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之开幕——国王之不信任——人民之不得代表——“第三级”——国民会议之建立——纲球庭之誓言——国王注销会议决案——米拉波之演说——人民巩吓的力量。
1789年5月4日，有一千二百个三级会议诉议员齐集凡尔赛，到圣路易（Saint-Louis）教堂去举行开幕礼，第二天国王便在无数的观众前开会。就从这开会时起，革命之不可免的悲剧，已开始表演出来了。
国王对于他所召集拢来的国民代表，只觉得是不可信任。他毕竟服从了去召集他们，他又在议员面前哀诉着“精神之不安定”，全国都要爆发了；好像说这种不安定是人为的，并不是法国的实在情形所造成的；而这种会议对于王权只是无用而任意的破坏。
法国久就想要得到改革了，毕竟到了今天，觉得全部制度都有改革之必要，——而国王却只提出一些关于财政的小改革，这不过在费用上稍微节省一点就够了。当时，各省议员已经证明了，各自分离的各阶级的生命已老弱了，——是个死的重压，是过去的残余；而国王仍要要求“各阶级的一致”。并在这时像今日的俄国一样，法国正需要着一个改造，而国王对于一切的“改革”，都表示他的恐怖！所以在国王的演词中，就可看出王室的君权及代表的权力间，要发生生死的战争。
至若那些国民的代表，他们各派间就已表现了很深的裂痕，这在后来革命时完全暴露出来，一派要维护他们的特权，一派却要去打倒。
当时在事实上，国民代表就已表现出它显然的缺点。这些代表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因为缺少农民。自命要替普通人民说话的是资产阶级；至于讲到农民，在这个由律师，书吏及法官所组成的大会中，也许有五个或六个人知道一点农民实在地位，至于知道无数的农民在这会议中的合法地位的人，那就更少了。他们都是城市中人，只能维护城市中人；他们并不晓得农民所要求的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于农民有害的。
内乱就已伏在这些界限中，国王为贵族们所包围，对第三级说话摆出主人的架子，要他们注意他的“利益”。监印官巴拉登（Barentain）说明了国王的实在意见，巴拉登所叙说的一部分，就是限制三级会议活动的部分。三级会议要熟商他们所要决定的税收，讨论刑法与民法的改革，通过关于出版的法律，而防止近来过分要求的自由，三级会议的事，如此而已。不要有危险的改革：“一切公平的要求，都可答应；国王并不为随便的怨言所动；他宽容地恩准不管他们；就是那不正确的过分的意见，说要用一个有害的幻想来代替金科玉律的君主政体，他都可以宽恕不去筹备。绅士们，你们应该决断地取消这些危险的改革。”
所有以后四年的斗争都伏在这些话里面，接着国王及监印官之后的便是芮克，他虽足足地讲了三个钟头，而对于资产阶级所热中的代议政治问题，以及与农民发生密切关系的土地与封建税等问题，都毫无所发挥。这位巧妙的财政大家知道如何去讲了三个钟头，而使自己及王廷或人民都得不到调和。国王始终忠于他曾对杜各说过的话，他不懂得这个时期的严重，而让王后及贵族们用巧计来阻挠人民对于他所提出的要求。
就是芮克，也不晓得这个问题不仅是关于财政的危机，而在政治及社会方面也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又不晓得在此种情形之下，王廷及第三级间的迂回政策，是会演成不幸的事变的。因为即令不说现在防止革命已经是来不及了，至少对于政治上也该有极诚实极公开的让步政策，并且全国的困苦与幸福所系的土地大问题，在各方面都已到了严重的时候了。
至于那些代表们，无论是那两个特权阶级，或是“第三级”，他们也抓不住法国当前的这个大问题。贵族们梦想着恢复他们的势力，超过王权；僧侣们想维持他们的特权；而第三级，虽然知道取何种步骤来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却没有发现另外还有个更要解决的问题，——把土地还给农民，不受封建税收的剥削，使土地的出产能增加两倍或三倍，以便防止无数的饥馑，这种饥馑足以消耗法国国民的元气。
既是这样的，除了斗争与奋斗以外，还能有什么方法呢？人民的叛乱：农民的骚乱与纷扰，城市中工人的暴动，最普通的是贫民的暴动，——总之是革命，还加上奋斗，怨恨，可怕的斗争以及报复，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吗？
一连有五个星期，“第三级的代表”总在商议要其他的两级的代表一起来议事；而王家委员会的工作，却要使之分开。这些交涉没有得到一些结果。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巴黎的人民日见有了忿慨的态度。王宫所在的巴黎成了一个露天俱乐部，人人都加入了，发出了忿怒的声音。小册子有如雨下，人民争相拾取。“每点钟都要发生一些新的事情，”阿苏·阳说，“今天有了十三部，昨天十六部，上星期有九十二部。……其中有二十分之十九是同情于自由的。……巴黎的乱源已经酿成了。”演说家当街露天讲演，站在咖啡馆门前的椅子上，说是要占领贵族领主们的宫殿与堡垒。人人都听见，像是一个就要来的暴风雨之轰鸣，恐怖之战栗；而在凡尔赛的人民，都围集会议处的门口，在侮辱贵族们。
