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暴动之不可免

第四十五章　新暴动之不可免

5月31日之暴动——暴动之意义——当时情况之大概——国民大会与都木里茨——吉伦特党通过逮捕马拉——人民拥护他——马拉之性质——他被开释——大城市中之饥荒——特别税之征收——吉伦特党之愤怒——十二委员会之任命——赫伯尔及发尔勒之被逮——意拿之恐吓——各区团要求将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大会

5月31日也是大革命的重要日期之一，和1789年之7月10日及10月5日，1791年之6月21日，及1792年之8月10日，其意义是一样的充分——也许是这些日期中之最悲剧的一个。巴黎人民在这一天是第三次起来，要竭其最后之努力，以使革命具有实在的民众的性质；要办到这一步，便不得不起来——但不是攻击国王及宫廷，却是攻击革命本身的婴孩——国民大会——要把吉伦特党的领袖驱逐出去。

1791年6月21日国王在发棱之被逮，已经结束了一个时代；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党之倒，又结束了一个时代。同时，它成了一切革命将临之象征。故此，倘然没有一个这样的5月31日，则以后这样久的革命便是不可能。或者是在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天，无产阶级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分离，他们还要前进，而资产阶级因要造成自己的地位便不能跟着前进；或者是这种分离不会发生，而再无所谓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即令到今日，我们还感觉到在当时呈现于共和党面前的情境之悲剧。在5月31日之前夕时，已经不是要打倒伪誓而叛逆的国王之问题！革命党要往前奋斗，便要去攻打他们的同志，因为倘然不如此，则反动显然已得势于1793年之6月，而革命之主要工作——打倒封建制度及“国王之神权”——还没有完成。当时两难之势是这样的：或者是排斥吉伦特共和党，他们虽曾勇敢地攻击独裁王政，可是现在对人民说：“已走了这远了，不要再往前去罢！”或者是激起人民来放逐他们，在他们的死尸上来完成革命所开始的伟大工作。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过5月26日布里索之小册子《告他的选举人》，在那里面把这悲剧的情境表现得很明白。在事实上我们读到这本小册子时，便一定觉得所辩论的是个生死问题。布里索显然是拼着性命来发行这本小册子，他在那里主张一定要把他所称为“无政府党”的，送上断头台。在它发行以后，便只有两条路：“无政府党”自愿让吉伦特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而为王党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是把吉伦特党赶出国民大会，这就是要他们消灭。

“山岳党”的议员们，显然丝毫没有决定要激起暴动，来把右派之领袖们逐出国民大会。六个多月来，他们总想能够谅解。丹东特别卖力，要想调和。至于罗伯斯庇尔只想用议会来减削吉伦特党之势力，而不想诉诸强力。马拉则忍气吞声，以避免内战。因此，他们使这分裂，得迟延几个月。但这是何等的牺牲！革命完全停止了；要保持业已获得的东西之事业，一点也没有做。仍然是苟延旦夕。

旧统治之在各省，仍保持有不少的力量。特殊阶级在等待着时机来取回他们的财富与地位，恢复王权以及法律上还没有废止的封建权利。军队一遇着严重的阻力，旧统治便可卷土重来。在法国的南部，西南部，及西部，无数的人民在与僧侣及教皇勾结，因而与王权勾结。的确，有许多由僧侣及贵族充公的土地，已到了大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农民手中。封建负担既无须赎回，也不缴付。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倘然到明天，人民因贫乏与饥荒而疲弱了，厌倦战争，又回到他们的陋巷中去，这不是使旧统治有一个好机会吗？它不会在几个月内，到处都得胜吗？

在都木里茨背叛以后，国民大会里的情境已不可维持。他们感觉到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所爱护的将军会背叛，而吉伦特党对于“山岳党”则更是加倍攻击。人民控责他们纵容叛徒，而他们的答复，却只有发令追究马拉，因为雅各宾俱乐部于得到都木里茨背叛之消息后，曾于4月3日发布通告，马拉在那一星期中恰为俱乐部之主席，而在通告上签了名。

当时国民大会有许多议员缺席——多半是“山岳党”——他们在当时被派充特派员到各军及各郡去；于是吉伦特党利用这个机会，于4月12日，要求议会发令追究马拉，继之以逮捕状，要将他付与刑事法庭去审讯，因为他在左袒屠杀与劫掠。在4月13日通过逮捕令时，三六七票中，以二二〇票存九二票通过——有七票延期，四十八票放弃主权。

然而这一击可失败了。各区的人民，爱戴马拉，决不让其受审讯。贫民觉得马拉是人民之一，决不会背叛他们。我们愈研究大革命，便愈知道马拉之所作所言；而且愈会发现推尊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之史家，而称马拉为阴险的屠杀者，这个罪名是如何的不当。自三级会议开幕以来，而尤其是在紧急关头，马拉总是比人家看得更清楚，更公平；甚至比其他二大革命思潮之领袖——丹东及罗伯斯庇尔，还来得更清晰更好。

马拉当其从事革命之日起，即以其全部精力去对付，而且生活异常贫乏，当旁人得势时，他时时被迫而藏躲起来。虽然他为寒热症所苦，但是他的生活方法，至死不变。他的门常是对人民开着。他以为革命要破除一切困难，就要迪克推多；但他自己始终不想去做迪克推多。

