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暴乱之原因

第四十二章　5月31日暴乱之原因

“山岳党”和“吉伦特党”间之斗争——当时的问题——国民大会之无用——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反革命得势——各郡及各县之执政司——新公社——民众会社，兄弟会，及革命委员会之发生——同盟说——集中说——吉伦特党与“山岳党”

当1793年之前期，“山岳党”与“吉伦特党”间之斗争，是日见恨恶；在他们当前的，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所有的封建负担都可不须赎回而废除，还是要一任这封建制度之残余继续压迫农民而破坏农业呢？这个火热的问题是极关切于将近两千万的农业人口，这两千万之中，还有那些曾从国家方面购得僧侣及出奔贵族所充公之土地的大部的人。

第二：乡村能领有那些又从贵族手中夺回之公社共有的土地吗？公社之取得此种领有权，还是未经承认的，能够承认吗？各公民对于土地的权利能够承认吗？

第三：规定面包及其日常必需品价格之最高限度，是要采用吗？

这三个大问题，激动了整个的法国，而把它分成两个对敌的营垒。在一方面是拥有财产的人；在他方面是些一无所有的人；——富人和贫民，富人则不管困苦，饥饿，与战争，而只顾他们自己发财；而贫民则须掮起整个的战争之负担，而且九小时，甚至通夜在粮食店前等着，却始终得不到一点食物回家。

几个月——五个月至八个月——来，国民大会无丝毫办法来改变这种情景，而对于革命之发展所包含的大社会问题，也不能解决。国民大会每天只晓得滔滔地讨论，毫无止境；两党间的怨恨则日见增加，一党拥护富人，一党保护贫民；在这些要拥护财产以及要攻击财产的人之间，是永无谅解与调和的。

确实，“山岳党”对于这些经济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观念；他们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激烈派”（Enragés），是较为急进的。罗伯斯庇尔是属于另一派的，此派对于适才所提及的三大问题，几乎和吉伦特党是一样的倾向，去拥护财产。但是，我们虽不很同情于罗伯斯庇尔，却要承认他是跟着革命走的，并且始终同情于人民的疾苦。他在国民会议中发言，自1791年以来，即赞同恢复公社之公有土地。他愈是看见了资产阶级对于财产之私有及商业的自私，他便愈公开地同情于人民及革命的巴黎公社——他和这些人在当时被称“无政府党”。

他在国民大会中说：“粮食之于人民，正如生命自身是一样的神圣。一切保全生命之必需物品，即是整个社会之公有财产。过此以外的，才能成为私人财产，才能让经纪人以之去从事实业的活动。”

真可怜，这样明显的共产主义思想竟不曾流行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伯耿和维达尔在1848年只晓得拿“集产主义”来宣传，而这个东西到今日还拿来冠上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名。1871年的共产运动之趋向决不会如此的，倘使它有了“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和生命一般神圣，而为全国之公有财产”这么一个原则；——倘使它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公社管理消费，并保证全体之幸福。”

任何地方及任何时代的革命，都是由少数人所造成的。即令是在那些极关切于革命的人之中，也只有少数人竭其全力以从事革命。1793年法国的情形，也是如此。

王权既倒，接着在各省便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运动，以对抗那些敢于取国王首级以挑拨全欧洲之反对势力的革命党。在领主家里，会客室，忏悔坛，到处都听见喊着：“何物匪徒，胆敢出此！他们这么一来，便无止境：他们会来劫掠我们的财富，或处死我们呀！”故此，反革命的阴谋，力量便加大了一倍。

教廷，欧洲各宫廷，英国的资产阶级，都来参与这阴谋，宣传，与破坏的工作，来形成反革命势力。

在那些沿海的城市，特别如富商所集的南德，波尔多（Bordeaux）及马赛；奢侈品制造地之里昂，贸易及实业中心之罗安，这些城市，都成了反动之有力量的中心。到处都是僧侣们及用假名字返国的逋臣们之势力，他们所恃，有英国及奥良的金子，以及意大利，西班牙，与俄国所派的密使。

