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工业，生活要素及交易之社会化的计划
共产主义的运动与土地——在经济上之重要——土地均等律的提议——多利维尔之意见——工业的要求——兰史之提议——生活要素的问题——产物交换的问题——当时情况之概观——压迫之罪恶
1793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主要的理想是：土地被视为全国民之承继物，人人应有土地的权利，各人之生活要素要有保障，谁也不能因受冻馁之驱使被迫去作工。18世纪中所惯于提及之“实际的平等”，现在的解释，就是确定各人对于土地有同等的权利；因国家产业之发卖使土地发生很大的让与关系，便激起了要实现这个理想的希望。
我们要记着，在这时候，大工业才刚刚开始，土地还是主要的榨取工具。因为土地的缘故，大地主便能操纵农民，农民既不能保有小块的土地，遂不得不迁往城市；他们在城市中毫无保障，便成了工厂主及经纪人之牺牲品。
共产主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自然注意到当时之所谓“土地均等律”——就是说，要将土地之财产限制到一个最高的限度，要承认每个居民对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投机家利用国家产业之发卖进而占有大宗土地的事实，只足以更巩固这个理想；有些人主张：公民如想耕种土地，便有从国家产业中取得他那一份的权利，最少也应在易于付价的条件之下取得他那一部分；还有些看得更远点的人主张：所有的土地再要使之成为公社的财产，去耕种的人，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只有暂时的享用权，倘使他不耕种了，便要取消。
故此，巴布恐怕他自己太让步了，便主张瓜分公社的土地。但他也主张土地之“不能转卖”，意即保持公社或国家对于土地之权利，就是说，土地能个人享有，而不能领有。
在他方面，在国民大会里，当在辩论公社土地之瓜分律时，朱连·索埃反对农业委员会所提议之最后瓜分，在他这一边的，有无数万贫穷的农民。他主张，各人平分公社的土地只能是暂时的，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又要再分。故此，只能将享用权给予各个人，如在俄国的“密尔”中一样。
摩尚的牧师多利维尔也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在他的《原始正义论》中表现有两个不可变的原则：第一，土地是属于大家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第二，各人对于其劳力的生产有绝对的权利。但当时大家既注目于那左右其他一切问题的土地问题，他便特别着重在两个条款中之第一个。
他说：“土地应整个地视为自然界之大公共土地”——万人之公共财产；“各个人对于这大公共土地都有享用一份的权利。这一代人没有权力为下一代人订法律，或处分他们的至尊权力；那么不能处理他们的产业之理由是何等强固！”他又说：“土地之实在的领有者，只有国家，其次是公社。”
在事实上多利维尔承认财产之权利，可由继承而让与，不过是限于动产而已。至于土地，谁也不应占有公共财产之一部分，除非他和他的家庭能够耕种——而且不过是暂时的占有。这自然与公社之共同耕种不相冲突，可与农庄之个人耕种并行。但是熟习于乡村生活的多利维尔，对于农夫及大地主是一样的不喜欢。他主张“大田庄之完全再分”，“土地分配之极境，是要分给那些毫无所有，或有而不够的公民。唯有这个方法才能保持我们乡村的生活，才能使劳而无获日陷穷困之家庭得到安适。……土地，”他又说，“应该好好地耕种，家庭的财源才能充足，市场上才够供给；我们要打倒那最可怕的农民贵族气。”他预见到，要这样才能得到较大的农业幸福，才可不用法律规定物价而能应付需要；否则要如“今日之一样借助于法律，可是仍然不够”。
工业之社会化也找到了战士，尤其是在里昂一带。里昂的工人要求工价由公社规定，工价的数目应当能维持生活。这就是近代英国社会主义者所谓“生活的工资”。此外，他们主张某项实业，应该国营，如矿业。而且还有提议：反革命派所抛弃的实业企业，应该由公社攫取来自己经营。在大体上讲，公社即一切商品之生产者的观念，在1793年时是很为普遍的。利用富人花园中之大块未耕种的土地，作为公社的都市园艺，这个观念在巴黎也很普通，硕墨特就很主张。
