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之封建立法

第二十七章　1790年之封建立法

新法律拥护封建制度——萨惹克对于新法律之意见——征收封建负担之障碍——叛乱之广布——不合法的法令更激起暴乱——农民要求“最低价格”及公社共有土地之恢复——革命确定面包价格——资产阶级之压迫——1790年6月压迫农民之严酷法律——什一税须再付一年——保护财产之法律的概况——农民要求的条款

在1790年，国民议会利用农民暴动在冬天暂时平静下来的机会，通过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在实际上使封建制度又重新有了合法的根据。读者如果不相信，以为我们对于议会的立法是要故意如此解释；那么，读者不妨亲自去看那些法律，或者是看达骆茨对于他们的意见。现在，我引用一个现代著作家萨惹克对于他们的意见；我们总绝对不能说萨惹克是个无裤党，因为他看见后来国民大会之不须赎回而废除封建权利，视为“不公平而且是无益的抢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地估量1790年3月的法律。

他写道：“在宪法会议的工作里面，旧的法律竭其全力以压住正要完成的新法律。这是要农民——如果他不愿去服徭役，或不愿将其收获送入领主之仓库，或不愿离开自己的田地而替领主工作——这是要农民来证明领主之要求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领主所领有之权利已四十年——不论其在旧统治时之来源如何——则这项权利在3月15日的法律之下是合法的。领有就够了。这种领有究竟是如何，无关紧要，佃户虽否认其法律根据，他仍然是要去缴付。在1789年8月革命的时候，即令农民们强迫领主放弃他的权利，或者把他们的文契烧毁，但是现在有此种法律之帮助，三十年间，他们仍得有占有之证明，以重建他们的权利。”

确实，新法律允许耕种者去赎回关于土地上的负担。可是萨惹克说：“所有这些规定，毫无疑义地是只利于那负着实在的负担的人，而于耕种者是不利的；因为耕种者之重要事件，第一次就是只缴付合法的负担，而现在他如不能提出反证的时候，对于强夺的负担，也要缴付与赎取。”

换句话说，什么也不能赎回，除非把一切的负担赎回了之后，如：法律所保留关于土地之领有的负担，以及法律所已废除之个人的负担。

而且，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位作者的话，他的评论是如此之平稳：

“宪法会议的工架，并没有结合好。这个地主及律师们的议会，并无心去完全毁坏领主的及领有的制度，虽然他们已经允许了；他们在小心地将较重大之权利（这都是有实在价值的）保留了以后，又故示宽大，允许赎回；但是在事实上，又立颁法令规定赎回之不可能。……土地之耕种者要求改良，并且坚持着要有改良，或者可以说他们要求革命在法律上将这改良证实，这种证实，在他们心里面早已作如是想，并且至少他们相信在实际上业已如此；可是立法者只给他们一些空话。他们现在就知道了领主们又得了一回胜利。”

“立法始终没有洗除这种更大的愤怒，”萨惹克继续说，“在两方面，人民显然决定对立法不表示尊重”。所以，领主们觉得有国民议会为后盾，汹汹地去征收一切的封建负担，这些负担是农民认为已失效了的。他们还要求一切积欠的缴付；在各村落间，命令状及召唤书真是有如雪片飞来。

在农民一方面，既觉得从议会里得不到什么，和领主对抗的战争，在有些地方便继续开始了。许多堡垒被围攻或被烧毁了；而其他地方的文契也被毁了；收税员，属吏及记录司的公所也被抢劫或烧毁了。这次暴乱也延及了西部；在布里坦于1790年之间，烧毁了三十七处堡垒。

