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前夜之巴黎

第十一章　14日前夜之巴黎

革命巴黎为中心，而不是国民会议——巴黎准备着起事——各区组织民众——法国西卫队之兵士被捕——面包的饥荒——人民忿怒之增涨——芮克之免职——对木郎要人民武装起来——斗争开始了——警钟响了——人民获得食物与武力——常设委员会之组织——国民卫军之组织——资产阶级想解散人民的武力

普通一班历史家，都只注意国民会议。以为革命是由会集在凡尔赛的人民代表变化出来的，对于他们的一言一动，都谨审将事迹记述下来。可是，在那7月时代，革命之热情的中心，并不在议会，却是在巴黎。没有巴黎，没有人民，议会是等于零。如果没有巴黎叛乱使王廷知所畏惧，议会老早就被解散了，这样的事迩来实不知看见过多少次，——如在法国的2月18日及12月2日，以及最近在匈牙利及俄国。自然，议员们是要起来抗议的，他们会有很动人的演说，也许，这些还可去鼓动各省起事；但是，如果人民不准备起来暴动，民众中对于革命的初步工作没有完成，人民没直接互相挑动，而单靠几篇宣言，那么一个代表的议会，遇着这样根深蒂固拥有军队及官僚的政府，又有什么办法呢？

幸而巴黎是醒觉了。当国民会议在幻想的安全中梦想时，7月14日在宁静地再来讨论宪法计划时，巴黎的人民，有最勇敢最有眼光的资产阶级中人在挑动他们，准备着要暴动。宫中为着16日所准备的军事计划，在郊外重演起来了。可是什么事情都被发泄了，甚至国王有避到萨桑（Soissons）去而把巴黎交给军队的事；于是大熔炉的巴黎便各自分区团组织起来，预备以武力来对付武力。“叛乱的帮手”——米拉波曾以之来恐吓王廷——真的被激起了，在市外黑暗的酒店中，巴黎的无产阶级在讨论“救国家”的方法。他们拼命地武装起来。

有无数热心的人，自然是些“不著名的人”，用尽各种方法在鼓动，把人民都吸引到街上来。据阿苏·阳说：鞭炮及烟火用来做一种手段，用半价发卖；某一街口中放烟火时，群众群集而观，便有人出来对人民演说，把宫庭阴谋的消息告诉他们。阿苏·阳在7月14之前一夕说道；“趁早有一队瑞士兵即可将这情形镇压住；到现在便要一团了，可是再过两星期，就要一师。”

在事实上，到6月底，巴黎的人民已酝酿好了准备着起事。据英国书贾哈代（Hardy）说，在6月如因为谷米昂贵的缘故，就已有骚乱；巴黎之所以能宁静地等到25日，等到御前会议时，只是因为他们还希望议会能做一点事情。但自25日以后，巴黎的人民知道除起事以外，再没有别的希望。

有一队巴黎人就在那天到凡尔赛去，预备要攻击军队。在巴黎本地有一队一队的人组织着“准备到极可怕的边境去”，这是我们从奢汕所编印的寄给外务大臣的秘密文件中所看见的。“人民通宵都在骚动着，他们在王宫区及监督总部之前放起烟火，发射出巨大的火星来。他们在喊着‘奥良公爵万岁！’。”

就在25日这一天，法国卫队的兵士，离开了他们的兵房，同情于人民在一道儿喝酒，和人民一伴游行各地，一路走一路喊着：“打倒僧侣贵族！”

同时，在巴黎的各区，即初选各区，而尤其是在工人住的地方，都循序地集合起来，讲究他们的方策，去组织巴黎的反抗。各区都要互相关切，他们的代表都在竭力地要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地方自治团体。甚至在25日这一天，邦勒维（Bonneville）在代表会议中要人民武装起来，提议要他们组织成一个公社（Commune），并引了许多历史上的证据来说明他的提案。第二天，当这些代表们在都芬勒街博物院举行第一次集合之后，他们便迁到市政厅去；到7月1日，他们已经在开第二次会议，奢汕曾很清晰地记述过。这样便组织了“常设委员会”，我们往后便看见这委员会在7月14日开始活动。

