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者”

第四十一章　“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一党——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政策——布里索的话——他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吉伦特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吉伦特党的纲领

但是，布里索所一再提及，并且深恶痛绝主张扑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谁呢？

第一，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曾组成一党。在国民大会中，有“山岳党”，吉伦特党，“平原党”，或者宁可说是“洼地党”；但无所谓“无政府党”。丹东，马拉，甚至罗伯斯庇尔，以及其他同性质的雅各宾党，有时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但无政府主义者是站在国民大会之外。人家几乎可以说，无政府主义者是超出国民大会之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左右它。

“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散布于全法国的革命党。他们已竭其全力来从事革命；他们知道革命是必要的；他们爱它，而且为它工作。

他们有许多则绕着巴黎公社，因为它仍是革命的；有些则为哥得利尔俱乐部的会员；有些则是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他们的真的根据地，是区团，尤其是市街。他们坐在国民大会的楼厅上，以喝彩或喝倒彩来左右议员们的辩论。他们行动之有效的手段是民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舆论”。他们实际的武器就是暴动，他们用这个武器来左右议员们及执行机关。

当要重新激起人民而去攻打杜意勒利宫以后，准备攻击而且拼命向前的便是他们。当人民之革命热情冷下来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他们所从来的黑暗中去，所遗给我们的，只是些反对他们的人之可恨的小册子。我们由这些小册子，便能知道他们曾完成了很大的革命工作。

至于他们的观念，他们是明晰而决断的。不用说是共和国啦！他们相信共和国。还有一项便是法律前之平等。但是不仅如此：还多着呢。

资产阶级告诉他们，要用政治自由来取得经济自由！他们知道这个办不到。所以，他们就直接要有经济自由。土地公有——即所谓土地法——及经济平等，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财富均等”。

但是让我们听听布里索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他说：“他们把这社会分为两个阶级，有的和没有的——无裤的人及领有财产的——他们曾激起这些人互相斗争。”

布里索又说：“他们这些人，用各区团的名义，不断地拿请愿书来麻烦国民大会，要求定谷物之最高限度的价格。”

他们这些人曾激起“那一万人请愿，这一万人宣言，倘麦价不定，便有暴动”，而且，他们激动全法国革命。

布里索所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罪恶，便是这些：把国民分成了两个阶级，有的和没有的，激起他们互相斗争；要求面包，——尤其是，做工的人要有面包。

自然，他们都是些大的罪犯。但是19世纪之有学问的社会主义者，曾有谁能发明比这些1793年的人之“人人要有面包”还更高明的理证呢？现在是听见说得天花乱坠，但少实行！

至于实行他们的理想之方法，据布里索告诉我们是：“犯罪之增加是由于没有处罚；没有处罚是由于法庭之疯癫；无政府主义者助成这种无有处罚的情况，用恐怖主义或恫吓及控告贵族来破坏法庭。”

“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危害财产及个人安全之一再暴乱，每天总有些新花样；他们的密使以及他们所称为国民大会之特派员的，到处在宣传着侵犯个人之权利。”

布里索又说：“无政府主义者永远排斥财产领有者及商人，他们称之为‘垄断家’。”他又提及“财产领有者在不断地被谤为掠夺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怨恨任何国家的官吏。他又说：“人一做了官，便惹无政主义者之怨恨，而成了罪犯。”这是有理由的，我们也这样说。

当布里索在细述着“秩序”之利益时，倒也富丽堂皇。有一段东西我们必得读读，如果我们要知道吉伦特党的资产阶级拿了什么给法国人民，假使“无政府主议者”不曾更挑动革命的话。他说：“看看在这种人之愤怒受了限制的各郡呢，例如吉伦特郡。在那儿常是有秩序的，人民服从法律，虽然他们对于每磅面包要付十苏。其原因就在于这一郡的公民把土地律的宣传者驱逐去了，把他们据而宣传的俱乐部封闭了。……”

这是在8月10日后两个月写的，在当时即令最盲目的人民也能懂得：倘使全法国的人民都“服从法律，虽然他们对于每磅面包要付十苏”，那么，便无所谓革命了，而布里素假装着要去攻打的王权，以及封建制度，也许还要延长一百年，有如俄国一般。[1]

我们一定要读读布里索的东西，才了解在当时资产阶级为法国准备了什么，以及19世纪之“布里索派”看见每次革命要起来的时候，在准备什么。

布里索说：“在倭尔（Eure），奥内（Orne）以及其他等处的纷纠所由起，是因为宣传反对富人，反对垄断家，以及用煽动的言语使人要求确定谷物及一切食品之最高限度的价格。”

至于奥良，他说：“这个城市，自革命以来，就很宁静的；在旁的地方因缺少谷物而起的纷乱，此地也没有，虽然谷物也是这城市之一大宗商品。……然而这种贫富间之和谐，是不合于无政府原则；他们对于秩序是失望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纷乱；便来破坏这种和谐，而激起无裤者对于财产领有者之攻击。”

布里索又叹息着说：“这无政府在军队中也产生革命的势力。”“无政府主义要在法律平等之下，建立普遍而实际的平等——即社会之乱源，而由法律中之平等所助长；在我们军队中可怕的罪恶之产生，就是由于这种主义，谁还能怀疑呢？无政府主义要使人人一切平等，无论智愚，贤不肖，以及官职，薪金，与服务。”

