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城市

第十五章　城市

城市制度之状况——封建的权利仍然存在——城市的改革之必需——城市人民之叛乱——新城市制之可决——地方自治运动之重要——巴黎公社——继起的其他城市——司特勒斯堡之骚扰——新会社之组织——资产阶级脱离封建制度——托洛瓦，亚米安及其他城市之骚乱——大革命中民众行动之意义

在18世纪时，城市自治制度，因为两百年来王权方面的迫害与限制，业已完全崩毁。

昔日管理城市司法及行政的城市全民会议，自废除以后，各大城市的事务，就一天一天地恶劣起来了。公社中行于18世纪时之“市会议员”的位置，已被收买去了；这样买得的特许状是终身的。市会议是不常开的，有些城市大约六个月举行一次，而其出席是不定规的。书记总揽全部事务，小心惟谨，才能使留心公务的人多付钱给他。检士及辩护士等，以及各省省长，都在不断地干预并阻止城市自治。在此种情形之下，全城的事务日渐为五个或六个家庭所操纵；他们是从城市收入里面取得利益的人。有些城市仍然保有的世袭的岁入，入市税之征收，以及城市之商业与租税等，都是使他们发财的工具。此外，市长及官吏们又做谷米及肉类的交易，不久便成了垄断家。通常，工人们都是痛恨他们的。属吏，市参事议员及市会议员等对于知事老爷（Monsieur l'Intendant）特别恭顺，致使他的想象成为法律。城市对于知事住宅的贡献，他薪俸的增加，他儿子行洗礼时送他的礼物，以及其他等项，日见增大，——而每年送给巴黎各人物的礼物，还不在内。

在城市也和在乡村中一般，封建权利仍然存在。这些权利是附着于财产的。主教仍然是一个封建的领主，无论是在俗在教——例如布里奥得（Brioude）之五十僧侣——的领主，不仅维持着名誉的权利，甚至还有权干预市参事员之任命，而在有些城市中，竟有干预司法的权利。在安哲（Angers），有十六个地主的裁判所。蒂容除保存有市区裁判所之外，还保有六个宗教的裁判所——“主教辖区，僧侣会，圣百年（Saint-Bénigne）之僧侣，圣奢泊尔（La Saint Chapelle），奢特鲁斯（La Chartreuse）及马得南（La Madeleine）之武士教区”。这些都是在半受冻馁的人民中长得肥肥胖胖的。多洛瓦除开“两个王家市长裁判所”之外，还有九个这样的法庭。所以，警察通常是不隶辖于城市，而是属于这些管理司法的人。总之，封建制度是仍在充分发达。

但是，最激起城市市民忿怒的事，就是各种封建税，人头税，廿一税；常常还有补足税及“自愿献品”（征收于1758年，1789年才废止），以及领主税（领主对于其下属之出卖或购买征收之税）等，都很重地压迫着市民的家庭，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家庭。这个负担在乡村看起来，也许不很重要，但是加在其他的城市税上面，就重压起来了。

这些负担之更加使人怨恨，就是因为城市间对于税款之征收，有许多特殊人物可以豁免。法律规定僧侣，贵族，及军中官吏可以豁免，此外还有“王家的吏员”，“尊贵的御马司”，以及一班领薪而挂衔的人，凭藉着他们的虚荣，而不纳税。他们门口只要把他们的头衔挂起来，即可借口不付税于城市。那么，我们便可想见这些特殊人物在人民间是如何地激起了怨恨。

所以，全部的市政制度是要改良的。如果把这改革的工作让宪法会议去做，要多少年才得成功呢？幸而人民起来自己担负这个工作，在1789年的夏天，于上面所述的原因之外又新生了一种使人民不满的原因，因之使人民更加起来自己去担负这工作。这个原因便是饥荒——大多数城市中的贫民，却在感受因没有面包而使高涨的痛苦。虽然有些城市，尽力买进谷米以减低粮食价格，或者规定粮食价格，而面包仍然缺勤乏，饥饿的人民，一堆堆地群集于粮食店的门口。