6月30日发生一件简单的意外事件：有十一个法国卫队的兵士因为不肯装枪弹而被逮，被监禁于亚巴意狱（Abbaye），这便很够使巴黎发生严重的骚乱。《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编辑卢达骆（Loustalot）站在王宫区佛意（Foy）咖啡店前的椅子上，当众讲演这件事，于是便有四千人立即到亚巴意去把被捕的兵士释放出来。狱吏们看见群众来了，知道抵抗也是无益，遂把囚犯交给他们；骑兵飞跑来本是要压服民众的，却收了他们的刀剑，而与人民表同情。第二天国民会议听见军队和暴徒结合的消息，极其惊恐。这些绅士彼此问道：“在革命中我们要做暴民的保民官吗？”

但是，在巴黎郊外，革命是已经起来了。在南基的人民当国民会议这样久没有决定时，已经拒绝纳税；并且有面包的饥荒（每人只能买到两升麦子），人民是在骚乱中，全市都有骑兵围绕着。可是虽然有军队，在南基及其他的小城市，仍是起了好几次的骚乱。阿苏·阳说：“人民和粮食商争斗，结果白白地不付一文把面包及麦子拿去了。”

7月27的《法国新闻》（Mercure de France）甚至说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圣崐丁（Saint-Quentin），有人要去割青苗，荒情是如此的严重。

巴黎在6月30日，有许多热心的人在加富咖啡店（Café de Caveau）报名准备暴动；当他们在第二天听见了蒲罗格利做司令官时，据那秘密报告说，人民即当四出宣称：“如果军队中开一枪的话，他们就要把一切都拿来毁坏。”官厅又火上加油地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件，比这所说的还要厉害。聪明的人简直不敢出来。”

7月2日，民众的忿怒爆发了，起而反抗达多瓦伯爵及波里惹。据说要杀害他们，劫掠他们的宫殿。又有说要去夺取在巴黎各处的大炮。在那同一报告上说，街上的群众，刻刻加多，人民的忿怒，达于极点。书贾哈代在他那期刊上说：“就在这一天，忿怒的群众想从王宫区出发去救第三级的议员，因为听说他们是很危险，贵族要暗杀他们。”人民此刻正说着要夺取在伤兵院（Invalides）里面的武器。

由饥荒激起的忿怒使反对王庭的忿怒，日见激涨。所以在7月4日及6日，因为怕袭击粮食商的原故，派出了许多的法国卫队去巡逻街道以及监督粮食之分配。7月8日就在巴黎，暴动的前奏曲开始了，这一役中有两万失业工人，政府用来在蒙马特尔（Montmartre）修路。两天之后，10日，就已开始流血，就在这一天，他们开始放火烧税关。当丁大道（Chaussée d'Antin）的一个税关是烧了，人民便利用这个不要纳税的机会，转运粮食及酒类。

在12日那一天，如果对木郎对于人民以后是否会听从他，还没有把握；如果他还不知道巴黎是准备着革命；在十二天以前，卢达骆曾对于一件不甚紧要的事情也激起了民众，巴黎及郊外各区当时只等着一个发动的信号，即刻便会形成暴乱，如果这一层他还没有知道；那么，他在那一天会去鼓吹要人民武装起来吗？

以为是十拿九稳的贵族们，再等不住了，急促地实行本来计划要在16日才爆发的那个政变，迫着国王等不及增兵凡尔赛，便先动手。

芮克遂于11日免职，当他到大臣会议室去过身的时候，达多瓦伯爵在他面上做手挥拳地侮辱，而国王总是平常那个狡猾的样子，假装着不知有这一回事，虽然也已批准了他的免职书。芮克一言不发地服从了他主子的命令。他甚至很周详地计划着到布鲁塞尔去，要悄悄地使凡尔赛毫不注意。