“吉伦特”党则视为反动人物之集合中心；王党们很知道，吉伦特党表面上虽有共和国思想，却实在可引来做朋友；而在当时的情形他们也不得不如此，虽说他们党中的口号是不同。至于人民方面，也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们知道，吉伦特党在国民大会一天，真实的革命改革便不可能；让这些革命时的嗜欲之徒来对付战争，势必迁延日久，而使法国完全倾毁。故此，排除吉伦特党，以“澄清国民大会”之需要，便日见显著，人民则从事组织，各地起事，在任何大城小镇以及乡村，都是如此。

我们业已说过，各郡的执政司，大半是反革命的。各县执政司也差不多。但由1789年法律所建立的市政机关，却是较趋民主的。确实，当他们在1789年夏天最初形成时，他们曾毫无怜恤地压制农民之叛乱。但当革命进展后，市政机关人员之选出，正是在暴动的纷乱中，而且是在众会社的监督之下，因之，他们渐渐成为革命的。

巴黎当8月10日以前，公社之议事会已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组成了。但当8月10日的晚上，有个新的革命公社，由四十八区团选出；国民大会虽经吉伦特党之请求，已解散了这个公社，而在1792年12月2日又选出了一个新公社，以硕墨特为检首，赫伯尔为代表检事，巴舍（Pache）为市长（他是后来任命的），这显然是个革命的团体。

一群被选的吏员团体，以范围如此广种类如此多的威权，授给巴黎公社之议事会，这个团体自然渐渐地要趋向于民主政策。但是巴黎的人民，在各区团中，有革命行动的中心。可是这些区团，既经取得各项政治权力，如有权散布公民证以表示接受者即不是王党阴谋派，派义勇队到凡兑去打仗，以及其他等——这些区团，他们的公共幸福委员会及普遍安全委员会之工作，使他们成了政治的机关，结果，便趋向于官僚派与保守派。他们在1795年时，竟于事实上成了资产阶级反动之中心。

故此，民众会社，友爱会社，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和各区团，要组合起来，在共和国二年逐出吉伦特党之后，来形成实在行动之力量。所有这些团体，都互相同盟，无论是为着暂时的目的和永久的行动，而且他们努力要与法国之三万六千公社相密接。为着这个目的，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通讯机关。

一个新而自由的组织便这样产生了。当我们研究这些团体——我们现在应当说，这些“自由的谅解”——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了现代法国无政府团体所努力要去实现的，却不知他们的祖先们，于1793年上半年革命之悲剧的时代。业已将其实用。[1]

我觉得，大多数同情于革命的历史家，当他们叙述到1793年“山岳党”与“吉伦特党”间之悲剧的争斗时，他们太注意于这个争斗之次要的方面。他们太看重了吉伦特党之所谓“同盟主义”。

确实，自5月31日以后，当吉伦特党及王党的暴乱在各郡爆发时，在当时的文件中，“同盟主义”这个字成为“山岳党”用作控告吉伦物党之主要条款。但这个字只成为一个目标，一党的口号，而且在实际上，只是个作战的口号，用以攻击一己之敌人，其目的不过如此。

在实际上如路易·布兰所说：“吉伦特党之同盟主义，不过就是对于巴黎之怨恨，而想激起反动的各省来与革命的首都对抗。他们只害怕巴黎，同盟主义的意义就只如此。”他们在革命的进程中，恨恶而且害怕着巴黎公社，巴黎革命委员会，以及巴黎人民之得势，当他们在谈着要把立法议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大会，迁往某一省城时，并不是为着爱慕某一省的自治，只不过是把立法团体及执政机关，迁于比巴黎较不革命的人民中——不太留意公共事业的人民中。在中世纪时，王室总要定都于刚发展的城市——“王城”，而不选择那些业已娴习于政治的旧城市。在1871年时稽尔也曾要这样做。[2]

吉伦特党所做的任何事件，其实并不是要同盟，反而表现是如山岳党一般的集中化和权威化，或者还有甚焉；因为山岳党有使命于各省时，总还得凭借于各民众会社，却不凭借于各执政机关——各郡及各县之议事会。当吉伦特党要激起各省来抵抗巴黎时，他们只激起各工业城市之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以及在诺曼底及布里坦的农民之疯狂，来对抗巴黎之革命党。当反动派胜利后，吉伦特党于新11月9日再取得政权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合于拥护秩序的政党，比起山岳党来，更是集中者了。

