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立即得到的结果

第三十三章　8月10日：立即得到的结果

人民不顾封建制度——法国政情之改变——王党的计划——行政——军队——拉法夷脱——封建律——国王及德国人——革命党怕人民暴动——罗伯斯庇尔——革命领袖之最后携手——人民准备动作——新公社之兴起——8月10日——王党预料胜利——议会之不决——王室之废除——民众革命之胜利——议会被迫通过法令——封建律——逋臣之土地——梅勒之提议——立法议会解散——巴黎公社

1792年夏天法国的情形，我们已看见了。法国三年来处于公开的革命之中，要回复旧时的状态，也绝对的不可能了。即令依照法律讲，封建制度仍然存在；但在实际，已不复经农民之承认。他们再不缴纳封建的负担，他们已占有了僧侣及出国贵族之土地；而在有些地方，他们已从领主手中夺回了昔日被夺去的村落公社公共有的土地。他们在村自治机关中，处了主人的位置，去处理事件。

国家的制度也一样地变了。全部的行政组织，在旧统治时代是来得如此的可怕。但经民众革命，扫荡无余。现在谁还来尊敬前省总督，或军事法庭，或旧裁判所之法官呢？地方的无裤党，地方之民众会社，初选会议，以及肩着短铳的人们——他们都代表法国之新势力——将新自治机关严密地监视着。

国家之全部情形，人民之整个的精神，语言，礼俗，观念，通因革命而改变了。一个新民族产生了，在它政治的及社会的概念看来，和将近十二个月以前的是完全不同。

但是旧统治仍然存在。王室仍然存在，并且代表着一个大的势力，且有反革命派围绕它。国家是在一个暂时的状态之下。要恢复王室昔日的威权，不过是个梦想，除宫廷中人以外，再没有人相信了。但是王室要作恶的力量，仍是很大。如果它不复恢复封建制度，则它对于已解放的农民，无恶可作；如果它占了胜利，他们便在各乡村中争执着农民已得到的土地及自由。宫廷党只要把所谓“雅各宾党”打倒之后，国王，占多数的立宪君主党（佛意党）马上便会要这么做。

至于行政，在各郡则有三分之二，甚至在巴黎，各郡及各县区之行政，都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他们准备着采取一种宪法，只允许资产阶级与国王与宫廷来瓜分政权。

像拉法夷脱及卢克勒这样的人所统率的军队，在任何时候可用来攻击国民的。在事实上我们业已看见，从6月20日以后，拉法夷脱离了他的营盘到巴黎来，以“他的”军队来帮助国王攻击人民，破坏爱国党的社会，而造成同情于宫廷的政变。

而且，封建律仍然有力量。如果农民不缴封建负担，即是触犯法律；在国王威权恢复了的时候，农民便不得不缴付一切，一如他们在以前之不曾备价赎回而仍处于封建压迫之下一般——他们还会去收回农民所占去的贵族之土地，甚至农民从政府所买来的土地。

很明显的，这种临时的状态，不能长久下去。一个国家，要将剑吊在脑袋上，是过不下去的。而且，人民被原有的天性所引导，已完全知道国王在怂恿德国人，要他们向巴黎进发。确实，那时还不曾发觉国王背叛的证据。国王及玛丽·安都勒的通信没有发现；当时还不知道这两个叛逆是怎样地催促普奥军队进攻；对于法国军队的所有行动，他们也不断地得有报告；把军事的秘密寄给他们，把全法国交给了侵入者。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而在当时仍很含糊，后来攻杜意勒利宫后，在锁匠加曼（Gamain）所制的密柜中，找到了国王的文件。但是叛逆是不容易隐藏的，男女民众看见了无数的事实，便相信宫廷及德国已有密约，法国是危在旦夕。