迄至次日，12日，星期日的中午，巴黎才知道这件事情。人人都只等着这免职事件的发生，因为这就是表示政变的开始。人民已经在再三地说着蒲罗格利公爵的话，他带着他那三万兵，屯扎在巴黎与凡尔赛之间，“负了巴黎的责任”，那天清早，当宫庭要准备屠杀的谣言传布时，“全革命的巴黎”都集中在王宫区。恰在这时得到了芮克充军的消息。宫廷中决定了取敌对态度。……那时，对木郎在王宫区的佛意咖啡店中跑出来，一手拿剑一手拿手枪，站在椅子上叫人民武装起来。据说，他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摘了一片绿叶，当作集合的记号。他喊道：“再不要失误时机，赶快武装起来！”这个呼声，传遍了郊外各处。

那天下午就有一大队人，肩着奥良公爵及芮克的像（据说是奥良公也充军），像上罩着绉绢，经过了王宫区，沿黎色留街（Rue Richelieu）而到路易十五广场，——现在叫作协和广场去，那地方驻有伯山法尔侯爵（Marquis de Besenval）所统带的瑞士兵及法国兵，骑兵及步兵都有。军队即刻就被民众包围了。他们想用军队来击退民众，甚至开枪；但是那无数的民众渐渐挤上来，把他们的队伍冲散了，他们便不得不退下。我们又从他处听说：法国卫队向着扈从国王的“皇家日耳曼军”开了几枪，以及瑞士兵不肯向人民开枪的事。在宫廷似乎没有多少信心的伯山法尔，在这么大的民众之怒潮前，便退了下了，而驻扎在尚·得马次（Champ de Mars）。[1]

如是，斗争便开始了。如果军队仍是忠于国王，接受到巴黎去的命令，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呢？资产阶级当这情形，虽是不愿，却也不能不决定采用这高尚的方法，来诉诸人民。警钟在巴黎响起来了，郊外各区都忙着开始制造武器。[2]

武装的民众慢慢地在街上出现了。人民通宵达旦地强迫过身的人，出钱买火药。税卡烧起来了。在那右岸的税卡，从圣安都勒区至圣奥罗（Saint-Honoré），以及圣马色（Saint-Marcel）至圣遮格（Saint-Jacques）各处的税卡都烧了，粮食及酒都可不纳税运入巴黎。闹钟通夜响个不停，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便恐怖起来，因为拿着戈矛杆棒的民众，到处都是，民众要去抢劫为他们的敌人的袭断阶级，敲着富人们的门，问他们要钱和武器。

次日，民众便先往有粮食的地方去，他们攻打圣拉扎尔寺（Saint-Lazare），喊着“面包，面包！”装了五十二车空在那里的面粉，拖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人分得一点食物。人民又运了些粮食到巴黎的市场上去，没有完税。[3]

同时，人民又去攻打关着负债者的拉弗斯狱（La Force），被释放的囚犯在街上感谢他们，但在奢特勒狱（Châtelet）里犯人的举事却被压住了，显然是被资产阶级压住了，资产阶级已急速地组织了起来，在街上巡逻。在六点钟时，资产阶级的军队已组织好了，开到市政厅去；据奢汕说，他们在晚间十点钟时，已开始警备。

同情于资产阶级恐怖的及其他史家，总说是在13日晚上，巴黎是在盗贼手中。但是这种说法，就可以用当时的事实拿来反证。不错，确有许多拿着武器的人民在阻止行人，要他们出资买武器。且，从12到14各天晚上，武装的人民会去敲着富豪的门，问他们要吃，要喝，要武器，要钱。

并且，也可断言有劫掠的打算，据两个可靠的记载说，那天晚上处决了有这样打算的人。[4]可是，于此处又不免言过其实了。

近代资产阶级的共和党愿意与否，不去管它，而1789年之革命党人，确是在激起米拉波所称呼的“妥协的帮手”。是他们跑到市外的贫民窟去找帮手。他们这样做去是很对的；因为，即令有几件劫掠的事件，而这些“帮手”的大部分知道了当时情景的严重，其使用武力是为着一般的目的，而不仅是发泄他们自己的怨恨及减轻自己的痛苦而已。