而且，当1790年2月至3月的法令传到各乡村区时，反抗领主的战争，更日见激烈，有些地方在去年夏天并不敢起事的，现在也起来了。故此在6月5日议会开议时报告在波旁·郎西（Baurbon-Lancy）及奢罗来（Charolais）已有乱事，在这些地方已散有国民议会之假法令，并要求通过土地法。在6月2日开议时，报告关于在波旁奈（Bourbonnais），尼维奈（Nivernais），及伯里省（Berry）之暴乱。有些自治机关已宣布戒严令，有些人已被杀或受伤。“强盗们”已延及刚匹（Campine），那时他们正在围攻得西茨城（Decize）。利莫桑（Limonsin）也传来叛乱消息，说农民要求规定谷米之最高限度的价格。那报告上说：“农民要求中有一项是要恢复一百二十年来领主们所享有的土地。”很明显地农民是要恢复公社共有的土地，这些土地是领主们从乡村公社强夺去的。

假冒国民会议的法令到处都可看见。在1790年的3月及4月，此种法令已见于各省，命令人民对于一磅面包，付值不得超过一苏（Sou）。革命之进行，已超过了国民大会，国民议会迄至1793年始规定最高限度的价格。

在8月间，人民之暴乱，仍继续增大。例如：在圣埃稽勒安佛雷（Saint-Étienne-en-Forez）城，人民杀了一个垄断家，任命了一个新市政府，强迫它降低面包价格；但是，资产阶级却随而武装起来了，捕了二十二个叛徒。当时各处所遇到的情形，多少与此相类似——在里昂及法国南部之更大的斗争还不在内。

但是国民议会做了什么呢？他们能公道地处理农民的要求吗？耕种人所最恨的，不受强迫即不缴付的封建权利，他们能即刻不须赎回而废除吗？

绝对地不！国民议会却要通过新的严酷法律以压制农民。1790年6月2日，“议会听见了”在奢尔（Cher），尼维尔（Nièvre），及亚利尔（Allier）“有成群结队的强盗土匪（意即指农民）起暴动”，并且势几延及哥尔茨（Corrèze），便议决了些方法来压制这些“扰乱秩序者”，并且使各公社担负这种暴动的连带责任。

在这个法律之第一款上说：“如有人激动城市及乡村之人民，对于财产，占有及圈地，或市民之生命与安全，税收之征集，粮食之自由发卖与转运有所危害及暴动时，便宣布他是宪法，国民会议的工作，大自然，及国王之敌人。即可宣布戒严令以压制之。”

两星期后，在6月18日，议会采取一个更为严酷之法令。这是值得征引的。

它那第一款宣言说：所有的什一税，无论是在教或在俗的，暂须有效；“在本年中，只须向领有此项权利者缴付，一如往昔。……”自然，农民们要怀疑以后是否再有新的法令宣布，要他们再缴付一两年——故此，他们便不缴付。

依照第二款：“那些应缴付田园及土地产物，或缴现金，以及缴付现物，这些都是未赎回而不得废止的，在今年及以后各年，仍得照常缴付……以符合于3月3日及4月4日所通过之法令。”

第三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借口于诉讼，而拒绝缴付什一税或田产之负担。

总之，当什一税及负担之“正在征收时，任何阻挠”均须禁止。如遇有妨害秩序之集会，市政机关得援用2月20日至23日所颁布之法令，而取严厉之处置。

1790年2月20日至23日之法令，是很富有特性的。它命令各市政机关，无论何时遇有妨害秩序之集会，须出面干涉，并须宣布戒严令。倘这些机关忽略过去，则一切拥有财产者所受之损失，须归各机关人员负责。不但各机关人员，“并且全部市民要出力恢复公共秩序，而整个的公社，对于三分之二的已受损害，须负责任”。于市民皆有权力要求应用戒严令，要这样他才能够摆脱他的责任。

这个法令，倘其拥护者不在战术上有错误时，则更形恶劣。他们要模仿英国法律，再加一款，规定着可以便宜召唤军队或资产阶级的军队，这样一来，就把“国王的狄克推多”宣布到各地方去了。资产阶级对于这一款颇怀疑，经过许久讨论之后，就把宣布戒严令以及互相维持之工作，交给资产阶级的自治机关去做。而不用国王的名义来宣布。而且，各乡村公社倘不能及时将拒缴封建负担之农民枪决或绞决时，则对于领主所受之损失，须负责任。