他时常谈及流血去对待宫廷中人物——尤其是在革命开始时，他说，如果不去牺牲几千个脑袋，便什么也办不了，宫廷反会来扑灭革命——他对于舍身于革命的人，始终尊敬，甚至他们反转来要开始阻遏进展时，他仍是如此。他自始就知道，国民大会中有一个强固的吉伦特党，便决不能完成它的使命，但是他起先想避免暴力来驱逐吉伦特党，当他看清了“吉伦特党”与革命二者不并存时，只有他才是一个热心而努力的人。假如他活着时，后来公安委员会所造的恐怖，也许不会有。他不会让他们在一方面去打倒急进派——赫伯尔派——而在另一方面则打倒调和派，如丹东等。[1]

人民愈是爱戴马拉，国民大会之资产阶级议员便愈恨他。所以想打倒“山岳党”的吉伦特党，便决定先从他下手：他较其他山岳党为不善防御。

但是巴黎听见了马拉之逮捕状时，立即起了大的骚动。如果山岳党，连罗伯斯庇尔及马拉本人，不去制止，在4月14日就起了暴动了。马拉也不立即让其被捕，到4月24日，他才出席于法庭，但因人民之愤怒而开释了。于是无裤党得了胜利，用花牌盖着他，把他肩到国民大会，又从而肩到街上。

吉伦特党之企图既失败了，他们立即知道决不能恢复。他们的报有一张说，这对于他们是“悲恸之一天”，而布里索开始寄他最后的小册子《告他的选举人》，他在那里面拼命地激起资产阶级之热情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国民大会在这些情况之下，开会时每每是两党激烈舌战，失了人民的尊仰：巴黎公社便自然而然来领导革命事业。

1793年冬季来了，各大城中之饥荒，日见厉害。每个居民每天要得一磅面包，甚至四分之一磅——四两，市政机关也无法去找得。各市政机关，尤其是巴黎的，要去维持，便负了极可怕的债。

巴黎公社的命令，要在富人身上，征收一千二百万利华的累进所得税，以作战费。倘一家家长之收入为一千五百利华，其他各人之收入为一千利华，这就是恰到好处，可以免税。倘然超过此数，则视为“过多”，便要担负累进税：有两千利华过多者，征三十利华；有两千至三千利华过多者，征五十利华；如此类推，至有五万利华过多者，须征两万利华。

法国当时在革命与饥荒之中，又支持战争，在此特别时期来征收一种特税，总算是应该的。这个负担，只加在有大宗收入的人的身上；至于一家六口而只有一万利华收入的，所负担不过一百利华而已。但是富人们高声抗议，而征税提议人硕墨特（吉伦特党想在攻击马拉之后，再来攻击他）说得很公平：“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原则。即令是刀子放在我颈上，我仍然要宣言，贫民自始至终尽了他一切的力量；现在是该轮着富人们了。我要说，现在要使自私的人及青年懒惰者，也得有点用处，不管他愿不愿意；而须使可用及可敬的工人们稍微休息。”

公社提出此种征税，引起吉伦特党之加倍的仇恨。康盘得了议会楼厅民众之助，在国民大会提议，要通过十万万强迫公债，这公债要由法国富人担负，和公社征税原则几乎相同，这公债要到后来将逋臣们之土地发卖变钱后才得偿还；我们能够想到，当时资产阶级是如何地表示仇恨。共和国正在困难的情况中，除开此种征税以外，再无旁的方法。但在国民大会中之资产拥护者，可见山岳党赞成强迫公债，便准备来杀戮他们；他们几乎要动手了。

吉伦特党盘踞在国民大会，两党不断地互相牵制，而想来拯救革命，是绝不可能；如果还要证明这一点，则对于公债之辩论就很足以表现了。

但是最使巴黎人民难堪的，便是阻遏革命；巴黎自来就是革命的中心，而吉伦党却极其能事来激起各郡以反对首都，甚至不惜与王党携手。他们宁肯要王政，而不愿有趋向于社会的共和国之任何步骤。他们决不让巴黎人民及公社来领导运动，以危害于资产阶级；宁可使巴黎流血，而把这可诅咒之城市铲平。我们可以看见，1871年之稽尔及波尔多议会，正是学着他们1793年之祖先的榜样。

5月19日，吉伦特党因巴勒尔（Barère）之提示，组织十二人委员会来审查公社所通过之决议；这委员会是在21日任命的，成了政府之主动中心。两天以后，在23日，委员会要逮捕赫伯尔，他是公社之代表检事，因其坦白的共和思想而为人民所爱戴，并且要逮捕发尔勒，他是巴黎贫民之好友，他觉得国民大会不过是一个“法律店”，而他在街巷中宣传社会革命。十二人委员会还要去追究各区团；主张将各区团之注册取消。城市区团不遵，便要将其主席及秘书逮捕。

吉伦特党意拿（Isnard）于这几天中出席国民大会（后稽尔奉他若神明），也以他的恐吓来加增激动。他恐吓巴黎人，如果他们要来攻击国民的代表，便要把巴黎毁灭。“那时人民要在塞内河畔寻找，看巴黎是否存在。”这些蠢笨的恐吓，只使人回想到1791年宫廷中的把戏，而把人民的愤怒激至极点。在26日，几乎各区团中都有争斗。暴动已成为不可免的了，到当时还有镇压骚乱的罗伯斯庇尔，于26日跑到雅各宾俱乐部去说，如果必要时，他准备独自起而攻击坐在国民大会中之阴谋家及叛徒。

巴黎三十八区团中，有三十五区团要求国民大会把二十二个吉伦特代表驱逐，他们的名字也举出来了。现在各区团要起而强迫国民大会服从巴黎人民之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