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革命之停顿

第二十八章　1790年革命之停顿

暴动之必需——反动之范围——宪法会议及立法会议之工作——新宪法——地方政府反对中央集权——实行新法律之困难——执政司同情于反动派——“骚乱之必要”——自动的和被动的公民——暴动之所护——平等和土地法——领主裁判所法庭之消失——工人之要求所得到的答复是枪弹——资产阶级之爱护秩序与繁昌——“知识分子”转而反对人民——反革命之成功——富豪政治——反对共和政体——丹东及马拉之受逼害及被放逐——军队中之不满及不轨——兰西之屠杀——波意勒之“荣耀的行为”

1790年乡村间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农民们的暴动不继续进行，虽然他们的身体已得到自由，而在经济方面，仍是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在俄国所遇着的一般，俄国的封建制度是在1861年用法律，而不是由于革命去废除的。

总之，所有大革命之政治工作，在1790年不但没有完成，而在实际上，却处于一个完全的窘态。料想不到的人民暴乱所产生之初现的恐怖，过了之后，宫廷，贵族，富人及僧侣，便立即联合起来，再组成反动的势力。不久，他们觉得他们有了靠山，羽毛丰满，便开始来观察是否可将革命压倒，将宫廷及贵族之权利重行建立。

自然，所有的历史家都提起过这个反动；但其深度如何，其范围如何，他们仍不曾说明出来。实际上是这样的：从1790年夏季至1792年夏季足足有两年，整个的革命工作是停顿了。人民在怀疑，这是革命占胜利呢，这是反革命占胜利。天平的两端总在上下摇动不停。事情是显得完全没有希望了，最后，革命派之“思想领袖”于1792年6月，决定再激起人民的暴乱。

自然，我们必得承认，当宪法议会，及其后的立法议会反对革命之废封建权利及民众革命时，他们对于国王及宫廷权力之倾毁，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之创造，完成了很大的工作。并且当这两个议会之立法者，在用法律的形式，求表现第三级之新宪法时，他们之应付工作，是有相当的能力与机敏，这也是必得承认的。他们知道要怎样去毁坏贵族的权力，并且怎样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中来表现市民的权。他们造出了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足以阻挠中央政府权利之集中。他们又改订继承法，使财产平民化，在大多数的人民中来将其均分。

他们把各“级”——僧侣，贵族，第三级——间之政治区分永远破坏了，此种区分在当时是件很重大的事；我们还记得，这种事之在德国及俄国是来得何等迟缓。他们又废除了所有贵族的位爵，以及当时仍存在之无数的特权，他们又定下了更为平等之赋税制之基础。他们又极力避免上议院之组设，此种组织是贵族政治之大本营。他们在1789年12月议决省制法时，又做了些于革命很有帮助的事情：废除中央派赴各省的代表。

最后，他们又把教会之丰富的产业夺去，使各僧侣成为直属政府之人员。军队改组了，法庭也是如此。裁判官之选举权交给人民。在这一切的改造中，资产阶级的立法者总要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总之，如依立法的眼光来判断，他们都是聪明而有能力的人；我们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到了些共和国的民主精神，以及地方自治的趋势，即令今日的激进党，都是不够去了解的。

然而，这些法律纵令如此，却是什么事情也不曾做好。事实并不和理论相符合；因为在刚刚宣布之法律及此法律之见诸实行，二者间有一道深沟，——这个理由，每每为凭经验尚不足完全了解行政机关的人所忽视。

“宗教团体之财产归入了政府之手”，这话是容易说的。但是要怎么样才有效果呢？例如，有谁到克雷富（Clairvaux）的圣伯娜（Saint Bernard）寺去，告诉那位僧长及僧侣们，要他们出去呢？如果他们不出去，有谁去赶他们呢？如果他们明天因得到邻村虔诚教徒的帮助，重行回来在寺里大唱其赞美诗，有谁去阻止他们呢？他们有那么大的田产，谁去经理发卖呢？而且末了，谁去将那些漂亮的寺院建筑物，改为老人病院，一如后来革命政府所做的一般呢？确实，我们知道，如果巴黎各区团不将教会土地拿到手中发卖，关于这种发卖的法律，便不会发生实在效果。