后来阿拉德叙述吉伦特党之同盟主义，他说得很恰当：在共和国建立以前，吉伦特党中谁也没有同盟主义的趋向。例如巴巴鲁，便是个道地的集中主义者，他在布士度仑（Bouches-du-Rhône）议会中说，同盟政治是不适于大民族，因为它工作迟缓，方法麻烦而且复杂。[3]

在事实上，我们于1793年吉伦特党制定宪法之计划中，始终找不到有同盟组织的打算。反之，却完全表现他们是集中主义者。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路易·布兰太看重了吉伦特党之“火热的烈性”，布里索的野心和罗伯斯庇尔的野心冲突，毫无顾忌的吉伦特党伤了罗伯斯庇尔的自尊心——因之罗伯斯庇尔始终不宽宥他们。硕勒也表现了这相同的意思，最少在他论国民大会一卷之前部是如此；然而他在那里面接着还指出了旁的原因，——当他开始去解释巴黎人民与资产阶级之争斗时——这些原因，比起伤了自尊心及“权威之自我说”还要来得严峻。

自然，路易·布兰所注意叙述的“火热的烈性”，以及野心之竞争，都是存在着的，而且它们一定是助长争斗；但在“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争斗间，还有一个普遍的争斗原因，就是把这些个人的争斗集合起来，还不及它什一，这是我们业已叙述过的。路易·布兰把这个原因也叙得很明白，他从加拉书中引用了许多话，这些话是“吉伦特党”用以来攻击“山岳党”，及“山岳党”用以来答复“吉伦特党”的。

吉伦特党说：“统治法国的，不是你们，你们身上满染着9月流血的污点。一个富有的及实业的帝国之立法者，一定要把财产视为社会秩序的最神圣基础之一，你们这些宣传无政府，奖励劫掠，及恐吓财产领有者人，决不够担负为法国立法的使命。……你们召集了巴黎之被雇的刺客们来攻击我们，我们则召集巴黎之诚实的人民来反抗你们。”

这就是资产派——绅士派的话，他们曾于1848年6月及1871年屠杀巴黎的人民，拥护拿破仑三世的政变，而现在又准备来演这一套把戏。“山岳党”对于它的答复是：“我们之所以攻击你们，是因为你们只凭着你们的本领来谋自己的进展，并不是为平等的幸福。国王允许你们组阁来统治法国，你们就觉得他是诚实的。……你们心里的希望，是始终不愿使法国走上共和国之光荣的命运，只想使她处于国王之下，而你们来做国王宫廷的官吏。”

我们看见了巴巴鲁在南部及布里坦之卢维，他们都是与王党携手的；而且吉伦特党由新11月之反动而复得政权后，他们便与白党勾结；由此看来，则前面“山岳党”的话，是何等的公平。但是，让我们再来引用一段。

“山岳党”说：“你们要没有平等的自由，而我们却要平等，因为我们没有平等，便不能完成自由。自命为政治家的你们，只想组织个为富人们的共和国；但是不要做政治家的我们，却要为法律奋斗，此种法律要拯救贫民于困苦之中，要使一切的人，在普遍的幸福状态之下，成为愉快的公民，而且是通力所建之共和国的热烈拥护者。”

由此我们看见这两派对于社会的概念是绝对的不同，故此，这个争斗为当时的人所了解。[4]

大革命自始只限于推倒国王，并没有趋向于共和国方面之改革的打算，它在第一次胜利后便停止进行，而使法国拼命地与德，英，西班牙，意及萨伏衣之侵入者相搏斗，这些侵入者得有内部王党们的帮助。否则，革命自推倒国王以后，便立即毫不迟疑地去从事于他们当时所谓“平等”——而在我们现在则称之为“共产主义”——之努力。它必得完成废除封建权利的工作，恢复公社土地的工作，国有土地的工作，而承认人人有享有土地的权利。它必得完成革命的农民在四年来所努力的工作，并且要凭着人民的助力，来“拯救贫民于水火”。倘然可能时，它必不去创立财富之绝对平等，却是要建立万人安乐的情境——“普遍的幸福”。要做到这一步，便要以强力从富人手中取得政权，而以之付予公社及各民众会社。

这些改革的方法，才够解释轰动于国民大会之殊死的争斗，及王权倾毁后国民大会时代之法国。此外一切，都落在第二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