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党”与吉伦特党

第三十九章　“山岳党”与吉伦特党

“山岳党”之政策——吉伦特党之王党趋向——他们否认土地律而誓尊财产——吉伦特党与“山岳党”间之继续争斗——山岳党之社会主义的目的——布里索及罗伯斯庇尔——秩序和革命。

从8月10日以后，巴黎公社的纪年，是起自“自由之第四年及平等之第一年”。国民大会则起自“自由之第四年及法兰西共和国之第一年”。在这小小的纪年上边，就已显示着两个相互不同的观念。

会有一个新革命接着前者而起吗？法国就限于建立和规定自1789年以来所得之政治自由而已吗？树立一个微带民治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革命所成就之财富的处理，人民不能参加，这样就满足了吗？

于是有两个绝对不同的观念，表现于国民大会之中，一方代表的是“山岳党”，对方则是吉伦特党。

“山岳党”方面，知道要倾覆旧封建制度，单注定开始在法律上之废止是不够的；又知道要灭绝专制主义之支配，先去废一个国王，把共和国之表记装饰在公共建筑物上，把名义印在文件纸上，也是不够的；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除造成一些希望各制度之改造的条件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是这样地了解革命，拥护他们的人是打算从可怕的贫乏——如此残忍的贫乏，旧统治把他们投入了这里边——中求解放的民众，这些人又努力接受革命之教训，要找到真实的方法，从身心两方面来提高民众。他们的伙伴，就是大多数的贫民，因革命就唤起了这些贫民去思想。

反对他们的，是吉伦特党——这一党的数目多得可怕，因为所谓吉伦特党者，不仅是围绕着维弱，布里索，及罗兰之两百个议员而已。他们占法国国民之大部分；几乎包括着所有的小康资产阶级，以及所有的立宪派；这些立宪派迫于当时情势而做了共和党。但是他们怕共和国，因为他们怕民众之得势。在他们后面还有拥护他们的人，这些人也在等着机会来打倒他们以重建王权；这些人是害怕着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的教育特权——这些人的旧特权被革命夺去了，总在欢望着旧统治之重来。

在事实上，我们看得很明白，王党不仅是“平原党”而已，而且是四分之三的吉伦特党，正如佛意党一般。因为倘然他们的几个领袖，梦想着一种古代之共和国，没有国王，而人民服从于富人及知识阶级所订之法律，那末，他们的大多数也愿意有一个王党。只看在新11月政变以后，他们和王党之结合，便很够证明这一点。据一切事件看来，吉伦特党之此种心理态度是很了然的；因为他们所着重的就在资产阶级的政府之建立，这些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之遗迹上，迅速地发展他们之贸易与商业，正如布里索所惯于说的，他们的主要点就在“财产之保全”。

于是他们恨人民而爱“秩序”。

这时之吉伦特党所着重的，是在于防止人民之暴乱，建立强固之政府，以及保护财产；大多数的历史家，引用许多不重要的事实来解释“山岳党”和吉伦特党间之争斗，就是因为不明了吉伦特党主张之基本性质的缘故。

当我们看见吉伦特党之“否认土地律”，“不承认自由是共和国立法之原则”，以及“立誓尊敬财产”等，我们或许可想到这些事件在一百年来是有些难解。但在革命的当时，这些条款却有很正确的意义。

否认土地律，意即反对在当时将土地置于耕种者之手。就是反对：在革命党中从人民发生之普遍的观念——凡土地财产——农庄——不得过一二〇法亩（Arpent，按每一法亩等于一英亩半，共约一八〇英亩）；各公民对于土地均有权利；逋臣及僧侣之财产，以及富人之大田庄，须予收没，而分给那些毫无所有之贫苦的劳动者。

“立誓尊敬财产”的意义，就是不承认乡村社会有权去收回两百年来，由1669年之上谕而被夺去的土地；这就是同情于领主及新近购得土地之资产阶级，而反对封建权利之不须赎回而废除。

末了，它还反对征收富商阶级及经纪人之累进税，而将战争及革命之重担加于贫民。如此，则难解之条款，实有很具体之意义。

在事实上，每遇这样的问题发生“山岳党”就必得和吉伦特党发生激烈之论战；故此，要使能在适才所述之方向进行，便不得不诉诸人民，激起暴乱，而把吉伦特党驱逐于国民议会之外。

当时吉伦特党之表示“尊敬财产”是无微不至；甚至在他们赴宴会所带的像下面也刻着“自由，平等，财产”的字样；甚至来拥抱丹东，因为他在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时说过：“让我们来宣布一切财产，土地的，个人的及实业，均须永远尊重。”吉伦特党克尔圣（Kersaint）听见这句话时，拍着他的颈道：“我后悔不该在今早晨说你是个捣乱家。”这就是说：“你既答应尊敬资产阶级的财产，那么，你对于9月屠杀的责任，就算拿倒罢！”

当吉伦特党是这般努力在组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照着1646年英国革命的样，要来建立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之基础时；“山岳党”——或者是其中之急进派，他们于一短时期中在那由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着的温和派之上，——把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础的大纲定下来了；——这些大纲和我们现代的是并无抵触，而我们却误以为是创见。山岳党所主张的，第一，废除封建制度之最后的残余，其次，平均财产，毁坏大田庄，将土地归大众，甚至最贫苦的劳动者，亦得享有。同时，他们对于必需的日用产物，主张由国家分配，按公平价值估价，而且征相当的贸易税以防“重商主义”——意即限制富有的经纪人，银行家，商人，以及实业家，他们是迅速地在发展及聚集大量的财富。