在1790，1791，1792年时，旧统治是仍然存在，丝毫未动，并准备在全体上再建立起来——不过略加改变——恰如拿破仑三世之第二王国一般，在稽尔及马克·马昂（Mac Mahon）的时代，随时都有复活的可能。僧侣，贵族，旧日的官制，总之是一切的旧精神，都准备再抬起头来，如有敢佩三色帽章者，立刻就要受损害。而且，革命时所建立之各省的执政司，不过是由富豪阶级形成的，也时时准备着将旧统治建立起来。他们成了反革命的中心。

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虽制定了许多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明了与体制是素为人民所称道羡慕，以至于今日；可是，大部分被视为具文，好像是死的。我们不要忘却，1789年至1793年间所制定的基本的法律，其中有三分之二甚至连实行的打算都没有。

事实是如此，并不是不够来制出新法律。最要的是要创造出一个实行法律的机关；新法律如与某种固定利益有冲突时，便必须有某种革命组织将这个法律的全部，拿来应用。我们只要想想国民大会所订关于教育之法律所得到的微小结果，简直完全等于零，便可知道了。

现在，虽有官僚式的中央集权及军官会集于巴黎中心的军队，可是每一条新法律，无论其如何微小，都须有许多年的工夫，才能见诸实行。而且，在实行时，已经无数次改头换面，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但是在大革命的时代，此种官僚式的政治机关，尚未产生，还要五十多年，才有这种实在的发展。

如果在各城市，各乡村，以及全法国之三万六千公社，没有实在的革命来完成的话，议会的法律是怎么会实行呀。

然而资产阶级之革命家竟如此之盲目，他们在一方面，处处小心防止人民——唯一愿竭全力以贡献于革命的人民——握有自治团体的事务管理权利；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其全力来反抗在各城各村的革命之爆发及成功的传播。

在议会之任何法令能得到点实在结果以前，秩序之扰乱总是免不了的。无论如何，在一小乡村中，行为者，痛恨旧统治的爱国者，必得起而攫住自治机关；在小乡村中应当有革命；整个的生活秩序应当颠倒；所有的权威都可不理；如果他们愿意发生政治革命时，这个革命便应成为社会革命。

农民们必须起而占据土地，开始耕种，不必等候任何机关的命令；此种命令，他们是决不发出来的。在乡村间，必须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假若没有骚乱，没有个大大的社会骚乱，这便干不成。

现在，立法者所要防止的，恰是这种骚乱。

他们不但是用1789年12月之自治法，使行政权仅放在自动的公民之手，而所谓被动的公民，即全部贫农，及城市之工人，丝毫不得染指，被驱除在外。他们又不但是将所有各省之威权交给资产阶级，他们还使这些资产阶级武装起来，有极可怕的权力，来防止贫民之继起暴动。

可是，后来在1792及1793年对于旧统治击一个致命伤的，仍然只有贫民的暴动。[1]

这时期的革命，正呈下述的一个状态：农民们知道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到。个人徭役之废除，只惊醒他们的希望，他们现在要求废除经济的负担，要不须备价赎回而有效。此外，他们又要将公社共有土地夺回。他们在1789年，在各处由于暴动而得到的东西，他们还要保持，并且要使他们的获得，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至于他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虽有戒严令之恐吓，他们却仍要继续去获得。

但是资产阶级对于人民这样的二重需要，曾竭其全力来反对。他们曾利用这种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叛乱，开始去攻击国王，贵族及僧侣之权威，但是，资产阶级的宪法之最初的大纲一经订出并得国王采纳后——可是仍然有许多机会去破坏它资产阶级便立即止步，他们看见因人民心中的革命精神，即可有这样快的结果，便觉得可怕。

而且他们知道，贵族之土地财产，是要过到他们的手中；他们要将财产整个地取有，连昔日封建义务后来改为金钱缴付之一切附属的收入，都一概在内。他们后来有一天会去研究，废除这些负担是否有利，那时就是要废除，也依着法律，“有条理”，“有秩序”地做去。因为，如果对于不守秩序可以宽容，那么，谁知道人民要走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不是也曾谈及过“平等”，“土地均分法”，“财产均等”，以及“田庄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亩”吗？

至于城市，则城市的工匠以及全部工人，也和乡村一般发生同样的事件。基尔特及组合，是王室曾经利用来做压迫工具的，现在是废除了。仍然存在的封建制度之残余，自1789年夏季之民众暴动以来，在城市也和在乡村一般地废止了。领主裁判所已取消了，裁判官由人民选出，并且是从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中选出。