这个观念渐渐广布，由巴黎而及于各省，现在必须对于杜意勒利宫施以重大打击：路易十六在位多久，旧统治即是法国之恐怖。

尚要施以打击，必得激起巴黎的人民——肩着传统的人民——如在1782年7月14日以前所做的一般。但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做的——是他们所最怕的。确实，我们在当时的文件中，可看出一种对于“有枪的人民”之恐怖。这些在富人觉得是如此可怕的人，会再出现吗？

而且“更有甚焉”的，不仅是资产阶级有这种恐怖，就是进步的政治家也是如此。罗伯斯庇尔直至1792年6月，仍反对激起人民的暴动。他说：“在这时候推翻宪法只能激起内乱，因而至于无政府及独裁制。”他不相信共和国有可能性。他叹息着说：“他们要我们忽然没有宪法，在这可怕的纷纠中会是如何呀！”在他的意思，共和国是“少数的专制意志”。他的意思是指吉伦特党。“这便是从来所烦扰我们的一切阴谋之目的。”要阻止这些阴谋，他主张保持国王及宫廷的阴谋！迄至6月，在8月10日之前两月，他是这么说。

要使革命的“思想之领袖们”，觉得非攻打杜意勒利宫不可，所以要激起人民之暴乱，便只有一个方法：只要他们看见了6月20日以后所开始的反动——拉法夷脱到巴黎来预备以军队来开始王党的政变，德军准备到巴黎来“救国王”及“处罚雅各宾党”，以及末了，宫廷自动的军事准备攻打巴黎。唯有在这种开头，他们才下决心，知道非有暴乱不可。但是这个步骤一决定，人民便担任其余的工作了。

于是，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罗伯及其他少数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罗伯斯庇尔怨恨着马拉的一切；如：他的军事热情，说他这热情只是吹牛；他对富人之敌视，他对政客们之不信任，——一切在内，甚至于他所穿的破旧衣服也在内；马拉自革命以来，所吃只是平民的食物，面包及水，而绝对舍身为民。可是，这位端庄谨严的罗伯斯庇尔以及丹东，来和马拉及其党徒接近了，来和巴黎公社之各区团的人接近了，来互相了解了，要如7月14日一样，一再来激起一个民众暴乱去反对王权。他们毕竟知道了，倘若再让这个过渡的情形如此下去，革命便会毫无所得地破坏无余。

现在只有激起人民，使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去尽量地攻打他们的敌人，以及夺取富人们的财产；否则便是王权得胜，反革命派胜利，在平等一方所得到的一点点也会破坏无余——此种1794年的白色恐怖，会在1792年开始。

所以，一小部分急进的雅各宾党及要去攻打杜意勒利宫的人民之间，已有了谅解。但在他们谅解的时候，在“思想的领袖们”——罗伯斯庇尔，丹东，及其同僚——允许不再反对人民之暴乱，并且宣言要去帮助暴乱时，其余便交给人民了，人民比这些领袖们更加知道革命在施行此种攻击时，非有共同的行动不可。

人民，这些伟大的不著名者，他们开始在准备一个暴乱，并且为着应付当时的需要，立即创造一个区联组织，以便取一致的行动。至其详细，则让郊外人民去办理；当太阳照着战队，组织得很好，数目不过一千；除开不分日夜在郊外红热熔炉中工作的以外，谁也不会怀疑郊外各区是否会起而加入。

“这些从来的领袖们，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事情呢？”路易·布兰问道。他又答道：“在那特殊的晚上，罗伯斯庇尔有了什么行动，或是否会做一点事情，是无从得知。”8月10日晚上，在暴乱及争斗的准备中，丹东也不曾自动参加过。

这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运动已决定了后，人民便用不着政治家了。所需要的，只要将人民武装起来，把武器分配给那些知道如何去使用的人，去组成各战队的细胞，在郊外各街市中成立了行列。政治家对于这个工作，只有站在旁边看看，人民告诉他们说，当这个运动在8月9日到10日的晚上已准备好了的时候，他们须顶好到床上去睡。丹东便是如此做法，他睡得很为舒服，这都是从对木郎的记载中所知道的。

