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可怕而有权的国民大会于1794—1790年间自己覆灭了，傲岸而强固的共和国消失了，法国在执政府之摧毁的统治之后，陷于拿破仑的武力约束之下；人家看见了此种情形，免不了要问：“如果国民仍是处于独裁专制之下，革命又值得什么呢？”在19世纪中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在怯懦保守的人，则一再以此来为反对革命的理由。

以前这许多页便够答覆这个问题。那些在革命之中，只看见政治改革的人，忽略它之经济的及教育的工作的人，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看见，在18世纪末日，新2月18日政变时代之法国，决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国了。在旧法时，贫困不堪，三分之一的人口感受饥荒的痛苦，她能够担负起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吗？而况这些战争，又发生在1792年至1799年间共和国对外的可怕战争之后，是以一国来和全欧对敌。

这事实就是因为自1792—1793年以来，已建立了一个新法国。在许多郡中仍然是闹饥荒，仍然感觉着饥荒之可怕，尤其是在新11月政变，废止粮食之最高价格以后。有好几郡中，麦子之出产仍是不够供给，而在战争继续时，一切运输器具都拨归军用，因而使这几郡感受饥荒。但是，任何事件都可证明今日法国对于各种生活必需品之出产，是比1789年时加多。

米施勒告诉我们，在法国从没有像1792年时这出力的耕种；农民们在耕种着从贵族，寺院及教会手中取回的土地，在叱牛时喊着：“到普鲁士去！到奥国去！”从没有开辟过这些土地，如革命这几年中一般——就是王党的著作家也得承认。1794年之第一次的丰收，拯救了法国的三分之二——最少在乡间是如此，因为这时的城市仍感觉粮食缺乏的恐怖。这并不是整个的法国饥荒，也不是无裤党的市自治机关不想方法救济失业者。这在事实上因为所有的负重之兽，不曾实际用来耕种，而用以运送粮食军需于共和国之十四军。在当时无所谓铁路，而所有的大道又和今日之俄国情形一样——几乎是不可行走。

在那革命的四年中，产生了一个新法国。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在1791年6月当路易十六自发棱被当作囚犯解回巴黎，农民们在读着关于这事件的报告时，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件，像这样的顾全公共幸福，像这样的热心，像这样的裁判与行动之独立，在1789年以前是办得到吗？”一个新国民在这同时产生了，正如我们现在看见在俄国及土耳其，一个新国民要来了。

法国由于这个新生之力量，才能维持她在共和国及拿破仑时代的战争，才能把大革命之原则传布于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日耳曼，甚至及于俄国的边境。在这些战争之后，在法军远征埃及与莫斯科之后，我们以为在1815年之法国，一定沦于可怕之困苦，土地会荒芜不堪，可是我们在东部各地及朱拉乡间所看见的，比起路易十六时仍要繁荣；那时，伯蒋曾将马因河（Marne）之繁茂的两岸指给路易十六看，问他这世界上是否另有一个王国，比起这个国王所不愿领有的还更美丽。

此种乡村间之自足的能力，为革命所启迪了，故法国于几年之中，成为一个小康农民之国家；她的敌人立即知道了：法国虽流了不少的血，受了很大的损失，可是在生产方面，她仍是欧洲之最富的国度。的确，她的财富并不是由西印度或海外贸易而来：乃是得自她自己的土壤，她之爱护土壤，以及她之技巧与实业。她是个最富足的国度，因为她对于财富之再为分化；她是更将富足，因为她于将来有此类可能性。

这就是革命的影响。如果平常的观察者在拿破仑时代之法国只看到对于光荣之爱慕，则历史家便能知道法国在那时所挑起的战争，就是为着保证革命所得到的结果——要保全从贵族，僧侣及富人手中所夺回之土地，以及从独裁制及宫廷手中所得到的自由。在那几年中，法国不顾一切，竭其全力来抵抗英、德、俄军之将路易十八送回；这是因为她不愿逋臣们回来，那些前贵族一旦回来，要把她农民血汗所淋之田土，及爱国者生命所换来之自由，通要拿去。故此法国苦战二十三年，最后虽不得不承认波旁家复辟，可是她还提出些条件。波旁家可以来登位，但是土地仍归那些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回来的人所领，甚至在波旁家的白色恐怖时代，也不敢碰这些土地。旧统治是再不能恢复了。

这就是造成一个革命所得到的东西。

还有些旁的事件要指示出来的。在各国的历史中，会有一个时代来到，即必不可免之基本的改革要发生于整个的国民生活中。王权独裁制及封建制度在1789年死去了；再不能够使他们生存；他们非去不可了。

