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骚动

第十六章　农民的骚动

农民开始骚动——骚动的原因——堡垒之被毁——亚尔萨斯之暴动——佛兰施·刚特——加斯得勒——奥维——骚动之特性——资产阶级及其恐怖——皮加底之叛乱——法国的恐怖——国民会议之开幕

我们已经知道，从1788年冬天，尤其是从1789年3月起，人民已开始不纳租税给地主。他们之所以如此，无疑地是受着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所鼓舞；在1789年时，有许多资产阶级的人，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叛乱，决不能战胜国王的绝对威权。而且，在贵人会议中也曾讨论关于废除封建权利的事，这也鼓舞人民不少；又各教区提出诉苦书，以作选举人会议之向导，这也是朝着这一个方向走的。以为从极端的恶便可产生出善的来之青年革命家，常常相信革命决不是失望的结果。反之，在1789年的人民，已看见了接近自由的曙光，因此他们是怀着善意而革命的。但是，只是希望还不够，行为是少不了的；最先准备革命的叛徒，必得打算牺牲他们的性命，人民却是这样做了。

叛乱是要受枷锁，极刑以及绞死的罪的，而农民竟去叛乱。从1788年11月以来，各省督抚都写信给大臣说，要去镇压一切叛乱，已经办不到了。把这些暴动分开来说，便都不十分重要；但合起拢来，实足以摇动国家的根本。

1789年正月，诉苦书提出来了，选举人也选出来了，从那时起，农民就拒绝对于领主及国家的徭役。农民中间已有了秘密结社，各地的“农民”常把领主处死。有些地方，收税吏所遭遇的是棍棒；在其他的地方，本属于领主的土地又取来耕种。

月复一月，骚乱日见加多。3月间，法国的东部，全在叛乱中。自然，这种运动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普遍的。农民的骚动决不是如此。大概在4月间农事正忙的时期，以及后来在开始收获的时期，叛乱便呈现松懈状况；大概农民的暴动都是如此。到1789年7月下半月及8月间，在第一次收获之后，叛乱又有了新力量而再起来了，特别是在法国的东部，东北部及东南部。

关于这个运动之可靠的公文是没有。所已公布的是很不完全，而且大部分带着党派的色彩。就以《导报》（Moniteur）说罢，我们知道这个报是在1789年11月24日才得发行，从1789年5月8日至11月23日之九十三期是在革命第四年才编辑出来的（从1789年11月24日至1790年1月1日各期也是在这年才校订出来的），它说这整个运动是革命之敌人——利用乡村无知的无心肝的人——的工作。其他则说是由于贵族，地主，甚至还说是由于英国人所激动农民起来的。至于1790年调查委员会所印行的报告，则谓这整个事件是不幸的时机之结果，——是由于蹂躏乡间的“强盗”，而使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去驱逐他们。

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描述是何等的错误；确实，如果一个历史家肯不惮烦地去仔细研究文卷保存所中的文件，其结果便是个最有价值的工作，而更必要的工作就是那继续不断的农民暴动，一直到1793年8月国会通过了废除封建的权利，而且一直到承认各村公社，取回了两百年来被夺去的公社共有土地。但这个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做出来，我们现在去研究，只能凭借着一些地方的历史，相当的回忆录，以及少数著作家，而他们之叙述1789年的骚乱，都以为以后一年中之更显著的运动，是由于第一次的暴动而来的。

粮食之缺乏与这些骚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无疑的。但是他们主要的动机，还是要占领土地，扫除封建的担负与什一税。

此外，这些骚动还有一个特征。除在布里坦外，在法国中部，及东部与南部都各自发生骚动。但在东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却是普遍的。都芬勒，佛兰施·刚特以及马冈内（Mâconnais）尤其受骚乱的影响。端尼奥（Doniol）说，在佛兰施·刚特，几乎所有堡垒都烧毁了，在都芬勒则五个之中总有三个被劫掠。其次一点的，便算亚尔萨斯，尼维勒，波硕垒（Beaujolais），勃艮底，以及奥维梧。我素常说过，如果我们查查地图，一把起骚动的地方作个记号，那么，这个地图便和1877年法国第三次共和选举后所印行的“三百六十三”图极相类似。特别在法国东部，是拥护革命的地方，这小地方在我们今日仍是很前进的。