但是，无论如何，这还是微末得很。工人找不到工作，面包却用一个荒年的价格出卖。工人们确实在忍耐地等着，只要真有自由，平等，与博爱之一天。但是什么事情也没等着，他们便不耐烦了。工人们起而要求巴黎公社要它像罗安，兰西，及里昂，以及其他各地之自治机关一般，负责供给粮食，将大麦及小麦以本值价格出卖。他们要求要规定粮食之最高限度的价格，要制定裁制奢侈的法律，而向富人征收强迫的累进税。但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他们自1789年后就已武装起来了，当被动的公民之武装解除后，他们便出来了，展开了红旗，命令人民解散，如有不遵，立即开枪。巴黎是如此，法国之其他各地，差不多也是如此。

革命之进展，就是这样停止了。王权又开始复兴。逃在哥布勒茨及米多的贵族们，也在摩拳擦掌。他们振作了勇气，而在极力活动。从1790年夏季直至1792年6月，反革命派时时是相信可以胜利的。

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从1789年至1793年间所完成的这么重要的一个革命，免不了会有阻碍，以及甚至退回的时期。在旧统治指挥下之作战力是如此之大，他们已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只能再又建立起来，成立一条战线，以与新精神对抗。所以，在1790年最初几个月甚至在1789年12月反动就出现了，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件。但是，这个反动能够如此之强盛，而且继续到1792年，并且，不管宫廷之一切罪恶，而反动是有如此的力量，在1791年，整个的革命都要退却，这都是因为资产阶级已与聚集于王权旗帜下之贵族及僧侣携手。这个新势力即是由革命之本身——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使他们的商务有能力，酷爱秩序与希望繁昌，并且痛恨人民之扰乱，这些都成为旧统治势力之后盾。而且大部的“知识分子”，是素来得民众信仰的，他们初察觉了骚乱的光芒，便转背对于人民，急急地加入于“秩序”拥护者之列，联合起来压抑人民，反抗人民之向平等的趋势。

反革命势力像这样的得到了外援，很有成绩；如果农民在各省不继续起暴乱，如果城市中的工人，看见外兵侵入法国，在1792年夏天不再起事，则革命的进行势将停止，而前功尽弃，一无所成。

可是，1790年之情景，是非常暧昧。洛达罗（Loustalot）于1789年11月28日在《巴黎之革命》（Révolution de Paris）曾写道：“富豪政治已老脸地建立起来了。”说句“国民是主权者”的话，谁能料定不就是犯着叛逆的罪呢？[2]但是从那时以后，反动即已得势，并且显然地仍在进行。

在阿拉德关于大革命的政治史之大著作中，曾颇详细地记载当时之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很反对共和政治的观念——即令在宫廷及王党已是罪大恶极，王权非废不可的时候，他们仍是如此。在事实上，1789年革命家的行动，像是要将王权完全推倒，可是到了现在，仍是这些革命家起而开始一个决绝的王权运动，正如国民议会之立宪权所确定的。[3]在1789年10月5日及6日以后，尤其是在1791年6月国王出奔以后，每逢人民表示革命势力的时候，资产阶级及“思想之领袖”则变为更加推崇王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却，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两派所注重的，就在“财产之保全”，这是他们在当时所惯于说的。在实际上我们看见，这个财产之维持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中恰如一道黑线，直在吉伦特党倾覆时为止。[4]这也是确实的，共和国的观念所以如此地使资产阶级，甚至使热烈的雅各宾党（哥德利尔党本已承认了这个观念）恐怖，这是因为群众将这个观念与“平等”的观念，联做一块，这就是要财产均等及土地均分——这便无异于当时之平等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地主驱逐论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之理想。

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热烈地要来阻挠革命，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民去攻击极神圣的财产原则。在1789年10月以后，议会业已通过那著名的戒严法，允于在暴乱时枪杀农民，而后来在1791年6月，竟将巴黎人民屠杀。当1790年7月14巴黎举行大联合祭日时，他们又在路上满布障碍，使人民不能来参与。他们又用种种的方法，来压迫地方的革命团体，此种团体实为民众革命之泉源，他们甚至冒险去杀戮曾经做过他们权力中心的人。

从革命的初爆发以后，全法国产生了无数的政治团体。不但是初选的或选举人的议会照常集议；不但是从巴黎总部分发出来的无数雅各宾支部；——主要的却是各区团民众会，及兄弟会，他们是自然存在而没有丝毫形式的；还有无数的委员会及地方机关——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来代替王室的威权，这些团体在人民中间，用革命的方法，来传播社会平等的观念。