而在许多城市中，市长及市参事员竟学着宫廷及贵族们的样，在此缺乏时间竟自垄断居奇。所以，在劫巴士底狱及富郎与伯稽尔二人处死的消息传播之后，各城市中的人民都渐次起而叛乱。首先，他们对于面包与肉类确定一个价格；他们把著名的垄断家，尤其是市区官吏的房屋毁坏；他们占领市政厅，大家选举而组织成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丝毫不顾及旧城市的法律及法定权利之限制，也不顾及市会议员曾经是买来的位置。最高革命意义的运动，是这样开始了；因为城市不仅确定了它的自治权，并且确定了全国一般政治之进行方向。阿拉德（Aulard）说得好，这就是最重要的自治主义者运动，巴黎于7月13日成立了公社，各省也学着它的样。自然，这个运动并不是普遍的。只有一部分的都市和小城市是如此，多半是在法国东部。但在其他的地方，旧统治的市政机关也不是不服从人民的意志，至少，也要服众地方会议之选民的意志。

起首，在7、8月间，伟大的自治主义者运动是这样完成了。后来为1789年12月14日及1790年6月21日的宪法会议之市制法所承认。这个运动明显地使这次革命得着有力量的生命与元气。我们以后在1792年及1793年可以看见，革命的全部力量是集中于城市及乡村的自治机关，而革命的巴黎公社即其模范。

这种改造的信号从巴黎传来了。巴黎等不及议会通过市制法，便开始组织了公社。她的市会议员，她的市长（贝雷），她的国民近卫军司令（拉法夷脱）都选出来了。而且，她六十区也组成了——“六十个共和国”，这是蒙施亚（Montjoie）所加给它们的名称；因为各区虽然把威权交给公社的会议代表及市长，同时自己却也保留了一些。贝雷说：“到处都是威权，而中央没有。”有些不晓得革命是如何形成，而确守绳墨的人，便悔恨地说：“各区都成了一个独立的威权。”

当国民会议正在兢兢奋斗惟恐解散的时候，目前有这样多的事要做，它那能还有工夫来讨论组织法庭的法律呢？十个月之后，会议的寿命终了，还无力及此。贝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伯梯阿股斯当（Petits-Augustins）区便决定来建设治安法庭。”这区即刻进行选举法官。其他各区及其他城市，特别是司特勒斯堡，也有这同样的举动，到了8月4日的晚上，贵族们不得不舍弃他们领主裁判权时，在有些城市中，他们这样的权利早已失去了，现在是些人民所任命的新法官。那么，宪法会议便无事可做，只好把已成的事实掺合于1791年的宪法里。

及对于昏庸的大臣们所治理的社会之羡慕者，看见以上所述各区不候议会的议决，而先自依着他们的决议，去表示人民的意志，这自然要震恐；但是，人类的制度就是这样发展的，并不是官僚政治的产物。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样的建立起来了；我们并且还看见仍然是在这样建设。此处有许多房屋，还有几家店铺；这便是将来城市重要的起点；那儿有一条不甚显著的路，将来便会是这城市中大街道之一。这便是“无政府的”演进，是属于自由的天性之惟一道路。像生命之有机产物的各种制度也是这样来的，这便是在社会的生命中，革命为什么这样重要的缘故。革命使人类着手于有机的改造工作，而不为强权所遏住，这个强权显系是过了时代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自治主义的革命运动。

1789年时，消息传递之迟缓，几乎是我们今日所想象不到的。阿苏·阳于7月12日在迪埃利堡（Château-Thierry），27日在伯扎桑不曾找到一个咖啡馆，或一张新闻纸。所谈的消息，都是两星期以前的事。司特勒斯堡起了暴动，暴民占住了市政厅九天之后，在蒂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巴黎传来的消息，即令这消息成了故事，却仍能鼓励人民起来。传说所有代表都开到巴士底狱去了；而对于玛丽·安都勒所做的“残忍事”，各人都毫不疑惑在讨论着。

在司特勒斯堡，正当劫巴士底狱及处死洛勒的消息传遍全城之后，即于7月19日起而骚动。市会议员对于贫民所提出的诉苦书审查之结果，很久都不报告给人民的代表——就是不报告给选民，因之，人民对于他们久已怀着怨恨。所以人民便去攻击市长（或称Ammeister）兰姆（Lemp）的住宅，而且把它毁坏了。人民遂利用市民会议的机关来求改革，那原文上说，“要确定市民政治上的平等，要保障他们选举公共财产管理员之权及自由选举裁判官之权”。

