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及其结果

第十七章　8月4日及其结果

8月4日的晚上——贵族们假装着要放弃封建的权利——议会要求国王采取行动——得吉阳及诺埃尔采取农民的宗旨——他们之堂皇的演说——克郎加尔——议会的景象——实际让步的限度——消息传到各省后的影响——资产阶级武力对待农民

8月4日的晚上是大革命中各伟大日期之一。正如1789年之7月14及10月15，1791年之6月21，1792年之8月10号，以及1793年之5月31；它也在革命的运动中，占重要的一幕，由它而决定了那天以后一时期中的性质。

历史的传说总喜把这一夜加以点缀；大多数的历史家，受了当时少数人所造成的报告之影响，说这一晚上是有充分的热狂与神圣的牺牲。

历史家告诉我们：在劫巴士底狱之后，革命便得着第一个胜利。消息传到各省，在各地都逃动了类似的暴动。它又传到了乡间，把各种各样的流浪者都鼓励了，农民则起而攻击领主，焚烧堡垒。而僧侣们及贵族们，受了爱国主义的冲动，看见了他们对农民还没有做一点事情，便在这可记忆的晚上来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贵族，僧侣，贫教区的牧师，最富有的领主，都在他们国家的祭坛上，来宣布放弃世俗的特权。热狂的波浪鼓动了议会；人人都热中于牺牲。“这会议是个神圣的宴会，讲坛是一个祭坛，会议厅即是寺院。”有一个素来很冷静的历史家是这样说。另有人说“这是个财产的圣巴托洛眸节（Saint-Barthélemy——即牺牲之象征）”。第二天太阳光出来照耀着法国，旧的封建制度已不复存在了。“法国是个再生的国家，把所有特权阶级的弊害都举行了火刑（Auto-da-fé）。”

那些都是传说。确实，当诺埃尔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及得吉阳公爵（Duc d'Aiguillon）两位贵族提议要废除封建权利以及贵族之各种特权；兰西（Nancy）及奢得尔地方之两位主教，发言废止什一税，这时确有深沉的热狂在刺动议会。确实，热狂仍在继涨增高，在这通宵的会议，贵族和僧侣们一个一个登台去发表意见，互相争辩着有废除他们的领主司法权。有特权的人也答辩了，司法是——自由的，不能买的，对于一切都平等的。无论在俗在教的领主们，都主张废除他们的狩猎律。议会就在这热情之下进行，在此热情中，谁也没注意到这个“赎回”封建权利及什一税的条款——两贵族及两主教于演说中所提出的——此条款即令是很暧昧，却是可怕的，因为它的意义也许是一切或什么都没有，而在实行上，我们知道，封建权利之废除一直迁延到四年之久，一直到1793年8月。但当我们读当时人对于那晚之美丽的记载时，又谁能够不为热情所牵动呢？如果我们不懂得这可怕的意义，又谁会“经三十年年赋后赎回”（Rachat au denier 30）这句不忠实的话呢？这也是1789年法国所发生的事。

8月4日晚上的会议，开首只有恐怖，而无所谓热狂。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天以前的两星期中，有许多堡垒被抢劫被烧毁。农民暴动发生于东部，渐及于南部，北部，以及中部；眼见得就有普遍的危险。有少数地方的农民，对待他们的主人颇为野蛮；而各省的消息传来，却又张大其辞。贵族们于是惊骇起来，觉得是没有武力，去遏止这些骚动。

所以，议会开会了，宣读发出一个反对骚动的布告之计划。议会的召集，为的是去宣布对于暴徒加以有力的处罚，并极端尊重财产，无论其为封建的与否，要等到议会的立法对于这事已决定了再说。

“事实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样的财产，都成了极恶的强盗们之猎获物了。”调查委员会是这样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堡垒是烧了，寺院也毁坏了，田庄也抢劫了。租税及领主制的负担，都随着取消了。法律失了力量，官厅也没有权力。……”这个报告就是要求议会严厉去镇压骚乱，并宣布“在国民的权力未将旧的法律（封建的法律）废除或修正以前，这些法律仍然是存在的；所有习惯的负担及捐款，在未经议会制定以前，仍须照旧缴纳”。