在那些日子，新的人，“不知名的人”都出来了；一个新的大会，8月10日之革命公社，由各区团任命出来了。他们把法律拿到手中，每一区团任命三个委员“去救国家”，据历史家告诉我们，人民所选出的都是些不知名的人。“极端派”之赫伯尔（Hébert），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个；而在起初，马拉及丹东都没有被选。[1]

于是一个新的公社——暴乱的公社——在人民中产生出来，而且领导着这次的暴乱。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公社对以后进行的事变，有很大的力量；左右国民大会，并且促进“山岳党”（Montagne）之革命行动，最少要去保全由革命而获得的东西。

现在用不着将8月10日整天所经过的事情来叙述。已有许多的历史家把这革命之行动的方面叙述得很好，关于事变之绝好的描写，可以看米施勒及路易·布兰的著作。所以我们在此处所要提及的，只限于当日之几个主要的方面。

自从马赛宣布要废君以后，国民议会中便接到了不少的废君之请愿书及申诉书。在巴黎即有四十二区团同情于这一着。伯蒋甚至在8月4日把各区团的决议要提出国民议会讨论。

当时的政治家，丝毫不觉得这种情景之严重；8月7日及8日朱里安夫人从巴黎所发出的信上，有这么的话：“天空间正起着一个可怕的暴风雨。……这时天空中充满着烟雾，一定要生出一个可怕的爆发”——国民议会在八号的会议时，犹在静静地表决对于拉法夷脱信件问题的宽赦与否，似乎觉得是没有反对王权之怨恨的运动。

巴黎的人民，毕竟就准备着决一死战。然而，暴乱委员会，在起事之前，并没有去预定日期。他们只在测量着巴黎民众之变换，竭其全力来鼓起人民的精神，留心等着可以激动人民的时机。他们曾明显地在6月26日，想起起暴乱，那时在巴士底狱之废墟中举行人民宴会，整个的贫民区都加入，各人把他们的桌子及粮食带了来，在7月30日，他们又想起事，但是又没有成功。

如果没有王室的阴谋之促进，“思想之领袖”不曾好好地帮助暴乱，或者要延迟下去。王党看见廷臣们誓死为国王的援助。又有许多忠于王室的国民卫军，及瑞士军，他们便觉得一定可以胜利。他们便决定了8月10日政变。我们在当时有一封信中可看出这样的话：“阻遏革命的一天决定了。第二天便可看见王国中之雅各宾党会沉溺于他们自己的血中。”

因之，暴动便再不能延迟了。在9日到10日的晚上，正在夜中，巴黎的警钟响了。可是在开始，似乎不大有人来应召，公社中有人在讨论是否可将这暴乱中止。在早晨七点钟时，有些地方仍然是很宁静。然而在实际上，好像是巴黎的人民凭着他们革命的天性，觉得不要在黑暗中来和王室军队争斗，因为这样的争斗是容易败北而终的。

同时，暴乱的公社即于当晚占据了市政厅，公社之立法委员会便在这个新革命势力之前退位了，因此，立即使这次暴动受了刺激的动力。

大约在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只有些肩着枪的人，由马赛同盟队领着，齐集在加鲁塞广场；但在一小时后，大部的群众便开始移动，国王得到报告，说是“全巴黎”在向杜意勒利宫进发。

确实是全巴黎，全巴黎的贫民，并有工人区及工匠区来的国民卫军的帮助。

约在八点半钟时，这些群众已到了王宫，国王记起了6月20日所遇的事，恐怕这一次被人民杀害，于是离了杜意勒利宫，避难于国民议会，而让那些忠实的奴役们去防御王宫，屠杀进攻者。但是国王一走，由资产阶级区来的国民卫军便立即解散，而不和叛乱的人民对垒。

