之美丽，有如民众之戏剧的表演一般；可是它得不到人民感情的回响。这个庆祝节是由公共幸福委员会之意思举行的——在委员会将与民众同情的硕墨特及哥伯尔以无宗教观念之罪而处刑之后——这个庆祝节之性质是表现雅各宾党政府压服了人民及公社中急进者之流血的胜利，因不为人民所满。当这庆祝节时，因国民大会中有些议员对于罗伯斯庇尔显然表示敌意的态度，这个庆祝节便成了新11月9日事变之先兆——“大终结”之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