得吉扬公爵曾叹息着说：“做这些事的人并不是强盗呀！在好几省中，全部人民都加入毁坏堡垒，蹂躏土地，尤其是要去占据文件保管所，因为那里面有封建财产的契约。”自然，他说这种话并不是因为有热狂，乃是因为恐惧。[1]

结果，议会就打算要求国王取严厉的方法来对付叛乱的农民。这话在前一天，8月3日，也曾谈及过。但在几天之后，有一些贵族——这阶级中有几个的观念是较先进的，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看得较为清楚：诺埃尔子爵，得吉扬公爵，拉罗什福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亚力山大·拉谟特（Alexandre de Lameth）及其他等——秘密地在讨论他们对于农民应取的态度。他们已经知道，想保全封建的权利之唯一方法，就是牺牲那名誉的权利以及价值微小的特权，凡是附属于土地及有实在价值的封建负担，要求农民赎回。他们把这些观念都交给得吉扬公爵，所以当时诺埃尔子爵及得吉扬公爵便如此做。

革命起时，乡下的人就起而要求封建权利之废除。[2]这两位有自由思想的贵族说，在这时候，乡下人看见了三个月来并没有替他们做一点什么，因而不满就叛乱起来了；他们是不再受支配了，现在只有于下列二者择一个：“社会之毁败或是相当的让步。”诺埃尔子爵规定的让步是这样的：人人都要纳税，并且要按收入为比例；公共的费用要由大家负担。[3]但是我们要知道，农民对于个人的服役，很久就没有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各省的官吏找到很明显的证据。自7月叛乱以后，不管领主们之宣布放弃与否，农民是显然不履行这种私人的履役了。

然而，诺埃尔所提出的让步，被贵族们及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打落了，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具有含着封建权利的土地财产。继诺埃尔而登讲台的便是得吉扬公爵，前面所述的贵族们推他去发言，他说话是表同情于农民的；他宽恕他们的暴乱，但他的结论是：“仍然存在于法国的封建法律之野蛮的残余是财产之一种，一切财产都是神圣的——这是无须乎虚饰。”他又说：“管业的人，如果没得到相当代价的赎款便放弃他的财产，是要为公道所不许的。”他又把诺埃尔子爵关于税收的话软化，他说所有的公民要纳税，要依着他们的“生活费为比例”。至于封建的权利，他说这些权利——无论是个人的权利或其他权利——“只要各附庸愿意时”，都可赎回，其赎金为“三十年之年赋”。这样一来，所谓赎回不过是个欺诈而已，因为土地的地租，在二十五年内所缴的就够重啦，而商业事务的地租普通计算起来，只要二十年甚至十七年已足。

第三级的绅士们都怀着热狂地接受这两个演说，在贵族一方面要实现那伟大的放弃时，已到了他们的子孙手里，而在实际上，依着得吉扬公爵所定的纲领去进行的国民会议，当时就把可怕的斗争之各条件准备好了，这些斗争后来使革命至于流血。议会中有少数的农民，却不曾说话；谁也没注意到贵族所愿“放弃”的权利价值是很小。至于第三级的——代表们，他们大部分是城市中人，所以对于封建权利的整体，或者只有个暧昧的观念，正如他们之观察农民叛乱的意义一样。对于放弃封建权利，甚至对于赎回的条件放弃封建权利，在他们看来，都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崇高的牺牲。

“像一个农民装束”的克朗加尔（Le Guen du kérangall），是个布勒顿的代表，倒说了些美丽而动人的话。他说到那些“可恶的公文”，登记着个人的服役之义务，及农奴制的残余，这些话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很鼓动人心。但是他并没有攻击一切封建权利之赎回；在这封建权利中包含有那些同样“可恶的服役”，在“黑暗及无知之时代”所加于人民的，而为他所极力非难，认为是不正义。

