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议会——1791年至1792年之反动

第三十章　立法议会——1791年至1792年之反动

国王与议会——对于外兵侵入之恐惧——佛意党及吉伦特党——达多瓦伯爵及勃罗文斯伯爵——贵族之出走——议会召唤勃罗文斯伯爵及逋臣回来——对于宣战——王党内阁之倾倒——吉伦特党得势——战争是免不了的吗？——财富均等——人民之社会主义观念——爱旦伯市长被农民所杀——罗伯斯庇尔及土地均分法——资产阶级围绕王室——王党的政变之迫近——拉法夷脱给议会的信

仅由自动的公民选举出来的新国民议会，叫做国民立法议会，于1791年10月1日开会；从那时起，国王因有资产阶级围绕着他，因增加他的勇气，对于立法议会便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现在又和在三级会议开始的时候一般，在宫廷方面所表现的，是些恶意而琐碎的诡计，而在代表方面只有些微弱抵抗的打算。虽然如此，可是国王到议会去时，倒消受了最卑屈的敬礼，及最热烈的欢呼。路易十六就在这些时机，说明立法团体与国王之间，有永久的和谐及确当的信任。他曾说：“愿爱国之心联结我们，而公共利益要使我们不能分离。”——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在计划着引用外援，来威胁立宪派，来恢复三级代议制及贵族与僧侣之特权。

大概说来，从1791年10月以后——在实际上是从6月国王出走在发棱被捕以后，人民心中都有害怕外兵之入侵，并成了当时所注目的主要问题。的确，在立法议会中有两党：佛意党代表王室的右派或称立宪君主派；吉伦特党则代表左派，他们却是居间的，一半是资产阶级之属于立宪派者一半是资产阶级之属于共和党者。但是他们对于宪法议会所交给他们的大问题，谁也不感觉兴趣。所激动立法议会的，既不是建设共和国的问题，也不是废除封建特权的问题。就是雅各宾党，甚至哥德利尔党也相约不谈共和国了，而注意于一些次要的小问题，如谁该做巴黎的市长，革命派及反革命派的情绪也就这样冲突起来。

当时之两个大问题，就是关于僧侣与出走的贵族。他们准备着一切来图反革命的起事，因为他们是与外战相密接的，人人都觉得外战是迫在目前。

我们业已知道，在1789年7月14日以后，国王的幼弟达多瓦伯爵就已出走了。在1791年6月，路易十六出走时，他另一个兄弟勃罗文斯伯爵也在同时逃走，并且逃到布鲁塞尔。这两个人都反对国王之采纳宪法。他们宣言国王不能改变素来君王的权力，因此，他的行动是无效。王室的机关将他们的抗议，印发全法国，产生了一个大的影响。

贵族们都离了他们的驻地或堡垒，成群地出走，王党对于那不取同一行动的人加以恐吓，谓贵族将来胜利时，要将他们贬为资产阶级。逋臣们齐集在哥布勒茨，窝姆（Worms），及布鲁塞尔，公开地假外援来筹备反革命；国王便显然地在玩一个二重戏法，因为他是不能不承认出奔贵族的行为。

在1791年10月30日，立法议会便决定反对国王的弟弟路易·斯达尼拉·轧维尔（Louis-Stanislas-Xavier），因为路易十六在出奔时有命令给他，谓如各国王被捕时，他可代行职权。因此，议会召唤勃罗文斯伯爵，限两月内回法国；如果不回国，便取消其摄政权力。几天之后，在11月9日，议会又命令所有的逋臣，限年终前回国；否则受叛徒处分，而将其岁入充公，——“然于其夫人，儿女，及合法的债主，不使受损害。”

国王把对于他兄弟的法令批准了，但对于第二道关于逋臣的，却否决了。在有些公社，发生宗教的纷纠，牧师们是在可疑之列，因此议会命令要牧师对宪法宣誓，这个法令，也被国王否决了。

引外援来使路易十六恢复在1789年的权力，已成了公开的事实，因此立法议会通过对奥宣战，这是最重要的案件。国王及玛丽·安都勒催促奥皇出兵，在国王出走失败之后，他们的诉求更形迫切。但这是实在可能的，如果吉伦特党不急于开战，奥国之战争准备也定会迁延下去，须至次年春天。

王党的内阁，缺少联络；阁员莫勒维（Bertrand de Moleville）是非常反对立宪制度，而拿邦（Narbonne）则要使这种制度来帮助王位，因此内阁便倾倒了；1792年3月路易十六下令，组织吉伦特党内阁，都木里茨任外交；罗兰，其实就是罗兰夫人任内务；加拉夫（Grave）任陆军，不久又为色尔温（Servan）所代替；克拉维尔（Clavière）任财政，杜兰桑（Duranthon）任司法，拉哥斯德（Lacoste）任海军。不用说，吉伦特党人当权，不特不曾促进革命，反而会增加反革命的力量；这在当时罗伯斯庇尔已说明了。自国王容许了这个被宫廷称为“无裤党的内阁”（Ministère Sans-Culotte）之后，一切都成为温和的了。这个内阁只有对于战争还表现一点力量，虽有马拉及罗伯斯庇尔之反对，在1792年4月20日吉伦特党竟得胜利。对于的战争已宣布了，他们当时说，是“抵抗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国王”。

