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区团之受压迫

第六十三章　各区团之受压迫

各区团之地位——“民众会社”——雅各宾党之反对——罗伯斯庇尔之态度——区团权力之渐被夺去——警务统治权——革命委员会之隶属于公安委员会——政府吞并了各区团——革命之死刑

到1793年末，两大对敌的势力就是公共幸福及公安两委员会，他们都统治着国民大会，及巴黎公社。然而公社之实权，并不是在那极得民心之市长巴舍手里，也不是在那一样地得民心的检事硕墨特手里，也不是在他的代表赫伯尔手中，也不是在大议事会，实权是在各区团中。故此，中央政府要逐渐将各区团隶属于其支配之下。

自从国民大会取消了巴黎各区团之“永久”性以后，即是他们失去了随时可以召集大会的权力以后，各区团便开始组织“民众会社”及“区团会社”。可是，雅各宾党转而变成“执政阶级”了，他们便不满于这些会社。所以在1793年末及1794年正月间，雅各宾俱乐部中便时常有反对这些会社的议论，——尤其是在王党们合力要来侵入这些会社的时候。雅各宾党西门说：“从君王之尸首中，来了一群毒虫，他们并不能够使其复活，不过是延长政治团体之骚动而已。”尤其是在各省中，这些“虫”是成功的。西门又说，“有许多的逋臣们，律师，财政家，旧统治之使者”，要来征服这国家，要来侵入各民众会社，以取得会长及秘书之地位。

在巴黎的民众会社，显然原是那些区团，不过改一个名义罢了，他们是易于澄清内部，把乔装的王党逐出，而继续各区团的工作。但是他们之全部的活动使雅各宾党不高兴，因为雅各宾党嫉视着这些“在爱国主义中和他们竞争”之“新来者”的势力。西门又说：“如果有人相信他们，则1789年之爱国者……不过是些被征课或消磨过甚的负重之兽，既不能再感兴趣于大革命之政治生活，便只有被杀戮的一条路。”他竟不顾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之恐怖，提及了“第四次的立法团体”，这些新来者也要召集，以便比国民大会更进一步。硕邦·圣安都勒加上说：“我们之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在外面，我们看见了他们：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希望革命的改革，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于是杜和内（Dufourney）便主张攻击各区团会社，而德闪（Deschamps）则称他们为“小凡兑人”。

罗伯斯庇尔则急急地提出他所惯爱的理论——外国人的诡计。他说：“我的怀疑是准对的。你瞧，作伪的反革命派便是他们的主动者。普鲁士，英国及奥国的派出人，用这些方法，来阻削国民大会之威权及雅各宾党之爱国的进展。”[1]

雅各宾党对于民众会社之敌意，显然只是攻击巴黎之各区团及各省之同样的组织；此种敌意就是中央政府同一感觉的表现。故此，革命政府成立之后，立即于新3月14日（1793年12月4日）命令取消了各区团选出裁判官及秘书之权——各区团自1789年来就享受此种特权的。此后各区长及秘书要由郡议事会任命。[2]我们业已看见各区团之任命救济委员会，担任救济的工作，很有成绩，可是此项权力亦于1793年12月被夺去而赋予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革命之民众的组织，就这样根本推翻。

可是，雅各宾政府所最着重的观念，尤其是在警务权能之集中。我们业已看见各区团在市自治及革命两方面，于巴黎生活之重要，[3]我们业已看见他们的工作，如首都粮食之供给，义勇兵之投效，义务队之征募，训练及派出，硝石之制造，劳工之组织，以及救贫等工作。但是除了这些事件之外，巴黎各区团及各省民众会社也完成了警务职责。在巴黎，从1789年7月14日起，各公民组织有区委员会，以便担任警务。后来由于1789年9月6日的法律，确定他们执行这种职责，当时仍是临时机关的巴黎市政府，于10月间组设秘密警务于“侦察委员会”名义之下。由革命而产生的市自治政府，竟这样地使一个旧统治时之最恶的东西保留了。

在8月10日以后，立法议会命令：一切“公安”的警务权均归于各郡，各县及各市政府之议事会，并且建立一监督委员会，及在各区之分委员会，可是，因革命党及其敌人之争斗渐加尖锐，则这些委员会之工作也逐渐加重，在1793年3月12日时，由十二人组成之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于各公社及各大城市公社之各区团，各大城市也是如巴黎一般之分为各区团。

各区团就这样地因革命委员会之故而成了警务机关。确实，这些革命委员之职务是有限制的，只限于监察陌生人；但是他们的权力逐渐扩张，正如各君主国之秘密警务机关一般。同时，我们也能看见这些开首是民治的革命机关之各区团，渐渐因其委员会之警务工作而只着重在警务这一方面；而这些委员会已不是自治机关，却成为纯粹的警务机关，且隶属于后来受制于公安委员会之中央警务机关。

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逐渐使各革命委员会与他们对敌之公社脱离；两委员会这样地削弱公社，而使革命委员会成为国家的机关。最后，国民大会借口于防止弊端，使他们成为支薪的官吏；同时又使四万革命委员会隶属于公安委员会，使公安委员会有权去“澄清他们”，甚至任命其人员。

政府之要将一切权力集于自己手中，如17世纪之君主所为，要夺去民众组织之任命裁判官，救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行政工作人员之权力，而使之屈服于警务的政府；——这一切就是致各区团及各革命议事会于死命。

在这些改革之后，巴黎各区团及各省之民众会社是实在死了。国家已吞灭了他们。他们之死即是革命之死。米施勒说，自1794年正月以后，巴黎之公共生命是断送了。“各区团之大议事会死了，他们的权力已过到他们的革命委员会手中，而革命委员又不复是选出的机关，不过是由当局者所任命的官吏，是没有生命的。”好了，现在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去压抑巴黎公社，而无自己被压倒的恐怖。这就是在1794年3月（共和国二年新6月）所实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