确实，8月4日晚上议会的情形很好，贵族及僧侣的代表们，都来放弃他们数百年毫无问题所享受的权利。贵族们起而放弃他们对于不付税款的特权，僧侣们则放弃什一税，他们中最贫穷的牧师则牺牲津贴，大领主则牺牲他们的领主裁判权，并且，他们大家都放弃狩猎的权利，又要求废止那使农民得疫症的鸠室；当时的行动与语言是很庄严的。使王国中造成一个特殊位置之特权，在各省宣布废除，这也可说是很好的。“国家之缴付”（pays d'États）的种类，加上这些特权都取消了，城市之特权——有些封建权利及于邻近之乡村，也废除了。都芬勒（我们已知道这地方的暴动来得大而且广）的代表们，主张同时废除省的差别，其他的人也附和他们。

当时曾目击这可记忆的会议的人，都曾有过热烈的描写。当贵族们在原则上承认封建权利之赎回时，便轮着僧侣们来宣布了。他们全部地承认宗教的封建权利之赎回，但是有个条件，要使这赎回的价格不造成僧侣中个人的财产，要使其全部都应用于公益事业。当时有一个主教起来说，领主们所养的猎犬为害于农人们的田土，要求废除打猎的特权，贵族们立即高声而且热情地大呼赞同。在会议中热狂已达到顶点，当早晨两点钟散会的时候，人人都觉得新的社会已有了基础。

要把那一晚的重要来忽视，是不正当的。正需要这一类的热狂来助长事实。一个社会革命的发生，更需要热狂。在一个革命中，要将热狂挑动，要将鼓励人心的话发表。贵族，僧侣，及各种特权阶级的人，当那晚会议时，已承认革命的进行，决定服从它而不反抗它，这个事实——这个踏实的自身已经就征服了人心。怀着热情而宣言放弃时，已经占很重要的地位。确实，这正是在烧毁堡垒的火光中所做的事：但是，这同样的火光曾只使特权阶级固执地反抗，因而至于怨恨及屠杀，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呢！就在那个8月4日晚上，远处的火焰也引起了别的话——同情于叛徒的话；及别的行为——调和的行为。

由整个的法国酝酿着而生出的大革命时代之精神，从7月14以来，就影响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这个由数百万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精神能够发生灵感，这灵感是我们平常所没有的。

但是，在指示出由革命而生的热狂之影响以后，历史家还得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这热狂确实前进有多远，什么是它所不敢超过的限度；历史家必须说明它所给人民的是什么，所拒绝人民的是什么。

那个限度可以用一般的特征来说明。议会只在原则上予以讨论，可是有些地方的人民自身所完成的却早已普及到全国去了。议会并没更往前走一步。我们已经看见，在司特勒斯堡及其他许多的城市之人民，已经做了些什么。他们曾迫着所有的公民，无论其为贵族或资产阶级，都来分担租税，并且已经宣布“所得税”之必要，——这一点在国民议会已经接受了。人民已经废除了名誉的职位，贵族们于8月4日也承认放弃这些职位；这么一来，他们又接受了一个革命的行为。人民又已经废除了领主裁判所，而用选举去任命裁判官；这一点在议会也接受了。末了，人民已废除城市的特权及地方的通过税——在东部各省已实行了——现在议会把这个已实行于王国中之一部分的，来定为事实之普遍的原则。

在乡村区域，僧侣们在原则上承认了什一税是可赎回的；但在多少地方人民还在缴付呀！后来议会决定要缴付到1791年，这势必要依赖于刑罚的恐吓，逼迫人民去依从。确实，让我们高兴罢，僧侣们已允许在赎回的条件之下来废止什一税，但是也让我们说，如果僧侣们不坚持要价值赎回，岂不来得更漂亮。如果他们放弃了什一税，让国家或教区来给他们薪水，那么，也无所谓斗争，怨恨，与流血了。至于封建的权利，如果议会在1789年8月4日不采取得吉扬公爵的动议，而只采用诺埃尔子爵的动议（这确实是个中庸的提议：个人的负担无条件地废止，附属于土地的租金却要赎回），也可以避免许多斗争。但是，到1792年要实行这一步时，曾于三年之内流过多少血，而1793年为着要达到无条件地整个地将封建权利废除，发生过许多野蛮的斗争，也用不着去提啦。