同时，自1793年起，他们又宣布“幸福之普遍的权利——万人的幸福”，后来的社会党将其改为“工作权”。这个权利在1789年（8月27日）业已提及，在1791年之宪法中亦有规定。即令是最急进之吉伦特党，然而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所蒙蔽，竟不能了解这普遍的幸福；此幸福是包括着万人对于土地之权利及完全的再造，使日常必需品之分配，不致居奇垄断。

当时人大都说吉伦特党是“一党温文，刁滑，阴险，而尤其是有野心的人”，善变，好论，好辩，而总摆出辩护士的架子。谷桑说：“他们主张共和国，但他们也要贵族政治。”罗伯斯庇尔说：“他们很表现温弱的样子，但其温弱几乎是只向自由之敌人表现的。”

他们很厌恶群众；他们是害怕群众。[1]

当国民大会集会时，吉伦特党和山岳党间之鸿沟还不显著。许多人只觉得是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间之个人争斗。例如朱里安夫人，她确是山岳党的朋友，在情操上则为真实的民主党；在她的信札中，总要这两个对敌来消灭其自相残杀之斗争。但这已经成了两相当原则间之斗争：即主张秩序与主张革命。

在奋斗时期中之人民以及后来的历史家，每喜把这些争斗说是两个对敌者的事。因为这样是来得较为简略，便于叙述，而且更有“小说性”和“戏剧性”。故此，这两个政党间之争斗，每用两个野心为代表，即布里索的和罗伯斯庇尔的。情形既常是如此，故人民选这两个英雄来叙述这个争斗，颇为恰当。他们是可以代表的。但在实际上，当吉伦特党既倒之后，山岳党对于平等原则之扩张，却又不为罗伯斯庇尔所采纳。他是属于温和派的。在1793年3月及5月，他知道如果他要革命胜利，必勿使他自己和那些主张公产的改革者分离；他如此做去——可是他后来竟将左派，赫伯尔派送上断头台，而压倒“极端派”。反之，布里索也不见得完全是秩序之拥护者；当他的政党在未握权以前，他主张“扰乱”。但据一切事实看来，这两个人很可代表这两党。

所以，在拥护秩序之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民众革命党间之激烈争斗，是免不了的。吉伦特党既经当权，便要恢复一切的秩序；在他们取得权力之后，便立即要停止革命及其革命的行动。街巷中再不要有扰乱；此后一切都要依阁员之命令，这些阁员是由驯顺之议会所任命的。

至于山岳党，则主张凡实足以改革当时法国情形之变化，都要完成；特别是对于农民，他们占过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城市中之极贫者；这些改革，使过去之王权及封建制度，不能复现。

一两年后，总有一天革命要沉寂下来；人民既经衰竭了，又会回到他们的茅棚中去；逋臣们又会回来；僧侣与贵族又要占胜利。故此，目下最急迫不过的，就是要赶紧完成国内的改革；在别人手中的土地，已有新主人的血汗在滴下；这些新主人不自认是闯入者，他们是有权利来耕种这土地而去收获。他们要使全法国的情况，习惯及语言都要改变——在这地方，各人拿着农具或工具的时候，都是互相平等。但是要办到这一步，革命非继续不可，甚至要牺牲一些由人民举充代表而赴国民大会的人。

此种争斗，自然是一个生死争斗。我们不要忘却，主张秩序及握政权的吉伦特党，也将革命法庭及断头机视为政府之最有效力的轮子。但这是不能避免的。

在1792年10月24日，布里索发布他的第一本小册，其中主张以政变来抵抗破坏者，“无政府党”，并且要将罗伯斯庇尔抛下“达平崖”（Roche Tarpéïenne）；[2]在10月29日，卢维（Louvet）在国民大会演说要罗伯斯庇尔的脑袋；此后，吉伦特党便握着断头机的刀子，要杀戮那些“平等主义者，煽动扰乱者，无政府党”，这些人是敢于和巴黎人民及其革命的公社做一起。[3]

从那天起，吉伦特党不断地在努力把“山岳党”送上断头机。在1793年3月21日，都木里茨将军在尼尔温登（Neerwinden）打败仗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后，马拉即起而控告这位将军之谋叛，马拉几乎在国民大会中死于吉伦特党之手；幸为他那冷静的胆量所救；三星期后，于4月12日，旧事重提，他们竟使国民大会将马拉付于革命法庭。六星期后，在5月24日，便又轮到公社副检事赫伯尔，也轮到在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之发尔勒（Varlet），及其他“无政府党”，他们要将这些人逮捕而送上断头台。总之，这是个有规则的战役，要轮着把“山岳党”排出国民大会，而将其从“达平崖”上掷下。

同时，吉伦特党到处在组织反革命委员会，他们继续不断地上请愿书，自称“法律与自由之友”——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什么意义——向国民大会呈递以攻击山岳党，而在国民大会里边的人，则妄造谣言，寄给他们在各省的朋友，激起他们来反对“山岳党”，而尤其是反对巴黎之革命的民众。当国民大会之特派员，在运用超人的力量，打退了敌人，想用平等之改革来激起人民之热情时，吉伦特党则千方百计，用寄发文件给他们的选举人的方法，到处破坏。甚至关于业已充公发卖的逋臣之田庄的报告之征集，他们也来反对。

布里索在他的法兰西爱国者中，极力攻击革命党；所有的吉伦特党，主张——不仅是主张，而且是固执要——解散革命的巴黎公社；甚至主张解散国民大会，而新选议会，凡国民大会之议员，不得再当选。最后便是“十二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久在等着，只要政变后使他们能把主要的“山岳党”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