端尼奥说得不错，他们骚动的来源，在1789年为着选举而提出的诉苦书中就已有了。既要农民来陈述他们的痛苦，他们总以为定有些好处给他们。他们深信，他们向之诉苦的国王，或者是国民议会，或其他机关，一定可以帮助他们，补救他们，最少也能让他们自己来谋补救——这就是使他们在选举举行时甚至在国民会议开会前即刻骚乱的原因。当三级会议开会时，不清楚的流言从巴黎传到了乡间，遂使农民相信废除封建权利以及取回土地的时机到了。

不管是革命党或奥良勒党（Orléaniste）的鼓动，只要稍微去鼓动，不论是哪一类的鼓励者，再加上从巴黎及城市中传来的不宁静的革命消息，便很足以使乡村起事。我们用不着怀疑，当时在各地应用国王的名义，国民议会的名义，不止一次。的确，流行于各乡村的公文，有许多是假造国王及国民会议的命令。无论是在法国，在俄国以及在德国，农民一起骚动，便要使尚在踌躇的人去下决心，——甚至我可说，他们深信要能维持下去，必得有个力量做后盾。这就使他们有了结合性，后来遇着了失败及外来的攻击时，便有个安全的借口。他们想过，大多数都如此真实地想过，即令没有国王及国民议会的正式命令，也是依着他们的意思做的。所以，当1789年夏天有了头次收获后，乡村间的人民经过了长时期的饥荒又有了饭吃了，凡尔赛及巴黎传来的流言也在鼓舞着他们的希望，于是他们即刻起来了。他们把目标对着堡垒，目的是要毁坏那些特许状保存所，表册及契约；如果缙绅们不好好地把特许状及案卷等中所记入的封建权利取消，便要把他们的房屋烧毁。

在汜索尔（Vesoul）及伯尔福（Belfort）的邻近，7月16即开始攻击堡垒；这天散西（Sancy）堡，其次卢士（Lure），比特恩（Bithaine）以及摩兰（Molane）诸堡，都被抢劫。即刻，全劳仑（Lorraine）都起来了。《法兰西消息》（Courrier français）说：“相信革命是要使财产与阶级平等的农民，尤其向领主进攻。”在萨鲁意斯（Saalouis），佛巴施（Forbach），萨勒格米勒（Sarreguemines），法尔斯堡（Phalsbourg）以及地昂维尔（Thionville）等地的收税吏都被驱逐，税局则被劫掠与烧毁。盐只卖三苏一磅。邻近诸村落也随着城市而起事了。

亚尔萨斯的农民叛乱几乎是普遍的。据说在八天之内，到7月底，毁了三个寺院，攻了十一个堡垒，其余的则被劫掠；所有的记录都被农民拿去毁了。封建租税，徭役，以及各样负担的册子，也都拿去烧毁了。在有些区域则组成了游行的队列，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都是各邻近村落来的农人；他们要去进攻那些强固的堡垒，围困他们，找出那所有的旧文件来都烧毁了。寺院之被攻被劫，也是这同一原因，与城市中富商的住宅遇着一样的命运。庙巴治寺（Murbach）也许是和他们抵抗过，所有寺里的东西都毁坏了。[1]

在佛兰施·刚特之最多的叛乱，是在7月19发生于仑内·索尼尔（Lons-le-Saunier），那时准备政变及芮克罢职的消息已传来了，但劫巴士底狱的事还不知道——据桑米尔（Sommier）所说。骚乱即刻起来了，同时资产阶级武装他们的军队（都带着三色帽章），“以抵抗这些扰害王国的强盗之侵入”。骚动立刻蔓延到各村落。农民把地主的牧场与森林拿来瓜分。此外，他们又逼迫地主放弃他们对于土地的权利，这土地以前是属于公社共有的。此外，他们不受任何拘束，而取回来曾一度属于公社共有的森林。伯那端寺（Bernardins）在邻近各公社内所有的一切契约都取消了。加斯得勒（Castres）在8月4号以后起叛乱。运入省中的麦子，在这城中也要课现物税。那是国王特准私人征收的封建税。所以，在加斯得勒的人民一听到8月4日晚上的消息，遂立起暴乱，要求废止这种税；而资产阶级已组了六百个国民卫军，便即刻起而恢复“秩序”。但在乡间，一村一村的都起暴乱，格埃（Gaix）及芒内稽尔（Montlédier）二堡，斐埃（Faix）之加苏西（Chartreuse）修道院，维尔谟寺（Vielmur）及其他许多地方都被抢掠，文契被毁坏。