但是，当时有两条路呈现于法国之前：改良或革命。

总有一个时代改良是可能的；但是，倘然在这时代得不到益处，倘然新生活的要求，遭遇顽梗的抵抗，弄到会在街上流血的这一步，如1789年7月14日所流的，于是便免不了有革命。革命一旦起来，它自然要进展以达它最后的结果——即是说，达到其可能到的最高点——这虽然是暂时的，但在这一个特别时代能使人人心中有个确定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把演进的时代之迟缓的进程，用一条线在纸上来表现，则这条线是渐渐地，虽然慢慢地向上的。到革命来了的时候，这条线便突然往上一跳。在英国，这条线之高点则为克林威尔之清教徒共和国，在法国则为1793年之无裤党共和国。然而进步在这个高度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所有对敌的势力要联合起来反抗它，共和国便向下落了。这条线到了高度时便又向下降。反动接着而来。这条线之于法国政治生命，确实降得很低，但是它又渐渐地上升，当和议时，如1815年之法国，1688年之英国，——这两个国度此时所达的高度，比在他们之革命前，却高多了。

此后，演进又回复了：这条线又慢慢地开始上升，但是这条线之上升，不特其地位更高，而且比骚扰时代以前来得更快。

这就是人类进化律，也就是个人进化律。法国最近世史之已由公社而达于第三共和国时代，即可以证实这个定律。

法国大革命工作不仅限于在法国之所得到及所达到的。还有在原则上它遗传给后代一些东西——它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改良只是对于过去之让步，但是由革命所完成的进化，则常是未来进化的希望。如果法国大革命是结束过去一百年之演进，它也指示出一个演进之程序，是由19世纪去完成它的。

在两个大革命间有一个一百年或一百三十年的时代，这时代之特性，便是由前一革命得来的，——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定律。各国都努力于其创制中，要实现前一革命所赐予的遗产。当在把前一革命所指示的行程拿来实施的时候，凡是前一革命所不能见于实行的事情，凡是在当时混乱中所流行而在革命时又未能实行或不知道如何实行的伟大思想，由是在革命时关于社会改造之计划，一起来形成了这个革命后的时代演进之实质，而且加上了演进所自然发生的新理想。于是，在旁的国度中便要发生一个新的革命，这个国度又为后来的一百年定下许多问题。自来历史的趋向便是如此。

在事实上，自1789年—1793年以后的一百年中之特质，就是两大胜利。这两个胜利之来源便是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却是在实现英国革命的工作，凭着英国资产阶级之杀戮国王而移其权力于国会以后之一切进步，来扩大而且增强这个工作。这两大胜利是：农奴之废除及绝对君权之废除，此后个人才有人的自由，这是领主之农奴及绝对国王之臣民所不曾梦想的；而同时这两大胜利也造成资产阶级之发展及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两大成就是19世纪之主要工作，1789年开始于法国，而在一百年中慢慢地广布于欧洲。

1789年法国农民所开始的解放工作，凭着无裤党的军队，继续及于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日耳曼以及奥国。不幸这个工作不曾深入波兰而且没有达于俄国。

法国的资产阶级于1794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哥得利尔党以及雅各宾党的死尸上握得政权，倘使他们不阻遏革命的冲动而恢复君主政治，又不把法国交给帝政魔王拿破仑一世；则在欧洲的农奴制之废除，在19世纪前半期就已完成了，这位前无裤党而现在做无裤党将军的，很快地树起了贵族政治；但是冲动已表现出来了，农奴制已受了一个致命伤。在西班牙及意大利已废止了，虽然反动在当时得势。在1811年后，日耳曼也近于要废止，而到1848年则已完全废除。到1861年，俄国也不得不释放它的农奴，而1878年之战争，也使巴尔干半岛之农奴制消灭。

这个工作现在是完成了。贵族对于农民身上之权力是不复存于欧洲了，即令有些国家仍保留有封建负担，而农奴是没有了。

历史家很不了解这个事实。以他们终日埋头于政治问题，而不了解农奴废除之重要，这个事件便是19世纪之主要点。各国间的敌意及因而发生的战争，使历史家如此注意之列强的政策，都是发生于这个大事实——农奴制废除而代以工钱制度。

贵族们惟恐蛙鸣有惊清梦，便令农民在田里打击着；而这些法国的农民便于一百二十年前起而反抗这些贵族，因而使全欧的农民自由。法国农民于四年中，焚毁奴役记录的文件，火烧堡垒，把那些不承认他们有人的权利之主人处以死刑，这么便挑动了全欧洲，使今日不致再受农奴制灾害。