第三级的代表觉得他们有所恃了。他们渐渐地勇敢起来，到6月17日，因为雪耶的动议，他们毕竟宣告成为“国民会议”。这样一来，废除特权阶级的第一步已实行了，巴黎的人民对于这第一步，真是欢声雷动。勇气增加了，会议通过不合法的税收只能暂时征收，会议停止便要停止。当会议一被解散，人民即可不再缴付。设立“生计委员会”来处理饥荒事件，会议确定的债务使资本家得有保障，——这一步在当时曾特别审慎过，国民的代表即令如何牺牲也要维持它自己，而减少对方的力量，要使债主们不和王廷联合，否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意义就是对于王权的反抗。因此，贵族们如阿图瓦（Artois），刚得（Condé），刚迪（Conti）以及监印官，都来计划着一个政变。有一天，国王要堂哉皇哉地到议会去。他要去取消所有议会的议案，命令各阶级分开议事，而仅仅指定某几项改革，——三级各自分开都可通过的改革。足可代表那时的资产阶级之芮克，对于这样威权之打击，王廷中所准备之政变，又表示什么呢？妥协！并且，他也主张威权的表示，开一御前会议，国王于这会议后，允许在三级会议中关于税收事，三级可以合议以人为单位来投票，此外关于贵族及僧侣的特权时，则三级仍须分开来会议。很明显的这种方策仍不足以实现贵族们的要求。一个政变，决不是为着中途半端的方策来冒险的，而且，这个方策也维持不到两星期。如果要不和两个特殊阶级权利相冲突时，又怎么能够去改良税收呢？
所以在6月20日时，巴黎人民，甚至凡尔赛人民的恐吓态度，使第三级代表有勇气决定去抵抗解散议会的计划，因此，他们便用严肃的宣誓来结合一起。他们看见他们的会议厅，和御前会议所定的准备太接近了，他们便成群结队地跑到一个私家厅里去，即在圣佛莱士瓦街（Rue Saint-François）的网球庭。群众也跟着排列走过凡尔赛的街市，由贝雷（Bailly）引导。有些义勇兵自己奋勇地骑着马来保护他们。围绕着代表们四周的热狂的群众，把他们举了起来。
他们到了网球庭的厅里，为美好的情绪所激动，差不多都立了一个誓：不替法国产生一个宪法，永不分散。
确实，这不过说说而已，在立誓时，甚至有些戏剧般的事情发生；但这没有大关系。这时候所说的话都要使各人心房震动。在网球庭的厅里立的誓，使全法国的革命青年心中都起震动。可惜！议会竟不能实现这些话和这种美丽的态度。此外，这个勇敢的行动在议会方面，也结了立刻的果子。两日后，第三级坐在圣路易教堂里，看见僧侣们也来加入他们一起。
次日，6月23日，御前会议所决定的大打击见诸实行，但是因为网球庭的宣誓及议场迁到了圣路易教堂，这打击的力量也就弱了。国王站在议员们面前。他把议会——不，与其说是议会，还无宁说是第三级——的议决案勾销；他命令要维持各阶级，定要把改革加以限制，如果议员们不遵，便以解散会议相恫吓，命令所有的代表们即刻退席。贵族及僧侣当即遵从而离开了大厅，但第三级的代表却依然不动。于是米拉波（Mirabeau）演说他那美而且著名的演说词，他说：国王不过是个受他们委托的人，他们从人民手中而得着权力，并且已经宣誓过，如不制定宪法决不分散。他们既有了人民的意志，如果没有刺刀的武力，他们是决不肯退席的。
可是现在这个武力，王廷已没有了。在2月间芮克已告诉过他们，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服从，就是军队，都拿不稳。
至于巴黎的人民，我们已经看见他们在4月27日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情。巴黎时时刻刻都害怕着人民起而反抗富人，少数热情的革命者，毫不疑惑地跑到幽暗的区域去找反抗王室的帮手。就是在凡尔赛，当开御前会议之前夕，人民几乎杀了一个僧侣代表，即方丈摩勒（Abbé Maury）和德斯布勒墨利，他们本是由贵族而来当第三级的代表。在开御前会议这一天，监印官及巴黎的大主教被“嘲笑，欺侮，辱骂，而蒙着羞辱与愤恨”，国王的内史巴斯勒（Passeret）跟着大臣一伴，“就在这天急死了”。24日，波维（Beauvais）的主教头上挨了一石头，几乎死了。6月25日，群众跟着咒骂贵族及僧侣的代表。巴黎大主教宫殿中所有的窗户都打破了。阿苏·阳直截地说道：“军队不愿对人民开枪。”所以国王的恐吓无用了。人民既不怕王廷借助于武力，所以路易十六只得叹道：“完了，……让他们在那里罢！”
至于第三级议会的本身，议场楼上满是些人民，在人民眼睛的威吓的监察之下，还会犹疑吗？尽早在6月17日，第三级遂宣布他们是一个国民会议，当议决时，议场楼上及四周的两三千人之欢呼，声震屋瓦。而主反对的三百多第三级议员姓名表，立刻传遍巴黎，甚至说要把他们的房屋烧去。当大家在网球庭宣誓，而马丁·独治（Martin Dauch）反对的时候，议长贝雷谨审地从后门逃出，以免从前门而为群众看见，一连躲了几天。
如果没有群众所加于议会的压迫，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勇敢的第三级代表，永不能征服那个要使代表们和马落哀（Malouet）同站在一线的怯懦者之反抗；——这是十分可能的。
至于巴黎的人民，公开的准备革命，这就是对于王廷预备6月16日之武力的政变的一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