当时之对于工业，显然是没有对于农业那么注意。然而，在里昂当选为国民大会议员的商人居色（Cusset），便已提起了实业国营，而兰史也提出一种“理想社会”的方案，在这社会中的实业是与农业相联的。兰史自1790年以来，就在里昂努力于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于1790年之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下述的理想：“革命本来是一个有益的改革，可是因为思想的改变，及富人之最可怕的摧残，而将其弄糟了。至尊者（人民）也被变动了。”他又说：“金子在劳动者的手中是有用而且有利的；一积聚到资本家之金柜里，便成为危险物了。诸位，凡是国王所到的地方，都是耕种了的地方，不过都是我们去耕种的；自始至终能占有这土地的人，是我们去耕种的人，是我们曾经首先领有这些土地的人。自称为地主的懒惰者流，只来收集我们生活品之剩余。这最少证明我们的权利，是共同所有权。但是，我们虽然是共同所有者，而任何收入之限制，我们消费之限制，我们剩余之被剥削，都是掠夺者的权利。”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对于“剩余价值”之最具体的概念。
从事实——当时流行于法国之生活要素无保障——推论而来，他提出一个消费预约制度，由他们去用规定的价格购买全部的耕作物——要办到这一步，是用自由结合的方法，然后渐图普及。他又主张要有公共商店，耕种者将所有的农产物运到那儿去发卖。这个制度，可以避免垄断家及大革命时代国家强制制度双方的商品交易的经营。这是现代合作商店制度之先驱，近代合作或联合发卖全省之农产物，如加拿大；或发卖全国之农产物，如丹麦。
总之，1793年之共产主义者所注意的问题，是生活要素的问题，因而使他们强迫国民大会通过最高限度价格律，而形成农产交易社会化——交易公营——的大原则。
在事实上，谷类交易的问题，是全法国最要的问题。“谷类交易之极端自由，是有碍于我们共和国之生存，”森埃瓦茨（Seine-et-Oise）之选举人于1792年11月在国民大会之前说，“少数人经营这种交易，只知自己发财，他们奸巧利诈，抬高价格，而使消费者吃苦。一切防止投机之片面的改变，都是有害而无用的，”这些选举人说，“半途的改革，只是倾毁我们”。所有谷类交易，粮食供给，一定要由共和国经营，要由其“在谷价与工价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比例”。国家产业之发卖，引起了购买者之可怕的投机；森埃瓦茨之选举人，要求限制田庄的大小，及交易国营。
他们说：“制定任何人所承接的田庄大小，不得超过一百二十英亩之数；地主只能耕种一个这样的田庄，此外有多的应该租给人家。”他们又说：“而且，要把供给共和国各部分之不要粮食的职务，交给由人民选出的中央机关，这样才能粮食充足，谷价与工价之间有公平的比例，然后全体公民才能有和平，幸福与生命。”
这些理想显然不是杜各及芮克脑中所有的；生活自身即产生出这些理想。
我们要注意，这些理想为农业委员会及商业委员会所采纳了，包含在他们关于生活要素而提出于国民大会之报告中。在事实上，这些理想因人民请求之故，已实行于伯里及奥良各郡，在倭尔落瓦（Eure-et-Loir）郡于1792年12月3日，国民大会之特派员们，几乎被人民杀了；因为他们说：“资产阶级已经出力够了，现在要轮着贫穷的工人。”往后，伯尔落瓦（Beffroy）又极力赞成有同样的法律；而在国民大会，我们业已看见，当其提出最高限度价格之法律时，曾打算将首要或次要的必需品之全部交易，大量的为全法国社会化，其方法系在各郡设立国家商店，商品以公平价格出卖。
故此，我们于大革命时，就已看见有了商业是社会功能的理想；一定要与土地及工业一般地社会化，——这个理想后来又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如富利尔，欧文，蒲鲁东及四十年代之共产主义者。
我们所见到的，还有。我们知道，奢格·罗克斯，发尔勒，多利维尔，兰史，以及无数城乡的人民，农人及工人，他们都能从实际方面知道生活要素的问题，比国民大会更知道确定一点。他们知道，光是征税，而不能使土地，工业及商业社会化，仍是等于零；即令有严格的法律及革命的法庭为后盾，也是徒然。
由于宪法议会，立法议会及国民大会所采用的国家产业发卖制度，而产生了许多富农；他们被多利维尔视为贵族政治之最恶劣的形式，是一点也不错。国民大会并不注意及此，直至1794年。他们所能做的事，只是把整百的农人逮捕而送到断头机上去，当作垄断家来处死。可是，所有防止垄断之严酷的法律（如1793年7月26日之法律，命令搜查农人之高楼，地窖及仓库），只足以激起乡村对于城市之怨恨，尤其是对于巴黎。
倘使没有具体的共产主义之理论，则革命法庭及断头机是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