战争是必需的吗？硕勒（Jaurès）曾发出这个问题，要答复这个问题，在读者眼前就有许多当时的文件。从这些文件所推出的结论，以及硕勒本人所推出的结论，都和马拉及罗伯斯庇尔所申辩的，正是一样。战争是不需要的。外国的皇室自然是怕共和国的理想在法国发展；但是这还用不着使他们急于来帮助路易十六；他们还不愿加入这类的战争。主张战争的却是吉伦特党，因为他们想借战争来抵抗王权。

马拉把这个事件的真理，分析得很明白。他说：“你们主张战争，无非是因为你们不想诉诸人民来给王权一个致命伤。”吉伦特党和许多的雅各宾党确实是希望有外兵入侵，因此可以激起爱国心，并且将国王的叛逆暴露，如此一来，则用不着人民的暴乱，而可将王权打倒。“我们还需要有许多大的叛逆”，布里索说，他深恨人民，恨无秩序的暴动，恨他们之攻击财产。

所以，宫廷在这一方面，吉伦特党在另一方面，都希望法国之被侵。在此种情形之下，战争是免不了的。战争爆发了，而爆发之后，在二十三年间都是些致命的结果，影响及于大革命与欧洲之进步。“你们不愿意激起人民，你们不要有民众革命——好罢，你们要战争，也许是普遍的破裂！”此后，这个真理之经证实，不知有若干次呢。

武装起来而谋乱的人民之幽灵又起来了，他们向资产阶级要求他们应当取得国家财富之一份，这个幽灵恼恨着第三级的先生们，第三级业已握权，或者由于俱乐部及新闻纸，而在事件之进行上占势力。我们要知道，人民就因革命而渐渐地受了革命的教育，人民也渐次地胆敢要求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改革，就是要去打倒经济之不平等。

在人民中间，常常听有“财富均等”的话。只有一小块地的农民，以及无工可做的都市工人，都要求他们对于土地的权利。在乡村，农民则要求一人所有之田庄，不得过一百二十亩；而在城市，据说有人愿去耕种时，就该有相当土地给他。

征收食税以防止必需食品之居奇，压制垄断者的法律，由自治机关收买粮食以本来价值而售给居民，征收富人的累进税，征收一切遗产重税或强迫公债，这些观念都在民间讨论，并且印刷出来。人民每得一次胜利，这些观念也就每次明白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在巴黎或在各省，都可证明这些观念之广布于没有遗产承认的人心中，虽然革命的著作家不敢公开地将其表现出来。罗伯于1791年5月在巴黎之革命上说过：“你当时没有察觉，你所从事的法国革命，以你是一个公民的地位来说，确是人民要将土地均分法来实行。他们正要来争这些权利。而且进一步，他们要来占有。……”

这很容易猜想出这些观念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怖；现在的资产阶级，对于他们所已获得的财富，以及在政治上之新的特殊位置，安安逸逸地去享受。爱旦伯（Étampes）的市长西门骆（Simonneau）被农民杀死的消息于1792年3月传到巴黎，使他们何等的愤怒，这也是我们所能猜想得到的。西门骆也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市长一样，曾非法地枪杀许多反叛的农民，而没有人说一句话。可是，到了饥饿的农民因为要求规定面包价格而用短铳杀了一个市长时，便会这样地激起巴黎资产阶级的愤怒。

马勒·都邦在《法兰西新闻》上曾惊喊着：“各阶级的地主最后曾觉得是处在无政府的镰刀之下，现在这一天到了。”现在他又主张“联合各地主”来抵抗人民，抵抗“强盗”，抵抗土地均分法的宣传者。人人都开始来反对人民，如罗伯斯庇尔以及其他。只有多利维尔（Delivier）牧师还肯表同情于群众，他说“国民实在是一国的土地之主人翁”。他又说：“当农民在饥饿时，没有一种法律可以阻止他去吃饭；正如富人们的仆人们甚或豢养的兽类也要吃东西一般。”

至于罗伯斯庇尔，他说：“土地的均分法不过是坏人拿来吓笨伯的一个可笑的幽灵。”他从来主张“财富均等”上所定的一切企图，他现在都废弃了。他时常小心翼翼地，不要超出当时当权者的意见之外，不左袒那些与人民为伍的人；这些人知道使革命有力量而足以推倒封建制度的，便只有均等的共产主义的观念。

资产阶级因为害怕民众的暴动，于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利，便只有日益接近于王室，宪法议会所定之任何样的宪法，不管它有何缺点或对于国王之让步，都得承认。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此后舍弃了共和国观念，而在相反的路上进行了。在1789年，第三级的行为，表现了决绝的共和国及民治精神；但到了现在，因为人民有平等及共产的趋势，这些人便变成了王权的拥护者；而真实的共和党，如潘恩（Thomas Paine）及康多塞所代表的，不过是受有教育的资产阶级中之极小部分。人民变成了共和党时，“知识分子”反而趋近于立宪君主派。