奥维的农民则用了许多方法，总想在法律上站得住；当他们到堡垒去要烧文契时，他们竟毫不疑惑地对领主说，他们是依照国王的命令做的。[2]但在东部各省，他们竟公然宣称说，到了现在，三级会议决不会再允许贵族与僧侣来支配他们。这两阶级的威权行得太久了，现在是要他们让位的时候了。有一大部分穷贵族，住在乡间也许为他四周的人所爱护；叛乱的农民对于他们却表示个人的好意。农民并不伤害他们，但对于封建领主制之表册及契约却决不实贷。农民去烧毁它们，迫着领主立誓说愿放弃他的权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很知道他们对于革命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是什么，乡村间的农民也一样地很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从公社夺去的土地应该还给他们，封建制度所加于他们的担负应该废除。同时把富人也要一扫而尽的观念，在当时也出现了；但当时农民只在“物”上面注意；如果有时对待领主残虐的时候，那是特例的情形，大概因为这些人是居奇者，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反因之发了财。只要将土地契约牺牲，起誓愿意放弃权利时，便一切都宁静了：农民便将土地契约烧毁，于村中植一棵五月树，把封建的象征物都挂在那树枝上，人民便绕着树来跳舞。[3]

否则，如果领主要抵抗，领主或他的总管要去叫警官来，或是开枪射击；——那么，这堡垒便要抢得干干净净，而且要放火烧毁。因此，据计算的报告，被劫掠与烧毁的，在都芬勒有三十三个堡垒，佛兰施·刚特将近四十个，在马冈内及波硕垒有六十二个，奥维只有九个，维埃诺瓦（Viennois）则有十二个僧院及五个堡垒。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农民并不愿及政治的意见。所以“爱国主义者”与“贵族主义者”的住宅，他们一样去攻打。

当这些骚乱在进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正在做什么呢？

当时在国民议会中一定有许多的议员，知道农民之骚乱，是表现一个革命的力量；但是在各省的资产阶级，只知道是一个危险，要武装起来去抵抗。在事实上，当骚乱的时候，所谓“大恐怖”（La grande peur）弥漫了大部分的城市。例如在托洛瓦，有些乡下人拿起了锄头禾棒进城来，也许是要抢劫那些居奇者的住宅；但所谓“资产阶级中之诚实者”却武装起来抵抗这些“强盗”，而且赶走了他们。在其他城市中也发生了这同样的事件。资产阶级为恐怖所罩住了。他们总在守候着“强盗们”。有人看见有“六千人”在劫掠，资产阶级便取了他们在市政厅及武具店所找到的武器，而组成一个国民护卫军，盖恐怕城市中的贫民，起而响应“强盗们”来攻打富人们。

皮加底首府迫罗勒（Péronne）的居民，于7月后半起叛乱。他们焚烧税卡，把税局人员抛入水中，把政府税局的人款拿走，把所有的囚犯释放。这些都是在7月28日以前所做的。迫罗勒的市长会写道：“自巴黎的消息传来以后，在28日的晚上，爱诺尔特（Hainault），佛兰克，以及全皮加底都武装起来；各城市及各村落中的警钟都在响着。”三十万资产阶级的人组成了常备巡防队——这都是准备着对待两千个“强盗”的，据他们说，这些“强盗”在蹂躏乡间，把农作物烧毁了。其实，有人曾适当地向阿苏·阳说，所谓“强盗”，不过就是些农民，他们确实是起而暴乱，拿着锄链棍棒，强迫着领主们放弃封建的权利，阻止行人问他是否“为着国家”。迫罗勒的市长会说得好：“我们正愿意在恐怖之中。幸亏着有可怕的流言，我们才能在法国组成三百万的资产阶级与农民之军队。”

国民议会及布勒顿俱乐部的一个著名人物都坡（Adrien Duport），甚至大言地说，在许多城市中的资产阶级都这样地武装起来了。他有两三个代办人，“坚决的，但非著名的人物”，他们避开了城市，但当到了村落中时，会喊着“强盗们来了”。这样的侦探说道：“有五百，一千，三千个强盗，他们正在各地烧毁农产物，所以人民要遭饥荒。”所以警钟要响了，乡村间要武装起来。不久这可怕的流言到了城中，强盗的数目又长到六千了。据说，看见了有好些“强盗”出现于差不多隔一英里远的森林中，于是城市中人，尤其是资产阶级，便武装起来，派了些巡兵到森森中去——可是没有找到什么。但重要点是农民们这样武装起来了。让国王来注意罢！当他在1791年想逃走时，他会在路上遇着武装的农民。

这些骚动所引起法国的恐怖，我们能够想象；我们又能想到他们使凡尔赛所生的印象，国民会议于8月4日晚上，正是在这恐怖支配之下，在讨论去压迫农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