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要求；巴黎、里昂之民情

第四十三章　社会之要求；巴黎、里昂之民情

国王受刑后之影响——革命情况之改变——反革命之兴起——巴黎公社努力减低面包价格——发尔勒——奢格·罗克斯——攻击大财富领有者的运动——向国民大会情愿——马拉想防止乱事——骚乱之影响——倾覆“吉伦特党”之必然性已经显著

“山岳党”及“吉伦特党”在议会之争斗，虽时时表现猛烈，倘然只限于国民大会而已，这争斗也就会拖延下去。但自路易十六受刑以后，却又急转直下，革命及反革命派间之裂痕，日宽一日，暧昧不决的党派，及介于二者间之骑墙派，不复有存在之可能。吉伦特党既然反对革命依自然进程而发展，他们便立即和佛意党及王党一起，加入反革命派，故此他们不得不屈服。革命仍然向上进展。

国王之受刑在法国发生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资产阶级害怕山岳党之敢作敢为，为他们的财产与生命而战栗着，则敏慧的民众们反而发现了一个新时代之曙光——要走近“万人的幸福”了，这是革命党所期许于贫民的。

他们的欺骗太甚了！国王已推倒，王政已消灭；但是富人们的傲岸却在增长。他们的傲岸暴露于各殷实地带甚至在国民大会稠人广众之中大胆地宣布，而在贫穷的区域，则日益困苦，1793年之悲惨的冬季来了，缺乏面包，失业，物价高涨，纸币低落。同时，恶劣的消息，到处传来：在边境上则军队如雪一般地融溃；布里坦则因有英国的帮助准备起乱事；在凡兑则有十万叛乱的农民因受僧侣们的鼓动而屠杀爱国者；里昂则成为反动派的大本营；国库中则天天在赶造纸币；而国民大会则麻木不仁，其力量全因激烈的内争而耗费尽了。

这一切都在破坏革命的精神。在巴黎的贫苦工人，无裤党，不再大群地到区团上去，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却来利用它。在1793年的2月，“金裤党”（Culottes dorées——译者按：即资产阶级）则侵入各区团。他们成群结队地赴夜间集会，来通过反动的议案，有时甚至动杖用武，排斥无裤党的人员，而任命他们自己来代替。当一区团被反革命派侵占时，革命党不得不重组他们的力量，以俾从相邻区团来拯救。

在巴黎及各省，有些区团甚至不得不要求市议会担保贫民列席会议，并且承认加于委员们的义务，每天给付两利华。自然，吉伦特党决不肯放松，便要求国民大会来解散所有各区团之组织，各民众会社，以及各郡之同盟。他们不了解旧统治还有抵御力，他们又没有看清，在这时采取此种步骤，便是使反革命立即胜利，而把他们自己推下“达平崖”。

然而，民众并不气馁。在事实上，新的观念已在许多人心中成熟了，新的潮流已现到眼前，正要找一个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形势。

巴黎公社得到了国民大会的认可，购买面粉，总要把面包的价值，保持到每磅三个半片士。但是贫民要凭这个价格去购买面包，要整夜在面包店门口等着，等的人延长成一条长线。当时人民知道公社之买进麦子，是依着垄断家所要求的价格买来的，如此只是消耗国家的钱而使投机家发财。是这样周转过来，只是经纪人的利益。他们买卖之发展，至可惊骇。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发财很快。不仅是为军队包办粮食的人——“谷米-面包-盐”（Les riz-pain-sel）——得到非分的财产，就是一切的物品——麦子、面粉、铜、油、肥皂、洋烛、锌以及其他等——都有人垄断，这些买卖，没有一样不是浪费国家的财产；于是本来一无所有的，竟能在万目睽睽之下，一旦而成为巨富。

“要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于是满含着悲剧的意义发生了，每在紧急关头，是要发问的。