无数的民众都齐集在到杜意勒利宫的路上，他们的先锋队更是鼓着勇气；因为瑞士卫队鼓励先锋队已从王宫的窗户中抛出了他们的枪弹，而钻入于杜意勒利宫之一个大庭中。但是其他的瑞士兵，有宫廷之军官统率着，防守在大门的梯阶，向民众开枪；不到几分钟，便有四百个进攻者死了，堆在梯脚下。

这个射击便决定了这一天的结果。“反叛，国王处死！奥国女人处死！”这样的呼声，很快地传遍各城；巴黎的人民都向杜意勒利宫跑，他们是从郊外各区来的——如圣安都勒及圣马索（Saint-Marceau）各区都结成团体地来——不久，瑞士兵受不住人民之凶猛的攻打，不是解除武装即被屠杀。

在这紧急关头，国民议会仍然没有决断，不知要做什么，——这个事实用得着提及吗？当人民拥入会议厅，坐下来嚷着要杀国王及其家庭，如果议员们不敢宣布废君，也要一样；这时他们才动作起来。即令在杜意勒利宫被攻以后，王权在事实上已不存在了，而素来好谈共和国的吉伦特党，仍没有决定要取何种行动。维弱（Vergniaud）所敢于主张的，这只是“将行政权之元首暂时中止职权”——这位元首因之便禁在卢森堡王宫。

只有两三天之后，革命的公社为防止路易十六及其家眷之易于逃走起见，便把他们从卢森堡而移禁于寺塔中，做了人民的囚犯。

王权在事实上已如此地废除了。此后革命之进展，暂时不怕王党的政变来阻遏，或用“白色恐怖”来屠杀革命党。

在政客们看来，8月10日革命之主要利益，就在这个打击是打在王权上面。在人民看来，却注重在废止了这个势力；这个势力是反对攻击封建权利，出奔的贵族，及僧侣之法律的施行，并且同时要德人入侵来重建封建的君权政治。这是在于人民革命之胜利，群众之胜利，他们现在可以推着革命的平等进行——这便是贫民的梦想与目的。因此就在8月10日的第二天，本来是反动的立法议会，受了外界的压迫，不得不通过一些法令而使革命更向前一步。

还没有宣誓的牧师（这些法令上说），以及两星期内不宣誓服从宪法的牧师，此后如在法国境内发现，即运往加因内（Cayenne）去。

所有出奔的贵族们之土地，无论是在法国及在殖民地，都要抄没，而分作小股来发卖。

所有被动公民（贫民）及自动公民（资产阶级）间之分别，都要废止。每人到了二十一岁时，即有选举权；到了二十五岁时，即有被选举权。

至于封建的法律，我们已看见在1790年3月15日宪法议会曾通过一个法令，依照那个法令说，地主们曾经对于佃户有土地之让与——这自然是假的；封建负担即是代表此项让与之价值；故此，所有的封建负担，如未经佃户赎回，必须缴付。这个法令把个人负担与地租税混杂在一起，在事实上即把1789年8月4日之法令推翻了，因为那个法令已宣布废止个人的负担。由于1790年3月15日的法令，这些法规又出现了，说是为土地之领有的缘故，必须缴付。这个在谷桑（Couthon）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明白，此报告曾于1792年2月29日在议会宣读。

但在1792年6月14日，就是快要到6月20日的时候，眼见非怀柔人民不可，左派便趁着右派有几个议员偶然缺席的时候，将一些个人的封建负担不须备价赎回便废止了，其中最显著的便是暂时特税，即领主征收佃户之遗产税，婚姻税，发卖税，以及榨酒机，磨房及其他公共使用物之使用税。

经过了三年的革命之后，要想从议会中把可恨的负担废除，仍非用点议会中的巧计不可。而在事实上，就是这个法令，也不曾完全将暂时特税废除：在某种情形仍然是要备价赎回，但是也用不着再说了。

