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三级会议之必需
旧统治之无责任性、农民的苦况——资产阶级之不满——他们激动人民的骚动——法国政治制度之变化——芮克——财政的危机——贵人会议之召集——路易召集三级会议——第三阶级得允加增代表
只要是知道法国情形的人,都知道法国王廷之无责任的统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了。一乡间各地的困苦,一年一年加增,益见得难于再去征税;同时也难于压迫农民去付领主的地租,及担任省政府所加的无数徭役。单就征税一项,几乎占了农民一年所得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乞丐及骚动成了乡村生活的普通现象。并且,不仅是农民起来反抗与叛乱。而资产阶级也正高声叫着不满。他们看见农民贫乏,立即利用机会,将农民转入于工厂;他们又利用国家行政腐败及财政紊乱的时机,取得了各种专卖权,又把钱借给国家,而增加自己的财富。
只是这样,还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有一个时期,他们还和皇家的专制主义及王廷政府适应起来。但是,时机到了;他们开始恐怕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保障,——如他们的专卖权,他们所借与国家的债权,他们所获得的土地权,他们所建立的工厂;因此之故,他们便激动人民的骚动,以便于将王廷的政府打倒,而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威权。在路易十六朝的头十三四年,1774至1788年,即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变化的痕迹。
法国政治制度的全体,很显明地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路易十六及其王廷却反对这种变化,他们之反对,迄到国王最后让步为止;到了此时,本来在路易十六朝初期可以受人欢迎的温和改良,都不足以满足国民的希望了。因此,在1775年,君主政治的统治与国民代表混合起来即可使资产阶级满足,但十二或十三年后,在1787及1788年,一种舆论就对向着国王发生了,即:人民再也不受妥协了,只是要求实现代议制政府,以限制皇家的权力。
路易十六拒绝杜各之温和改革计划,我们已看见过了。单是限制王权这个意思,便为国王所不满。因此,杜各的计划——废除徭役,废除行会师傅制,使贵族及僧侣两特殊阶级也要纳一点税,这些改革,都没有一点实在的结果。国家中的一切都是互相依赖的,旧统治下的一切都要同归于尽。
接着杜各而来的便是芮克;这个人与其说是个政治家倒无宁说是个财政家。他的心境正像财政家一般的狭隘,观察事物只在微小的方面。他的特殊要素就是财政的处理——举债。读读他的大著《行政权》(Pouvoir exécutif)就可知道他的心境如何,他只喜去推论政府的理论,但在社会于某一时期发生人类的热情及要求时,他却看不清楚,因此,1789年发生于法国关于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的大问题,他是不能去理会的。[1]
还有一层,这时候说话是要明晰,确定,严肃而且勇敢;但是芮克对于路易十六却不敢如此。他很畏缩地对路易十六谈及代议制政府的事,他把他的改革限制得既不足以解决困难,又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只使人人觉得有根本改革之必要。
杜各已经组织好了的省议会,芮克又来加上十八个,因之引起各县各教区也有议会之建立,他们都很明显地要来讨论这些最困难问题,而来把无限的王权之腐败暴露出来。这些讨论传遍了朝野,自足以速旧统治的倾毁。在1776年时,这些议会或者还可以做一个避雷针,而减去暴乱的力量,而到1788年顷,却是助长暴乱了。而且,那个著名的各省状况报告——Compte rendu,芮克于1781年在他离职前的几个月,把这些报告印行了,这于王家的专制,是个重大的打击。这时是常遇着这样的事实,他虽在要把行将倾毁的制度动摇,而他无力量使这倾毁不变为革命:也许他还没有察觉革命是逼近了。
在芮克第一次罢职后,财政的破产就开始了,从1781年直至1787年。财政成了如此困难的情形,国家,各省,中央各部,以及王室的债务,其总数实在可惊。任何时候都可宣布国家的破产;做了国家财政债权者的资产阶级,对于此项破产,是一点也不愿牺牲的。而且,民众也穷到再不能缴付税款,——他们不缴而来革命;而僧侣及贵族又不愿为国家的利益来牺牲自己。在此种情形之下,乡村的暴乱自然要引起全国向革命的路上走。在这些困难中,大臣加洛遂于1787年2月22日召集贵人会议于凡尔赛。
召集贵人会议决不是这时所可做的事;这次召集,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方策;在一方面看,国民会议终久是免不了的;而他一方面却只引起对于王廷的不信用及对于贵族与僧侣两特殊阶级的怨恨。由于这次会议,我们知道国家的债务总数为一六四六百万——这在当时是个可惊的数目,而每年的不足数,频年要加增一四〇百万。像法国,就是这样倾毁的呵!这大家都知道了——人人都谈及这桩事;人人都谈及之后,这样由上层阶级组成的贵人会议,实在就是大臣会议,便一事无成地(并且对于任何事件都没有决定)于5月25日宣告分散。当在会中过细讨论时,加洛又退职,而代以杉主教布里安。但是,这位新大臣,凭他的诡计及袭击的冷酷。只足以激起裁判所的活跃,他本想将骚乱平息的,反而散布更广,使舆论更加反对王廷。1788年8月25日当他罢职时,全法国都欢动。但是,他已明显地证实了,专制政府是不可能的了,王廷除服从以外,没有他法。到1788年8月8日,路易十六毕竟不得不召集三级会议,而定1789年5月1日开会。
即令是这样,而王廷及1788年复职的芮克之处置,也使人不满意。法国普通的舆论,以为在三级会议中,三级要各自分开来代表,第三级的人数应该二倍于其他两级,而投票要以个人为单位。但是路易十六及芮克反对这样,甚至于1788年9月6日召集第二次的贵人会议,自然,这个会议拒绝了第三级人数之要求为二倍,以及个人投票法。当时的事实固然如此;然而,由各省议会便可看出舆论是如此的倾向于第三级,芮克及王廷是不得不让步。第三级被许可了有二倍代表——这就是说,在一千代表中,第三级的人数,和僧侣及贵族的合数是一样多。总之,王廷及芮克曾千方百计地使舆论不反抗他们,却于他们自身没得到丝毫利益。王廷之反对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也是徒然。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会于凡尔赛。
[1]《各大国之行政权》(Du pouvoir exécutif dans les grands états),二卷,1792年。这本书的观念是这样:如果法国在1792年要经过一个革命的危机,硬要归咎于国民会议,因其不曾使国王可以充分执行极强的行政权。“如果曾经注意到要在我们中间建立了一个监督的威权,那么,一切事情的进行,总都要好一点。”这是芮克在这本书序里所说的话;他在这两卷书里面尽量地发挥王权要有无限的权利。确实,在他1776年所出版的关于《谷米之立法与商务》(Sur la législation et le commerce des grains)里面,他反对谷物之自由贸易制,得到了杜各的帮助,挥发了一些同情于贫民的观念,主张国家应该为人民的利益去规定麦粉的价格;但是,还不过是限于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而已,在他的意思看来,最主要的是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朝廷要有高级的机关及有威权的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