无论如何，劫掠的事件是很少的。反之，当武装的群众知道了军队及资产阶级已有准备时，他们的精神更为紧张。拿着戈矛的人已显然地自视为保护城市的人，他们身上有很重的责任。就是宣称是革命敌人的马蒙特尔（Marmontel），对于这有趣味的事实也曾说过；“使普通感觉恐怖（？）的盗贼们，却没有发生劫掠。只有甲胄店被攻打；只有武器被掠去。”这是他《回忆录》（Mémoires）中的话。当人民把伦伯王爵（Prince de Lambesc）的马车拖到格勒夫广场去烧毁的时候，在车里的衣箱及一切物件都送回到市政厅去了。在拉扎利寺（Lazarites）中，人民并不拿钱，只把面粉，军器及酒运到格勒夫广场去。英国大使的记录中说，“当日金库及银行中的东西，动也不曾动”。

资产阶级的人看见这些男男女女，衣衫褴褛，面有饥色，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些害怕，这却是确实的。这些因饥荒的怪象而发生的恐怖，塞满街衢，使资产阶级没有办法去驱散这恐怖。所以以后到1791及1792年，就是那些要打倒王权的人，也反动起来，而不肯再来激起人民革命。他们在7月12，13，14几天看见饥民群集街巷，这种记忆，常使他们不安。

人民在找到一点食物之后，便喊着“武器！”到处去找，找不到；便日日夜夜在郊外区中制造，只要有铁到手，便拿来用。

资产阶级即刻就在市政厅组织了市区的行政机关，及他们的军队。

我们知道，国民会议的选举是采取复选举制的，但在选举过了之后，第三级的选民，以及少数的僧侣与贵族，从6月27日以来，得着市参事会及“巴黎执政者”的允许，仍在市政厅开会。现在这些选民便发起组织资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已经看见他们于7月1日为第二次的集会。

7月1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商会会长夫来色尔为会长；他们议决六十区中，每一区要选出两百个著名而能荷武器的公民，组成了一个一万二千人的军队，来保护公共的安全。四天之内，这个军队的总数即扩充到四万八千人；同时，这个委员会又要来解散人民的武力。

路易·布兰说得很对，他说资产阶级这样地得到了一个一万二千人的执政官卫队，而冒着危险来解散民众的武力，以拥护王廷。

这个军队用红蓝两色的帽章，代替了昔日绿叶的记号，而常设委员会中又在千方百计地防范武力的民众杂入这军队来。当时有命令说，凡是拿武器而载红蓝色帽章的人，如未经各区注册，便要捉到委员会来受审判。在7月13日到14日的晚上，常设委员会中已提出了这个国民卫军的总司令；他就是贵族欧蒙公爵（Duc d'Aumont）。他不接受这个位置，于是另一贵族萨尔侯爵（Marquis de la Salle），他本被任命为副司令的，便起而代替。

总之，当民众正在赶制军器武装起来的时候，当他们在想尽方法使军用品不要运出巴黎的时候，在收集粮食而运到市场及格勒夫广场的时候，在14日晚上，他们做种种防御工作，遏止军队入巴黎，又收取了伤兵院的武器，而正要去攻打巴士底狱的时候，这时，资产阶级已千方百计地用尽方法去把持这新得到的威权，完全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组织了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以遏制民众运动；又是以那位商会会长夫来色尔做首席，这位先生正在与蒲罗格利公爵夫人互通声气地来遏止巴黎的暴动。确实，我们知道在13日那天，当人民去问夫来色尔要武装的时候，他不给他们枪支，而以一箱箱的旧麻布来代替，在第二天，他又用尽了他的力量来阻止人民去劫巴士底狱。

在狡猾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是这样地开始了背叛革命的组织，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组织在后来几年中是非常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