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凡兑之骚乱——都木里茨之背叛

第四十四章　战争——凡兑之骚乱——都木里茨之背叛

义勇队之需要——招募之命令——金钱之缺乏——可靠将领之缺乏——都木里茨——他和吉伦特党及山岳党的关系——法国与英国——宣战——都木里茨之背叛——布里坦之反革命运动——凡兑之骚乱——从比利时召回丹东——义勇队投军——可怕的情境——“山岳党”想来防止恐怖——革命的法庭——农民因僧侣的催促而暴动起来——对待共和党之残酷——都木里茨在比利时——丹东想阻止都木里茨背叛——都木里茨被宣布为法外人——公共幸福委员会之创立——丹东成了领袖人物——不可免的吉伦特党之倾毁

在1793年的初期，战争开始的情况很不利，前一年秋天所得到的利益都不能够维持。要使军队得以抵御，须有很大的援军，而自由投军者离所需要的数目，差得太远。[1]

据1793年2月的估计，最少要有三十万人来补军队中之缺额，才能有五十万可用的军队，但是义勇兵再不可靠了。有几郡（如发尔及吉伦特）还愿派遣军队——差不多是一整军一整军地派——但其他各郡却没有这么一回事。

到了2月20日，国民大会不得不发令来强募三十万人，由各郡募集，各郡再由各区及各公社召募。最先召募义勇队的，就是这些团体；倘然这个召募命令不能获得新兵之必要的数目，各公社便已将其余一齐募集起来了，它们之从事募集可用它们所认为最好的方法，或以拈阄，或以个人的派遣，然而二者均得找人代替。国民大会为着劝人民投军，不仅允许他们的年俸，并且承认这些享年俸者得购买国家财产之一部分，以他们所得的年俸来分期付款，每年只须付所购土地或产业全价值的十分之一。将政府土地指定作此种用途的，值四万万佛郎。[2]

同时，金残是异常缺乏，康盘（Cambon）是个极诚实的人，他之理财可称极端能手，然不得不新发八万万的纸币。但是僧侣们之最好的产业（用来作这些纸币的担保），业已卖出了，而逋臣们之产业却不容易发卖。因为人民在迟疑着不敢去买，恐怕逋臣们一旦再回到法国，这些买得的产业又要充公。故此在康盘管理下之国库，日见难于应付军队中之有增无已的需要。[3]

然而，这还不是战事之最大的困难。军事之大困难就在于所有的将领都是反革命，国民大会新近所定由兵士选举官长的制度，虽能产生优良的官长，但仍须经过一些时期。现在将领们即不足取得信仰，而在事实上，自拉法夷脱背叛后，接着又有都木里茨之背叛。

米施勒说得很公平，他说都木里茨在路易十六受刑几天之后，离开巴黎到军队中去时，他已在计划着他的背叛。他业已看见了“山岳党”之胜利，他也许还知道，国王之受刑，是革命之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他对于革命党只有怨恨，他自然预知，他要在法国重建1791年之宪法，而以奥良公爵登大宝，这个梦想只有借奥国的帮助才能实现。他从那天起，就已决定了他的背叛。

在这时，都木里茨与吉伦特党的关系很密切，甚至与禅桑勒肝胆相照，迄至4月他仍不断地与他有书信来往。但是他也不和“山岳党”破裂，他们已经是不信任他——马拉显然说他是个叛徒，但是还不够来攻击他。发尔米及禅麻伯的胜利，有如此之光荣，而于普军退却之实在事实，外间很少知道，兵士们，尤其是全队的士卒们，崇拜他们的将军。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向他攻击，会有激起军队的危险，他可带着这军队来反对巴黎及革命。故此，“山岳党”仍无事可为，只有等着，看守着。

这时，法国正要与英国交战。处死路易十六的消息到了伦敦之后，英国政府立即将护照及公文退给法国大使，命令他离开这联合王国。但是并没有说，处死国王便是与法国绝交的借口。这事实，现在由于墨西伯爵而清楚了，英国政府并无所好于法国的王党，丝毫不愿助长他们的力量。英国只觉得这是个顶好的时机，来打倒她海上的敌人，这个敌人曾帮助美国人独立；借此夺取法国的殖民地，或者还有大军港——总之，是要摧毁法国的海上势力。英国只利用处死国王所产生的印象来激起战争。

不幸法国的政治家，竟不能在英国方面来看清战事是不可免的。不仅是吉伦特党——其中以布里索为最，他自负能知道英国，就是丹东，仍希望热心拥护自由思想之英国自由党，会来征服庇特而遏止战争。在实际上，大部分的英国国民都因顾到它的商业利益，对于这个战争问题，都能联结一致。我们还得注意，英国外交家手段敏锐，竟能利用法国政治家的野心。他们使都木里茨相信他自己是见重于他们——他们能够对付的就只有他，他们允许帮助他重建立宪的君主政治。他们又来诱惑丹东，说自由党马上能够复握政权，那时他们可和共和国的法兰西议和。