但让我们像1789年的人一样，设身处地来想想。人人在那会议以后，都充满着娱快。人人都在庆祝这封建的苛敛之圣巴托洛眸节。这圣巴托洛眸节证明了：在革命时期去承认，最少去宣布一个新原则，乃是很重要的事体。信使们从巴黎派出去，传布这个伟大的消息到全国：“所有的封建权利都废除了！”因为是这样，国民议会的议决才为人民所了解；并且在8月5日的议决案第一款中是这样记载的。所有的封建权利都废除了！再没有什一税了！再没有免役税了！再没有遗产发卖税，现品献物，徭役，以及特别税了！狩猎律也取消了！鸠室也打倒了！今后人人都得享受一切的娱乐！今后再没有贵族们，也没有任何种的特权阶级；人人在被选出的裁判官之前，都是平等！

最少，各省人民对于8月4日的了解，是如此的。在8月5日及11日的议会决案发表以前，在何者应赎回何者应即取消之界限划清以前——在那些提案与“宣言放弃”都成为法律之前，信使们已把这好消息传给农民了。农民以后无论如何，再不付任何税款了——不管把他们枪毙与否。

故此，农民的暴动，又有了个新力量。它传布到了各省，就是毫无动静的布里坦也引起来了。如果地主仍要求各种担负的缴付，农民便跑到他们的堡垒中去烧毁所有的文契及土地登记。奢得利尔（Du Châtellier）说，他们并不顾8月所颁发的命令，而去分辨要赎回及要废除的权利。全法国的鸠室及猎场都毁坏了。故此乡村中的农人们得饱食他们的食品，并且去占有那从前虽属于公社共有而为领主们所攫取的土地。

当时在法国的东部，可看见一件后来在全法国都发生的事件——即是资产阶级起而抵抗农民，同情于领主。自由党的历史家对此毫不注意，但这个事实，对于了解以后各年的历史，甚为重要。

我们已经看见，在都芬勒及法国东部各地，农民的暴乱，已达极点。富人和领主们都逃走了，芮克说，他在两星期之内，忙着为富人们办出境护照，达六千余件，深以为苦。他们都逃到瑞士去。但没有走的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武装起来组织了他们的军队，而国民会议也立即通过了严酷的方法来对待农民（8月10日）。议会借口于暴动是强盗们的事，以权力赋予市政府去召集军队，解除没有职业没有居处的人民之武装，迅速地驱散他们处理他们。都芬勒的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法律获得利益不少。当暴动的农民队伍经过勃艮底，烧毁堡垒时，在城市及乡村的资产阶级遂联盟抵抗。《自由之二友》上说，有一队农民，于7月27日被击败于伏马丹（Vormatin），被杀二十人，被囚六十人。在克鲁尼（Cluny）则死一百人，囚一百六十人。马冈（Mâcon）的市政府，因农民拒缴什一税，竟向农民进攻，绞死了他们二十个人。多埃（Douai）则绞死十二个农民；里昂的资产阶级之攻打农民，死农民八十人，囚六十人，都芬勒市警卫长巡游各地去绞缢叛乱的农民。在罗埃格（Rouergue），米诺（Milhaud）之城中通告邻近的各城市，要他们也武装起来，以抵御强盗们及拒绝纳税的人。

总之，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我们因之而知道在任何地方，农民的骚乱最激烈时，资产阶级便起而压抑；如果8月4日晚上从巴黎传出的消息不曾使暴动有新的动力，他们也曾无疑地这样去压抑。

农民骚乱稍微平静的时候，显然是在9月或10月，或许是因为农事的缘故；但我们知道，到了1790年正月，据封建制度委员会的记载，农民暴动又凭新的力量起来了，大概是因为要缴付税款激起的。农民不愿意服从议会所订的分别——何者为附属土地的担负与何者为个人的义务，他们起来，为的是要不付任何税款。

我们在以后要有一章来谈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