1790年6月18日之法律，把这一些都确定了。一切有实在价值之封建权利，一切用法律之乖巧而说明是附属于土地领有之权利，均须如以前一般地缴纳。倘有人拒绝，则用枪弹去绞架去压迫他承认。就在口头上反对封建负担之缴付，也是犯罪，当戒严令颁布时，此类犯罪，亦足处死刑。[1]

这便是宪法会议所遗赠之物，关于这个赠品，我们已经听见过这么多好的事件；国内一切都是仍旧，一直到1792年。所谓封建律不过是规定一些条文，要将封建负担备价赎回，或者说农民是不愿意赎回任何负担，或者是再三去恐吓那些不愿缴付的农民。

1790年2月所颁布之法令，就是宪法会议对于可恨的封建制度之废止所做的事；迄至1793年6月，在5月31日的暴动之后，巴黎人民逼迫国民大会，才用纯粹之形式，确实宣布将封建权利废除。

所以，现在让我们把这些日期记在心里。

1789年8月4日——在原则上废除封建制度，废除个人之永远管业，田猎法，及领主的司法权。

从8月5日至11日——议会通过些议案，规定属于任何价值之封建负担须备价赎回，如此则封建制度又部分地建立起来。

1789年末及1790年——都市自治机关派出军队去镇压叛乱之农民，并将农民处以绞刑。1790年2月——封建委员会之报告，呈述农民叛乱扩张之情形。

1790年3月及6月——颁布极严酷之法律，以压制不缴封建负担，或宣传废除封建负担之农民。暴动仍在扩张。

1791年6月——此项法律再经确定。全线的反动随之而生。农民暴动继起。

惟有在1792年7月，我们可以看见，就在人民侵入杜意勒利宫之前夜，及在1792年之8月，在王权倾毁之后，议会对于反对封建权利，始取决绝之步骤。

最后，在1793年8月，当吉伦特党被逐以后，封建权利不须备价赎回而确定地废除，始得成立。

这便是大革命的真实情形。

这有一个问题，对于农民非常重要的，自然是公社共有的土地问题。

在法国东部，东北部及东南部的任何地方，只要农民们觉得他们的力量充足时，他们便要去夺回那公社共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之大部分的失去，是借政府的力量，由于欺骗，或藉口于债务而起的，并且多半是从路易十四朝起的。[2]贵族，牧师，僧侣，以及城乡资产阶级——他们都取了公社共有地的一部分。

然而，还有许多这样的土地依然为公社所颁有，资产阶级便睁开贪欲的眼睛望着。所以，立法会议便急急地在1791年8月1日议定法律，承认此项公社共有土地之出卖给私人。这么一来，有人便可自由地获取这些土地。

在那时之乡村公社会议，根据1789年12月国民议会所通过之自治法，是完全由乡村之资产阶级——即自动的公民——所组成，便是说，操于较有财产的农民之手，贫农不得插足。这些乡村公社会议自然很高兴地要把公社共有土地发卖，因为这么一来，小康之农民及农夫便可以备低廉的价格，获得大部分之土地。

至于大部分的贫农，竭其全力来反对此种土地之集合领有权之破坏，正如今日俄国农民之所反对的一般。

在另一面，无论贫富农民，都想竭力为他们的乡村去把这些公社共有土地夺回；在富农们希望着他们将来可分得一部分，而贫农们则希望着为公社保全这些土地。法国各部所发生的情形之各殊，便因此易于了解了。

然而，公社欲将此两百年来被掠夺去之土地收回，此种举动竟遭宪法会议及立法会议，甚至国民大会之反对，直至1793年6月。在这事件之能完成以前，国王已在监狱而要处死，吉伦特党之领袖们也要逐出国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