1792年6月13日，在人民攻入杜意勒利宫之前不到八天，罗伯斯庇尔仍在痛骂共和国。他在那大喊道：“用共和国的名义，说是有个更自由的政府，来欺骗那些热烈而没有受教育的人，是无用的：在这时候推到宪法，只能引起内乱，而至于无政府及独裁制。”

他是害怕像在荷兰一样，会建立一个贵族政治的共和国吗？最少，路易·布兰是这样想，而这也是可能的；但在我们看来，罗伯斯庇尔在当时怕还是一个极力拥护财产的人，当时的雅各宾党几乎全是这样，恐怕人民爆发，要财产均等，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均产”。他是恐怕革命破坏于共产主义之企图中。事实是这样的，甚至到了8月10日之前夕，当这没有完成之整个的革命不能进行，并且在受无数的阴谋之袭击时，几乎要失败了；除开用民众暴动来推倒王权以外，没有方法挽救，而罗伯斯庇尔，竟如所有的雅各宾党一般，宁肯维持国王及其宫廷，而不肯再挑起人民的革命之火。正如我们现代之意大利及西班牙共和党，宁愿保持君主政治，而不敢冒险激起民众的革命；他们预见到这个革命一定会有共产的趋势。

历史总是这样的再现出来，当俄国，德国，及奥国开始他们之大革命时，又会再现若干次呀！

在当时政治家之心理状态中，表现一桩最惊人的事件，恰在1792年7月这时候，革命被一个可怕的王党之政变所吓住了，这改变已准备了好久，因西南部之广布的暴乱，及英，德，西班牙，萨丁尼亚之出兵干涉，而更促成。

1792年6月，在国王罢斥罗兰，克拉维尔，色尔温三吉伦特党阁员之后；佛意党领袖及忠心于王室的拉法夷脱即刻寄了封著名的信给立法议会，正在6月18日，他在这信中主张以政变来反对革命党。他公开地主张，法国要将“雅各宾党”扑灭；他又说，在军队中“自由及平等的原则是保持着，法律却要受尊敬，而财产是神圣的”，——却不如要巴黎般，巴黎在公社及哥德利尔俱乐部中，在公开地攻击财产。

拉法夷脱主张王权是“完全而独立”的——这便已使反动得势。他希望有“一个要人崇敬的国王”——甚至在出走发棱以后，他还如此希望；正在这时候，国王正在与奥普互通消息，希望从他们得到“解放”，其对国民议会之轻视的程度，以得到德军之进展的消息为标准。

我们想想，议会在要将拉法夷脱这封信送给八十三郡，只有吉伦特党在计划着去防止——哥兑（Guadet）假装着说这封信是假的，拉法夷脱不能写出这样的信！这都是在8月10日前两个月以内发生的事情。

在这时候的巴黎，布满着王党的阴谋家。逋臣们在哥布勒茨及杜意勒利间自由来往，他们得到了宫廷的帮助及许多的金钱便回来。巴黎公社之公共检察官硕黑特（Chaumette）在他的笔记中注写道：“有无数不名誉的人家，开门等着这些阴谋家。”[1]以达内兰和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为中心之巴黎郡行政机关，是完全属于宫廷的。市自治机关，许多的小法官，“大多数的国民卫军，及其整个的参谋总部，都是偏向宫廷的，他们好像护卫及看家狗一般，王室到街上或剧场去的时候，他们常常跟着”。6月21日的，显然是忘却了。

硕墨特还继续说：“国王之半军事的家属，是由旧卫兵团，由回国的逋臣，以及由在1791年2月28日以‘短刀武士’著名的英雄之一部分所组成的；这些人的傲岸触怒了人民，他们又侮辱国民的代议士，并且大声宣布他们破坏自由的打算。”

僧侣，尼姑，以及大部分的牧师都站在反革命的一边。[2]

硕墨特又描述当时的议会道：“国民议会是没有权力，没有人尊敬，自相分歧，常以琐碎而微小的争辩使欧洲人看它不起，受傲慢的宫廷之压服，却又只能以加倍的尊敬去回答此种侮辱；既无威权，也没有固定的目的。”在事实上，议会是惯于连接费几个钟头，去讨论看要派多少代表去见国王；他们进去时，那个双合门是要打开一扇还是要打开二扇——就是这些事情费了他们的时间，正如硕墨特所谓：“去听那些浮夸的演说，……把些新消息送给国王”——这样的一个议会，除开使宫廷轻视以外，再没有什么。

同时，在法国的西部及东南部，在那些革命的城市如马宾等的城门口，便有秘密的王党委员会在工作，在收集各堡垒的武器，征集军官及士兵，并且准备召募一个有力量的陆军；再从哥布勒茨派回主要军官，带着他们往巴黎进行。

这些在南部的运动，是如此的富有特性，最少也该有一个大概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