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财产

第五十一章　国家的财产

国家的产业——以前仅利于资产阶级——农民之不满——国民大会命令将土地再分——关于继承人法令——土地再分之效果——改变了的法国之状态

5月31日的运动，对于国家财产之发卖，也发生了同样有益的效力。迄至当时，这些发卖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现在山岳党着手改革，要使愿意去耕种土地的贫民，也能买得国家的产业。

当僧侣们的产业，以及后来逋臣们的产业，被革命充公而归其发卖时，开始即将其一部分分为无数小股，允许购买者用分期付款法于十二年内付清。但在1790年及1791年反动逐渐得势，资产阶级形成了他们的威权，故贫民之得以购买充公的土地之可能性，遂因而逐渐减少。而且国家在用费支绌时，也需要现款。故此，遂觉得以不将大产业及田庄划分为愈，而将其卖给那些据以投机的人。确实，有好些地方的农民，曾结合成一公司来购买大股的产业，但是立法者不同情于此种结合，大量的土地遂入于投机者之手。小农，田庄劳动者，乡村的工匠，以及普通的贫民，自然要群起哀诉，可是立法议会并不注意于他们的哀诉。

在1789年的诉苦书中，已有些表示着一种愿望，希望将王室土地及永管产业分为四亩至五亩的小农庄。亚多瓦的人民，甚至主张每一农庄不得过“三百码的土地”。但是，正如亚维芮所指示出来：“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演词中，在通过的法令中，我们都找不到有一个字是同情于那些寸土毫无的贫农。……在议会中谁也不努力于民众信用的组织，以使饥馑的农民易于买得小块的土地。……有些报纸，如导报，所表示的希望，要求将一半土地划分出卖，每股约值五千法郎，以便产生一些小农；可是谁也不去注意。”

结果是如此：国家将其发卖的土地，大部分为已有财产的农人所买，或为城市人之资产阶级所买——这后一种情形使布里坦及凡兑乡间发生极大的不平鸣。

于是到了8月10日。立法议会在叛乱的贫民恐吓之下，想去和缓贫民的不平，遂命令将逋臣们充公的土地，分为两亩至四亩的小股出卖，而用永远现金租税来付款。可是，那些能拿现款出来的买主，仍然叨便宜。

在1793年6月3日，当吉伦特党领袖被逐出国民大会以后，在山岳党势力下之国民的议会遂立即允许乡村中每个无产者家庭，得享有一亩土地；而且有些国民大会之特派员去实际履行，把小股土地分给最贫的农民。但是仅仅到共和国二年新3月2日（1793年11月22日）国民大会才发布命令，尽量将国家产业再分出卖。而且，逋臣产业之买主，得享有特别付款条件待遇，这些条件直维持到1796年，当反动派再得势时，才将其废除。

可是我们不要忘却，共和国之财政状况始终是无望的。税款之收入，很不规则；而战争则消耗无数百万的法郎。纸币价值低落，在此种情况中的急务，便是获得现款，愈快愈妙，其方法就是发卖国家产业，才能应付以前所发出的纸币。故此，山岳党也和吉伦特党一般，不能顾及小农，只要很快地能获得大宗现款。谁能付现，谁又叨便宜。可是，虽然如此，虽有舞弊投机，而大宗的土地都是分为小股出卖。固然有许多因国家财产之积聚而造成不义之财的资产阶级，但在法国有些地方，尤其在东部（鲁契茨基——Loutchitzky——已说明过）大量的土地却已分为小块地到了贫农手中。在这一带，土地产业之分配的真革命是完成了。

同时，革命之观念使大地主阶级受了一个致命伤，大的产业完全破坏了。为着这个目的，由革命的立法把长子继承权废止了。在1790年3月15日时，立法议会即已废止继承之封建的方式，依照此种方式，地主将其产业传给一个继承者——普通是他的长子。次年（1791年4月8日到15日之法律），各种继承人之法定的不均也取消了。这法令上说：“所有同级的继承者，均能平均承继法律所规定之财产。”其次，继承人之数目加增了，——支系继承人及非法定的儿女均得视为直接继承人而立于同等地位；最后国民大会又于1793年3月7日废止“无论死后或在生以财产作馈赠给嫡系”之权利。“所有的后裔对于其先人之财产，都有同等权利。”

于是在继承方面，也把产业分散了。

封建权利无须赎回而废止，公社的土地之归还给公社，所抄没僧侣及逋臣的产业之发卖——这三大改革的效果是什么呢？他们之影响于土地财产之分配是如何呢？这个问题后来在讨论着，而意见始终不一致。甚至可以说，依法国各地，是依各人所研究之主要目的之不同而变化。[1]

却有一个事实可以支配一切。土地财产是再分了。在法国，农民加入革命的各地，大量的土地都到了农民的手中。各处之黑色困苦——旧统治下之阴暗的困苦——开始不见了。从前一年一度殃及全法国三分之一的饥荒，在19世纪是不大听见了。

在大革命以前，法国有些地方每年要感受饥荒的困苦。农业状况恰如今日之俄国。农民苦作至死，但在两次收获之间，竟不得温饱。他的耕种是坏的，种子是坏的，而其瘠弱的牲畜不足以供给其所需要的肥料。收成是一年坏似一年。我们只要一研究关于旧统治下法国农民情况之文件及著作，便禁不住要不断地叹息着：“正如今日之俄国呀！”

但是革命来了。这暴风雨是可怕的。因革命，而尤其是战争，所受的痛苦是无比的；他们真是悲剧的呵。有时，我们看见有这深渊开着要吞灭法国。此后接着有执政府，接着又是拿破仑帝国的战争。末了，又来了波旁系的反动，他们于1814年因各国王与皇帝之合力而得复登大宝；相因而起的是白色恐怖，比起大革命时代之红色恐怖还要可怕。故此，浅见之徒便得意地说：“你瞧，革命是无用的呀！”

然而，大革命却留下两份遗产为反动所不能消灭的。法国因革命而民主化到如此程度；凡是知道法国的人，到欧洲任何国度一看，便禁不住要说：“我们在此地任何地方，都觉得是没有经过大革命。”在法国，农民已变成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野兽”——如拉布鲁意尔（La Bruyère）在他的记录中所说。他是个能思维的人。法国的本来面目因革命而改变了。法国变成了一个农民相当富有的国度了。即令是白色恐怖也不能再使法国农人重受昔日的痛苦。自然，在法国和在各地一般，乡村中仍是有不少的贫乏。但是，比到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比不曾起革命的地方，则种种贫乏要算是富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