在另一方面，绝对君权之废止，也于百余年中通行欧洲。英国之攻击是在1648年，法国之征服是在1789年，除俄国外，君权神授说的王权是再不见于欧洲了，即令俄国也是到了它的末日。就是巴尔干之小国及土耳其也有了，议会俄国也进于同一的地步。

1789—1793年之法国大革命，于这一方面，也完成了它的工作。在法律前之平等及代议政治，几乎订于全欧各国之法典。最少在理论上，这个法律使人与人之间无分别，各人都多少有点参政权。

绝对的君主——臣民之主子，及贵族——土地与农民之主子，这二者与有生以俱来的权利，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是资产阶级统治欧洲。

但在同时，大革命还遗给我们一些更有无限意义的原则：共产主义之原则。我们业已看见在大革命时代中，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怎样发生的，在吉伦特党既倒之后，曾怎样地在这一方面有好些企图，有时是伟大的企图。富利尔主义一方面是直承兰史，他方面是得自奢利尔。巴布的主张，是直承1793年激起民众热狂的理想而来的；他，布昂拉罗的，及锡尔凡·马勒奢等不过将这些理想稍微整理，甚或只将其现于文字的形式。巴布及布昂拉罗的之秘密结社，便是后来唯物论共产主义之秘密结社的来源；后来在路易腓力（Louis-Philipps）之资产阶级君政下时，布兰吉（Blanqui）及巴尔伯（Barbès）曾以此种结社在活动。再后于1866年时，国际劳工会之组设，就是直承这些秘密结社而来的。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流行“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为避免“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而用的，共产主义之在当时是危险的，因为秘密的共产主义结社已成了实际行动的结社，而深受当时握权的资产阶级之压制。

所以，1793年之激烈派与1795年巴布之秘密活动，和后来1866—1878年之国际劳工会，是有直接相承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理想之直接的遗传。迄至今日，近代的社会主义对于1789至1794年所流行的，在共和国二年欲以之见于实行的理想，绝对没有加上什么新的东西。近代社会主义不过使这些理想成为有系统的，或因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定议，或因考察19世纪中产业资本主义之发展中的事实，而找到些证实这些理想之理论而已。

而且，我总觉得共和国头两年的民众共产主义，虽然是不明晰，其理论虽然没有装上科学的幌子，虽然没有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假科学的口号，可是它比近代社会主义是看得更清楚，其分析是更为深刻。

第一，这个共产主义是应用于生活必需品之消费上——不仅在生产上而已，就是将经济学家所称为消费的东西，由社会经营，由国家经营；1793年之严格共和党特别着重在这一点，他们要在各公社中建立谷米与粮食栈，要大规模地着手调查必需品和次要品而确定其价格，他们要促成罗伯斯庇尔宣布：惟有剩余之粮食才能作为贸易货物，凡是必需品都属公有。

1793年之共产主义，是由这纷扰的几年中所必然产生出来的，它只确定人类之生存权以对于土地之生产权，它之排斥个人或其家庭拥有他们所不能耕种的土地——即是超过一百二十亩——它之要将贸易与实业由社会经营；——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比我们现代之最低限度的进程，甚至比此类进程之一切最高限度的先声，都要来得干脆而爽快。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后，便知道它是我们现在所谓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概念之源始。我们一向误解了我们这位共同的母亲，但是我们现在又从无裤党中发现了她，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她学些什么。

人道一幕一幕地往前进，这一幕一幕就是由几百年之各个大革命所表现出来。在荷兰革命之后，便有英国1648—1657年的革命，再次便轮到法国。每一次大革命在固有的人道之上，再加上一些特殊而原始的东西。但在这一方面，英国只注目于各个人的个人之权利，特别着重在宗教上，以及各教区与社会上之地方权利。法国则特别注目于土地问题，而且在拼命攻击封建制度的时候，她也去攻击大宗的财产，使世界上有国有土地及由社会经营商业与主要实业的理想。

哪一个国度再来担负以后的大革命之可怕而光荣的工作呢？我们大概想到这便是俄国了。但是，她之革命是否会在限制皇权之外更进一步呢？是否会以革命的精神来处理土地问题呢？她要走到多远呢？她会知道避免法国议会所造成的错误，而将土地社会化，使之归于能用自己两手去耕种的人吗？我们还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有答复，是属于预言的范围。

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这些法国人所流的血是为人类流的，——他们所忍受的痛苦是为全人类忍受的；他们的奋斗，他们所给与这个世界的理想，这些理想所起的震动！一切都是人类之遗产。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