这就是布里索派始终不能原宥无政府主义者的：在法律上之平等还可宽容，但决不能有在事实上之平等。巴黎帐棚中之工匠，有一天来要求他们的工资，要与议员们的薪金相等，这不很够激怒布里索吗？有这样事情的观念呀！布里索和工匠是同等的呀，——不是在法律上，乃是“在事实上”呀！这些卑贱的恶汉！

但是，怎么无政府主义者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甚至来左右骇人的国民大会，而操纵它的决议呢？

布里索在他的小册中告诉了我们。他说：“左右局势，迫着国民大会取革命行动的，是在国民大会之楼上，巴黎的人民，公社。”

布里索告诉我们，起头国民大会是很聪明的。他说：“你可以看见国民大会之大多数，是忠实，知礼，而拥护原则的，总注目在法律上。”每有压抑“扰攘之唆使者”的动议，他们总“几乎是一致”欢迎的。

这些议员们既只注目于法律——王室的及封建的法律，其革命结果，便可想而知；幸而“无政府主义者”也要来参与。不过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知道他们的地位不是在国民大会，不是在代表们之中，——他们的地位是在街市上；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一插足于国民大会，便必不是和“右派议员”，或“洼地之虾蟆”辩论；一定要去强求所得，或是从民众所据之楼厅的顶上，或以人民为后盾而推入国民大会。

“强盗们（布里索所赐予无政府主义者之称）就这样渐渐地胆敢地抬头。他们本是要被控告的，转而成了控告者；在我们辩论时，他们本只可静听的，反而成了公证人。”——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是在革命中。”

在事实上，那些布里索所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比起那些要握法国政权的人，所见还更远点，于政治真理之证实，还更透彻点。如果革命之结果，是布里索派得胜，封建制度没有废除，公社之土地没有收回，——我们今日又会在哪里呢？

但是，布里索也许定了一个步骤，他在这里边解释吉伦特党要怎样地推倒封建制度，及收拾它所激起的争斗。到了紧急的时候，当巴黎人要把吉伦特党逐出于国民大会之外时，他或者来说，吉伦特党打算怎样地来应付民众之最急切的需要。这样的事有过吗？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字也绝对不曾提及。吉伦特党总想打断这整个的问题，故一再地在说着，危害财产，无论其为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便是“主张平等者”，“扰乱之推助及唆使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这些人都是要扑灭的。

布里索写道：“在8月10日以前，破坏者是实在的革命家，因为共和党就要是破坏者。但今日之破坏者就是实在的反革命家；他们是人民之公敌，因为‘人民’现在已做了主人。他们所渴望的是什么呢？内部的安静，因为只有这安静才能担保领有者之财产，工人之工作，贫民之日食，以及万人对于自由之享受。”

布里索甚至还不了解在那饥荒的时期，当面包价格每磅已到了六或七苏的时候，人民要要求法令确定面包价格。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能有此种要求。

他和吉伦特党都以为革命已经完成了，因为自8月10日的运动以后，他们已经握权。现在已无事可做，只要安于现状，服从国民大会所订之任何政府的法律。他们甚至还不曾了解人民，人民说，既然封建法律仍然存在，土地仍没有归还给公社，关于土地问题之一切，还只有暂时的解决，贫民仍然要担战争的重负，那末——革命还没有完结，只有革命的行动才有结果，因为旧统治仍在千方百计地谋抵抗。

吉伦特党甚至还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承认一个不满足的阶级——即害怕“财富，幸福，或生命”有危险的公民。其他不满足者是无权存在。我们既知道了立法议会对于土地之一切问题还没有确定，我们只能怀疑，此种心理态度是怎么可能？这些人是生存于何等虚妄的政治诡计之世界？倘然在我们现代没有看见像他们这一种人，我们便完全不能了解他们。

全体吉伦特党所采纳之布里索的结论是：“我们定要有一次政变，即第三次的革命，来‘打倒无政府’。解散巴黎公社，摧毁各区团！解散宣传扰乱及平等的俱乐部！为罗伯斯庇尔，丹东，及马拉的‘三头政治’，以及一切的‘平等主义者’——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准备‘达平崖’，即断头机。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但现在的议员一个也不能当选”（自然，这意思就是要确定反革命之胜利）。强健的政府，及秩序——要恢复！这便是吉伦特党的步骤，自国王倾倒而由他们握权，而使“破坏者无用”。

那么，革命党倘然不起而奋斗，作殊死战，又做什么呢？或者是革命半途而短命，新11月之反革命接着开始十五个月，于1793年春，达到废止封建权利之前；或者把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大会，虽然它于王权之打倒，在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这些功绩是绝不能忽略的。罗伯斯庇尔于4月10日之著名会议席上说道：“确实，他们曾去攻击宫廷，逋臣，以及僧侣，并且很尽了力；但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时他们还没得到权威。他们一旦得到，其热情便消失了。他们怨恨之目标，改变得如何快呀！”

革命是不能不完成的。它还得继续进行——遇必要时，可不顾他们。所以，巴黎及革命之各郡，自1793年2月以来，日在激动中，其结果则为5月31日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