当国民大会于2月1日对大不列颠宣战时，他们把整个的责任都加诸法国。

宣战以后，军事情境整个的改变了。占领荷兰，以防英军在那儿登陆，是绝对少不了的一着。但在那年秋季，虽经丹东之催促，而都木里茨却没有走这一着，这或者是因为他自视能力不足，或者他竟无意于此。到了12月，他才进军比利时，自然比利时不高兴法军之侵入。利埃治（Liège）是他的大本营。

迄至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都木里茨背叛之详情。据米施勒所说许是很可靠的，当他于1793年正月26日回到军中时，他就已立意要谋叛。他在2月底进军攻荷兰，当他占领布勒达（Breda）及哲忒鲁东堡（Gertruydenberge）时，似乎与奥国已有谅解。无论如何，这次进军，总是使奥军叨便宜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而于3月1日侵入比利时，并且占领利埃治，该地的居民要求都木里茨抵御，却是无效。利埃治的爱国者不得不逃走，法军完全崩溃；将领们彼此不愿帮助，而都木里茨却是远在荷兰。对于奥军，要来挽回颓势，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这个消息在巴黎产生可怕的影响，尤其是因为接着还有其他一样重大的消息。在3月3日，反革命运动将立即爆发于布里坦，已成显然的事实。同时在里昂，缙绅子弟之反动军队造成了反对革命公社的运动——恰在这个时候，曾经群集于杜林之逋臣们，因有萨丁尼亚王的帮助，正在列为战队过境回法。这是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运动，正如在1792年一般，不过是一个大反革命计划之一部分。巴黎的人，都怀疑都木里茨被反革命派所惑，正在为他们的利益尽力。

丹东这时在比利时，急急地被召回来。他于3月8日到巴黎，高倡联结一致及爱国主义——这个申诉震动全法国的人心。公社又要竖起黑旗子来。祖国又是在危险中。

义勇兵都匆匆地来投效，在9号晚上，就是他们开赴前线之前夕，在街上举行了一个人民宴会，无数的人民都来参与。但1792年之青春的热狂是没有了。所推动他们往前的，是个不幸的能力。附廓各区的贫民看见政治斗争把法国弄得四分五裂，心中都起了阴凄的愤怒。据说丹东已经说了，“巴黎所需要的，就是暴动”，而且确实用得着有人来激起人民及各区团，使之不致沉湎于麻痹状态。

大革命如果要去消除那实在可怕而足以动摇革命的困难，要供给因国内外之反动联盟而加于法国的用费，便不得不去征收因革命而聚集于资产阶级的财产之税款。但这个方法却正是统治阶级所不顾采纳的，一半因为在原则上认为私人大宗财产之积聚即所以增加国家之财富，一半则因为各大城市贫民反对富人之骚乱使他们畏惧。

9月时代的恐怖——尤其是4日及5日之在奢得勒及萨尔伯特利尔——仍活跃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假如一个整个的阶级起而反对另一阶级——贫民反对富人，反对一切有钱的人，又会遭遇着什么呢？少不了是在各城市中之内乱。此外，则有西部凡兑及布里坦之骚乱，有英国，遮岁之逋臣们，教皇，以及所有的僧侣为后盾——在北方则有奥军，都木里茨之军队正准备随着它的统帅出发来攻打巴黎的人民！

故此，“山岳党”之舆论领袖们及公社，开始竭其全力来镇压此种惊恐，假意把都木里茨视为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当时外军侵入的情况，比起1792年时，要严重得多；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意见一致，组成了三头政治，有公社为后盾，拼命来演说，他们同时努力要来激起人民心中的勇气，以便抵御外侮。大家都朝着这一个目的努力，只有吉伦特党除外，他们只看见一桩情事——要被打倒和被扑灭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3月10日，巴黎又在恐惧着9月时代之再现。但是，民众的愤怒却转向着都木里茨之新闻界的朋友，他们占据了哥尔沙（Gorzas）及维尔菲（Fiévé）之主要吉伦特党印刷所，并且毁坏了他们的印刷机。

被发尔勒，奢格·罗克斯，美国人富尼尔，及其他激烈派所激动的人民之实在希望，是在澄清国民大会。但是在各区团中，对于革命法庭，觉得有个更共同的需要。巴舍及硕墨特于9日跑到国民大会来，要求此种法庭。而将来做拿破仑帝国之“大宰”的康巴色勒（Cambacérès）提议国民大会应该排斥当时的思想，不要将立法权及司法权分开，它一样要有司法权，才能创设特别法庭以审讯叛徒。