有些人觉得防止一切罪恶之至高方法，便只有“治罪”，他们只能主张处投机家以死刑，改组“公共安全”之警务制度，设立革命法庭——在实际上就是恢复梅衣亚之法庭，不过没有它那样公开，但一定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在附廓各区中，却形成了更深刻的意见之潮流，要有有组织的解决，这个潮流，起先是由当地的工人发尔勒（Varelt）及以前做过牧师的奢格·罗克斯（Jacques Roux）表现出来，而得到无数的“无名者”之赞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上被称为激烈派。这些人知道，像康多塞及雪耶这些人在国民大会所拥护的商业自由之理论，是不真确的：市上所缺少的商品，每易为投机家所攫取，尤其是现在革命在转变的时代。他们所宣布的观念是：必需品须由公共或国家买卖，并且要组织货物原值交换处——这些观念后来激起了富利尔（Fourier），高德文，欧文（Robert Owen），蒲鲁东，以及他们社会党的同志。

激烈派已经知道——并且我们往后可以看见他们的观念之开始见诸实现——光是担保每人有工作的权利，甚至对于土地的权利，还是不够；他们看清了，一旦有商业自由，便什么也办不到：他们主张加以阻止，商业应该由公共经营。

同时，在民众间正在开始一个显著的运动，来攻击大产业的领有者，——正如今日合众国反对大资产之“托拉斯”的运动一样。当时头脑清晰的人，知道各人收入是如此之不平等，如此漫无限制，现在业已可观，而且还更趋恶劣；那么，要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便不可能。[1]

1792年2月3日，从公社，四十八区团，以及“八十四郡联合防御队”派来的代表们，齐集在国民大会之前，要求限制纸币之低落，这是缘于经纪人之垄断。要求取消宪法会议所颁承认钱币可以买卖之法令，而将投机家处以死刑。[2]

我们知道，这便是贫民反对资产阶级之革命，富人们利用革命时之一切机会，从中取利；而现在却反对贫民应有的利益。故此，当请愿者知道了雅各宾党，连圣居士也在内，反对他们的请愿，恐怕惊动了资产阶级；他们便说这些人是“不了解贫民的人，因为他们每晚上都吃得很好”。

马拉也想阻遏这个激动。他不赞助请愿，而且去为请愿者所攻击的山岳党及巴黎代表们辩护，但是他很知道困苦的情形，当他听见了女工们在2月24日跑到国民大会来申诉，要求立法者的保护来防止垄断家；那时他立即同情于贫民。在25日的报上他有篇很激烈的论文，表示他对于“立法者不能有实际改革之失望”，他宣传着“这可诅咒的一丘之貉要完全毁灭”，——“资本家，经纪人，垄断家，都是这班可恶的国民之代表们不攻击他们所纵容的”。

由于这篇论文就可觉得激烈的暴民之愤慨；马拉在本文中主张，先把主要的垄断家逮捕起来交给国家法庭，复次来从事革命行动，他说，“要劫掠几个商店，在这些商店门口，将垄断家来吊死，才得防止这些恶劣的行为，此种恶劣的行为，足使二千五百万人民失望，无数万人感受缺乏的痛苦”。

就在这一天早上，人民确曾劫掠一些商店，拿取糖及肥皂等物；在附廓各区中，又谈着再起9月屠杀，要去屠杀物品交易所之垄断家及经纪人，以及富人。

这个运动只是一个小小的骚乱，我们能够设想，由于吉伦特党使它造成了什么；吉伦特党在诱惑各省说，巴黎是愤激的恐怖之炉，那里面任何人都不得安全。吉伦特党幸而在马拉这篇论文中发现了要劫掠的话，如我们刚才所引用的，他们便根据它来攻击“山岳党”及打算要屠杀富人之无数的巴黎人民。公社不敢赞成骚乱，甚至马拉都矛盾起来说，这是王党所酿成的。

至于罗伯斯庇尔，则利用这个机会来说这整个的运动，是由外国金钱势力所造成的。然而这个骚乱产生所想望的结果。国民大会承认将垫款由四百万加到七百万，公社才得保持三片士半一磅的面包价格；公社的检事硕墨特在国民大会之前，陈述他的理想，后来采入于“最高价格法”中——这问题就是说，不仅是用合理的价格购得面包而已。他又说，“就是对于次要的商品”，也须使人民易于取得。“在付一天手工劳力之价值与这些次要的商品之间的公平比例”，不复存在了。“贫民对于革命之努力，和富人们是一样的，甚至还要多。富人之整个的生活改变了，而他们（贫民）仍是在原来的状态，他们由革命所得到的东西，不过是他们贫乏之哀诉权而已。”[3]