他们坚持到底，不顾现行法如何，用普选法来选出一个新的市议会，以及裁判官。官厅，或市政府，对于此事并不愿意，“并且反对此种改变历年情况之主张”。故此，当官厅及革命代表正在市政厅内商议时，人民便群集而纷掷石子，因之官厅立即让步。

同时，小康之资产阶级看见了贫苦冻馁的人民齐集街道，他们便跑到省督罗禅波伯爵（Rochambeau）家，要求允许由有名誉的公民来武装起来去对抗人民，并协同军队来警卫，而这位“带有贵族政治观念色彩”的长官，毫不踌躇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正如巴士底狱中的洛勒一样。

第二天，谣言遍布城中，说官厅又取消了它们的让步，人民便再来攻击市政厅，要求废止城市税及特别税。巴黎既已有样在先，司特勒斯堡自然要求得更为顺利。在六点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工人，手拿槌斧”，从三条街道奔来向市政厅进发。他们用斧子击碎了门，跑到地窖里去，甚为忿怒，把官厅所存的旧文件通通烧毁了。“他们对于那些文件，已取了盲目的报复手段，把他们都抛到窗外毁坏了。”这是后来新市政府的记载。他们又把所有文件保存所的二重门劈开！以便烧毁昔日的文件，因为他们怨恨官厅的缘故，甚至把市政厅的家具都毁坏而抛到街上去。登记局，即贮蓄诉讼的金库，也过着这一样的命运。税款征收局的门也打开了，现金也拿走了。驻在市政厅前面的军队不去禁止，人民便任所欲为。

官厅感受着恐怖，即刻去减低肉食及面包的价格：规定每六磅面包为十二苏。[1]他们那时才与城中二十个行会（或基尔特）平和地商议新市制法之制作。他们所以要急于如此的原故，因为在司特勒斯堡及其邻近各区仍在暴动，人民在公社推翻“既定”的官长，而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任命他人，要求他们的森林及其他权利，并且直接反对认为合法的既得财产。8月5日新市政府在一封信里说：“在这时候，人人都相信可以去恢复他们的权利。”

现在已到了极点，当国民会议在8月4日晚的消息，于11日传到司特勒斯堡时，骚扰来得可怕，而当地所有的军队又与叛民取一致态度，便愈加可怕。因之旧市政机关遂决定辞职。次日8月12，三百市参事员也辞去了他们的“职责”，以及他们的权利。新市参事员选出来了，他们任命了裁判官。

到8月14日，新市政机关遂组织成立，在凡尔赛会议未曾决定新市制法以前，暂组临时市参议会，以处理城市一切事务。没有等到宪法的成立，司特勒斯堡就已这样地组成一个公社，选出了裁判官。

司特勒斯堡的统治是这样地推翻了，当8月17日迪特利舒（M.Dietrich）在祝贺新市参事员时，曾说道：

“先生们，在这城市中所发生的革命，是信用回复时代的一个关键，这个信用应当联结这一公社中的公民，这个伟大的议会已自由地由公民选举出来做他们的代表。……你们第一次运用你们的权力，就是任命了你们的裁判官，……从这个联合要生出何等的力量呀！”而且，迪特利舒建议将司特勒斯堡革命的8月14日，定为每年的庆祝节。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司特勒斯堡的资产阶级是已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支配。他们有了一个民主的自治政府。但是，他们对于属于他们的围绕地之封建的（世袭的）权利，却毫无牺牲的诚意。司特勒斯堡出席于国民会议的两个代表，当8月4日的晚上别的代表们要他们放弃他们的权利时，他们竟拒绝了。后来其中有一个叫做施文特（Schwendt）的，把事实说明给司特勒斯堡的资产阶级听，劝他们不要反对革命的潮流，而他们的选举人却仍然要维持封建的权利。所以从1789年以来，他们便看见在这城中有一拥护国王的党，称国王为“最好的国王”，“最妥协的君主”，其目的是在维持他们“富有的领主权”，这领主权是由封建的法律规定属于城市的。司特勒斯堡的另一代表名杜克姆（Türckheim），他于10月5日逃出凡尔赛之后提出一封辞职书，这封书于这个关键算是个最有趣的文件；我们从这封书即可看出吉伦特党是怎样地及为什么要在资产阶级旗帜之下，和王党一样地做“财产的保护者”。