至于常年的封建税，如免役税及田园税等，本是在地租外额外缴付的，并且是昔日奴役之遗迹，可是现在仍然有效。

但是现在到了8月10日了。人民已经占据杜意勒利宫，国王业已退位而被监禁了。这个消息传到了各乡村之后，农民递呈国民议会的请愿书，纷至沓来，要求将封建的权利全部废除。

在9月2日以前的那些日子，巴黎人民的态度已不再相信立法议会，说它与王室通谋；议会处于逼迫之中，不得不向前进，从1792年8月16日至25日，制定了许多的法令。

由于这些法令，将所有不缴付封建负担而须受法律追求的规定都取消了。所有各种封建的及特权的权利凡原来不是由于土地割让之代价的，一概不须备价赎回而废除。

8月20日之法令，允许将暂时特税及常年税分别备价赎回，此中特税须有土地让与之真凭实据来证明其为合法才行。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新物主的新购置罢了。

自然，取消法律的追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封建的权利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是要备价赎回。新法律不过是加增些纷纠而已——其结果是农民既不能缴付，也不能备价赎回。农民们等待着一个新的人民之胜利，希望统治阶级有新的让步，却不过是如此。

同时，所有的什一税及现物税，或对于僧侣不取工资的徭役（这种徭役是由昔日农奴制或永远管业遗留下来的），现在也不须备价赎回而废除了。这却是一个实在的获得。如果国民议会保护土地及资产阶级的垄断家，那末，他们最少得将僧侣牺牲，而国王又不能再保全他们了。

但同时国民议会又取了一个步骤，倘若实行出来，会激起全法国农民反抗共和国。它把农村公社中之连带缴付责任取消了，而采纳鲁夫奢朵（François le Neufchâteau）的动议，议会命令将公社共有土地分给各公民。可是这个法令只草草几行，不甚严重。倘要实行，困难很多，因之等于具文；当再把这个问题提起出来的时候，立法议会便中止了它自己的寿命，毫未议决而解散了。

至于出奔贵族之土地，则决定分为小股发卖，分为二亩，三亩，最多不得过四亩一股。这种发卖举行了，“或租借，或用现金租借”，随时可备价再赎回的。这就是说，当时有人如没有这么多钱来购置时，而在永久付租的条件之下，经过相当时期之后，他便可以占有。这对于贫农自然是有利益，但所有的困难却在小买主一方面。小康的资产阶级大量地将出奔贵族之田庄买来，后来分做小股发卖的时候，便从中居奇。

末了——这很可代表当时的空气——有一个叫做梅勒（Mailhe）的议员，利用当时人民的心理状态，提议一个改革，这倒是实在革命的，而且在1793年吉伦特党倾毁后，已经采用了。他主张，将1669年王室谕令之效力打破，贵族凭着那个上谕而得到的农村公社共有土地，应该迫着他们归还给农村公社。然而他的提议当时没有采纳；要办到这步，非再有个新革命不可。

这些便是8月10日的结果；王权倾毁了，革命现在可以在平等的方向开一条新路，国民议会及统治阶级一般地也不反对它。

国王及其家眷被禁锢了。新国民议会，即国民大会，召集了。议会是用普选制产生的，不过仍然间接选举。

对于不承认宪法的僧侣，及出走的贵族，已有了制裁。由于1792年3月30日的法令，抄没了逋臣的土地，并且已命令将其发卖。

对外兵入侵的战争，也由无裤党的义勇队奋勇地干起来了。

但是有个大问题——“怎样处置叛逆的国王”——及另一影响于一千五百万农民的大问题——封建的权利问题——仍是没有解决。分裂公社共有土地的新法律，又使各乡村惊讶起来。

自从立法会议阻碍革命之正当的发展以后，自从它阻碍革命去废去由过去时代而来的两个威权——国王之绝对威权及封建律——以后，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可是，在立法议会倾倒之时，从8月10日以后，却产生了一新势力，即巴黎公社，它以后领导着革命之进行，并且我们可以看见它维持它的发动权利近两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