所以资产阶级所急于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制服，破坏，或者至少减削这些无数的地方中心，而且很有成绩，因此，在过半数的法国城邑中间，王党，僧侣，及贵族再又占了优势。

现在他们又借助于司法的威权，在1790年，芮克得有命令去逮捕马拉，因为马拉公开地左袒于人民，那最贫的阶级。因为恐怖民众爆发，他们便派出步队及马队去逮捕这位人民的保民官，捣毁他的印刷机，正在革命高潮的时代，马拉被迫竟不得不逃往英国。四个月后，他回来了，可是仍不能露面，到1791年12月，他不得已再渡过海峡。

总之，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这两派的财产之拥护者，都竭其全力来破毁民众运动，以阻碍革命。资产阶级的威权建立了，国王的威权也眼见得要恢复它的青春时代的力量。

1790年6月王党中马勒·杜邦（Mallet du Pan）曾写道：“反对骚乱的真革命，竟一天天地强盛起来。”情形确实是如此呀。三个月后，反革命派已觉得他们的力量够用了，在兰西的街上，便满布着死尸。

开始，革命的精神影响到了军队，不过很小，当时的军队都是慵兵，一部分是外国人——日耳曼人或瑞士人。但是渐渐地普遍了。兵营中也被邀请派遣代表以公民资格加入联合祭日，这就影响很大，在8月一个月中，各处都已表示了不满的精神，而尤其是在东部的兵营，因为兵士中有过许多的运动。他们要逼迫他们的军官算账，要将业已为军官中饱的金额发还。这些数目是很大的。在波士（Beauce）的联队，就已超过二十四万利华，在其他各处，则从十万至两百万利华不等。酵母正逐渐增长；可是，军队素来受的是非人的训练，因此有一部分仍忠于他们的军官，反革命派利用他们来激起斗争，在士兵的内部就不免流血的争斗。所以在利尔（Lille）的四个联队，就自相残杀——王党与爱国者相对抗——结果，伤亡有五十人。

这是很可能的，从1789年末以来，王党的计划就加倍活动，而尤其是波意勒所统的在东部的军队之军官，利用军队之爆发而使之流血，军队遂受了阴谋家的愚弄，如此则使王党的军队仍然忠于他们的长官。

此种事实即刻在兰西发生了。

国民议会在听到了士兵的激动以后，即于1790年8月6日通过一条法律，以减削军队中之势力，而禁止军队中“讨论的结社”之活动；在同时又发出命令，由各军官毫不延迟地将钱发还其各属之部队。

这个法令在9日传到了兰西，兵士们，尤其是奢多维（Châteauvioux）驻军的瑞士兵，这些瑞士兵多半是从浮得（Vaudois）及日内瓦各地而来的，起而向他们长官要求算账。他们把他们联队中之付款箱劫来，用两个哨兵看守；他们又以暴力去恐吓他们的长官，并派遣八个代表到巴黎去向国民议会陈述。驻在边界的奥兵，也来火上添油，增加骚乱。

同时，议会因收到许多从兰西来的假报告，并且因受资产阶级所信任的国民护卫军总司令拉法夷脱之激动，于16日发出一道法令，谴责士兵之破坏纪律，并命令驻在梅德（Meurthe）的国民护卫军前去“压制叛徒之倡乱者”。他们的代表是已被逮捕了；拉法夷脱又发出一道通令，召集兰西附近各地之国民护卫军，来镇压兰西之变军。

但是在兰西本地，似乎什么事情都已平静地过去了，曾参加叛乱的人之大部分，甚至业已在“悔过状”上签了字。可是这显然不是王党所要求的。

波意勒于28日从麦茨出发，带了三千忠心的兵士，决意要去压服叛徒，这就是宫廷所希望的。

省执政司之二重处置，又帮助着波意勒，当什么事情都可和平地过去的时候，波意勒却向驻军提出十分不可能的条件，接着就去攻打。他的兵士便开始了最可怕的屠杀，将市民和叛兵一起来杀戮，并且在各家抢劫。

争斗的结果，兰西街巷堆积着有三千死尸，事后还要加以“法律”的追究。三十二个叛徒受着用轮碾死的处分，四十一个则罚作苦工。

国王即刻用“波意勒之荣耀的行为”的话来表示称赞；国民议会也感谢这些屠杀者，巴黎市政府并为这死亡的征服者举行一个尊荣的葬礼。当时谁也不敢抗议，就是罗伯斯庇尔也不敢。1790年就是这样完结的。武装的反动占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