在司特勒斯堡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对其他大城市所发生的事情，也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例如在托洛瓦，我们也有许多完全的文件，足以证明参与运动的，是一些同样的原子。人民得到邻近农人的帮助，于7月18日在他们听见巴黎的城市税征收局烧毁了以后，即起叛乱。7月20日，有些农民拿着草叉，大镰及禾棒入城，其目的在劫取麦子来做粮食及种子，他们以为在垄断家的仓库中定可找到。但是资产阶级已组有国民的卫军，把他们所称为“强盗”的农民击退。此后十天或十五天中，恐怖的谣言四布，都说有五百个“强盗”会从巴黎来报复；资产阶级便利用这个机会，来编练他们的国民护卫军，所有城市也一样地组织起来。但是，这就是使人民很不高兴。在8月8日，大概是因为得到了8月4日晚上的消息，人民便起而要求要组织义勇兵，要确定面包的最高价格。市政府却犹豫不决。人民遂于8月19日，将市政府取消，而和司特勒斯堡一样选出一个新市政府。

人民攻打市政厅，获得武器分配给民众。他们攻入官立盐库；但是，他们也没有抢劫，“他们只确定盐的价格为六苏，分配给民众”。

从8月19日以后未曾停息过的骚乱，最后于9月9日到了极点。人民捉住了市长休茨（Huez），说他要保护商务的垄断家，将他处死。他们围攻他的住宅，并且围攻一个证吏的住宅，以及老司令官圣乔治（Saint-Georges）的住宅，说他在两星期之前发命令向人民开枪，又围攻一个骑马巡警官的住宅，说他在以前骚动时绞死了一个人；他们又和7月14以后巴黎所做的一般，恐吓着要去围攻许多旁的人。此后约两星期之久，大资产阶级深深地觉感恐怖。但资产阶级在那时从事于改组他们自己的国民护卫军，到9月26日，他们才打败无武器的人民，而占着胜利。

人民虽然怨恨领主之垄断土地，却更怨恨资产阶级代表之垄断粮食，这却是一般的事实。所以在亚米安，和在托洛瓦一样，叛民几乎杀了三个商人，因此资产阶级要急于组织他们自己的军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民众的暴动只限于乡村，只向领主下攻击，那么，8、9月间各城市也许不会有资产阶级自卫军的组织。

7月21日之杰堡，24日之罗安，以及其他许多次要的城市，几乎都发生这同样的事实。饥饿的人民起来喊着“面包！处死垄断家！打倒城市税卡！”要使乡间的一切供给品自由输入城市。他们强迫市政府降低面包的价格，否则他们占据垄断家的仓库，将谷米运走；他们围攻那些以粮食居奇著名的人的住宅。资产阶级遂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带有封建色彩的旧市政府，而在民主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市政府。同时，又利用城市中之“下层阶级”及乡村之“强盗”所引起的恐怖，而武装起来组成市护卫军。此后，他们便去“恢复秩序”，处决民众的领袖，又常跑到乡间去谋秩序之恢复，与农民接战，而绞死革命的农民之领袖。

8月4日晚上以后，城市的暴动散布更广。其痕迹到处可见。租税，城市税，负担及消费税都停止缴付。“人头税的征收吏已经到了末日”，芮克在他8月7日的报告里面说。有两个革命区域，将盐的价格强迫减少一半，税款之收集“再不能进行”，还有其他等项。“有无数的地方”在反对国库吏。人民不再缴纳间接税，至于直接税尚未拒纳，但须加以条件。例如在亚尔萨斯，“如果免税人及特权阶级不在缴纳之列时，人民则不付任何税款”。

故此，在国民会议集会以前，人民就这样地在促成革命；他们用革命手段，取得了新的市行政权，他们把应该缴付及不应该缴付的税分得很清楚，他们又规定那所允许缴纳于国家或会社中之税款，要平均担负。

要找到法国大革命的真精神，最切要的是要去研究人民的行动，而不在于研究国民会议的立法工作；确实，所有过去的及未来革命之真精神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