这个在2月底发生于巴黎的运动，足以速吉伦特党之倒。罗伯斯庇尔仍希望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倒在国民大会中之吉伦特党，可是激烈派已经知道，如果让这一党盘踞在议会，则在经济方面之进步为不可能。他们敢于高声说，金钱，大商人及财政家之贵族政治，是在旧贵族政治之废墟上兴起来，这个新贵族政治在国民大会中是如此强固，欧洲各君主之结合倘然不是靠着它的帮助，他们决不敢来攻打法国。这许是很可能的，从那时起，罗伯斯庇尔及其忠实的雅各宾党，在商议着要帮助激烈派来打倒吉伦特党，而到后来情势转变时，则发生是否要跟着激烈派前进或反而去攻击他们的问题。

的确，硕墨特所申述的思想，是在各大城市人民心中腾沸着。贫民对于革命确实尽了一切的力量，当资产阶级富有时，而贫民却什么也不曾得着。就在那不曾发生像巴黎及里昂的民众运动的城市中，贫民们也能看透这一点。人民在任何地方都看见吉伦特党是个中心，绕着这个中心的，是那些竭全力使革命不利于贫民的人。

在里昂的斗争，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在这个大工业城市中，工人们恃奢侈工业为生，奢侈工业既受了革命的影响，则缺乏之可怕，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作是没有，面包则卖荒年的价格，六苏一磅。

和其他各处一样，里昂也有两派：民众派，代表人物是洛色尔（Laussel），而尤其是奢利尔（Chalier）；商人资产阶级派，围绕着吉伦特党，以之为一个变成佛意党的进身之阶。市长尼维尔硕（Nivière-Chol）是个吉伦特党商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派的。

许多拒绝宣誓服从宪法的僧侣们，躲在这个城市中，而这个城市之人民，自来有个倾于神秘主义的倾向，逋臣们的也派有许多代办人在这里。总之，里昂是个从遮勒，[4]亚威娘，奢伯利，及杜林等地来阴谋家之中心。

人民所恃以抵御他们的，只有一个公社，公社中两个最著名的人物是奢利尔——是个从前做过牧师的神秘的共产党——及洛色尔——也是个从前做过牧师的。奢利尔不断地宣传反对富人，贫民很敬仰他。

要分析3月初间在里昂所发生的事变，颇为困难。我们只知道，失业与缺乏是可怕的，而在工人们中，感觉很大的不安。他们要求限制谷米的最高限度的价格，以及硕墨特所谓“次要的商品”（如酒、木、油、肥皂、咖啡及糖等）的价格。他们又要防止货币的买卖，无论是纸币金银，而希望工价税则之建立。贫民们讨论要屠杀或处死垄断家，里昂公社自然是依着1792年8月29日立法议会之法令，举行全里昂之检查，一如巴黎在1792年8月29日所发生的一般，目的在逮捕寄寓在这城市之无数的王党阴谋家。但是王党和吉伦特党，围绕着市长尼维尔硕，攫取了市政机关，要以严酷手段对待人民。然而国民大会出头干涉，要防止杀戮“爱国者”，因此派了三个委员到里昂来。革命党得了这些委员们的帮助，再又占据反动派曾经侵占的区团。吉伦特党的市长不得已于3月9日辞职，奢利尔的一个朋友被选而代替尼维尔硕。

但是争斗并不就此终止，我们往后还可看见，吉伦特党于5月底又占胜利，人民，“爱国者”，又遭屠杀。我们现在只要注意，在里昂及巴黎，吉伦特党是个集合点，不仅是那些反对人民革命的人，就是那些不希望共和国的王党及立宪佛意党，也以它们为中心。[5]

自都木里茨之背叛而表现了山岳党政策之目的以后，要将吉伦特党的政权打倒，是更成为不可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