旧王政学派的律师罗伯·林得（Robert Lindet），后来提议创设特别法庭，其审判官由国民大会任命，去审判国民大会所送来的罪犯。他坚执主张新法庭中没有陪审员，经过长时间辩论之后，才决定加增五个审判官，由国民大会任命，十二个陪审员及六个副吏，由巴黎及邻近各郡派出，每月由国民大会任命。

故此，3月10日的暴动，本来的目的是要：消灭投机买卖及使人民易于获得必需品，澄清国民大会，驱逐反对革命改革的议员；都木里茨之谋叛差不多已经证实，自应立取军事行动；而结果除革命法庭以外，什么也没有。创造而有结构的民众革命精神，正在找它的出路；却为公安管理的精神所阻遏，而且立即将其打落。

国民大会在任命了这个法庭以后，便要散会；当时丹东还冲上讲坛去，阻止正要离开的议员们，向他们说，敌人正在法国的边境上，可是什么事情也不曾做。

就在这一天，凡兑的农民，因有僧侣的催促，起了暴动，而开始屠杀共和党。这个暴动久已准备了，其中以僧侣们为主，他们受了罗马教廷的怂恿而如此；在1792年8月当普军侵入法国时，就已准备起事。此后翁热（Angers）便成了反动僧侣之政治中心，智慧派僧社之女尼及其他等都被派出去鼓动暴动，妄造邪说来激起暴动。3月10日所公布之募兵应战，成了一个普遍暴动之信号。这次暴动有个最高议事会，由僧侣们所任命，而以伯尼尔（Bernier）牧师为首席，议事会之创立，是由于加特里诺（Cathelineau）之主张，他是个石匠而且是他这教区之圣器管理人，却已变成叛徒中最胆大的领袖之一。

到了10日，数百教区的警钟响了，大约有十万人抛弃了他们的工作，而去追捕共和党及已宣誓服从宪法之牧师们。这确实是一个畋猎，正如米施勒所说，这是一个吹着猎笛的畋猎，是一个扑灭之畋猎，以极可怕的非刑，加于那些被捕者，再慢慢地把他们杀死，或用妇人们的剪刀及孩子们之微弱的手，来横施痛苦，延长他们一死的时间。这些都是在僧侣们的领导之下，用了无数的邪说奇迹，激起农民们把共和党的老婆，也一起杀去。贵族们及他们王党的娘子军，后来也参加。当这些“诚实的人民”最后决定了要任命一个法庭去审理共和党的囚犯之后，这个法庭于六星期中，曾处决了五四二个爱国者的死刑。[4]

共和国并没有方法抵御这残野的骚乱，只能派两千人分布于凡兑之低部，从南德至拉罗舍尔（La Rochelle）。迄至5月底，共和国最初组织的军队才开到。在当时以前，国民大会只能以法令去抵抗：贵族及僧侣倘不于一星期末离开凡兑，则处死刑，而将其财产充公！但是，那儿谁有力量去实行这些法令呢？

在法国东部的情形也不好，屈斯廷的军队正在退却；而在比利时，都木里茨自3月12日以来，已公开地背叛国民大会。他从卢芳（Louvain）寄给他们一封信，这封信立即公布了，在那里面把合并比利时的罪名加于法国，说法国不应拿纸币及发卖国有财产来破坏比利时。六天之后，他去攻打在芮文端（Neerwinde）的奥军主力，而自己打得一败涂地，在3月22日，因有奢得尔公爵及奥良派将领之助，又与奥将麻克大佐（Mack）直接议和。这两个叛徒允许毫无抵抗地退出比利时，而向巴黎进发，去重建立宪王政。他们遇必要时，要引奥军为助；同时奥军已占领接近边境之法国炮台刚得，以作担保。

丹东以身试险，跑到都木里茨军中，要阻止这个叛逆，要他仍忠于共和国。他想要都木里茨的朋友禅桑勒，以及哥兑两个吉伦特党，和他同去，可是他们拒绝他；他只得于16日只身赴比利时，甘冒被攻击为叛徒之危险。他发现了都木里茨于芮文端一战以后，在完全退却，他才知道这叛徒的打算，是早就决定了。都木里茨确曾通告麻克大佐，要他不发一弹退出荷兰。

当丹东在29日回来，都木里茨之叛逆业已证实后，巴黎又充满着愤怒。唯一可以抵御外兵之共和国军队，也许在向巴黎进发，来重建王政！在此种情况之下，业已会集于主教宫中好几天了的暴动委员会，由激烈派所领导，已把公社说服了。各区团开始武装，夺取军火；倘然没有旁的计划来防止恐怖时，他们也许要来攻打国民大会。4月3日，都木里茨反叛之实在消息到了。他逮捕了国民大会派去的委员。幸而他的军队不依从他。国民大会剥夺都木里茨的权利以及逮捕奢得尔公爵之命令，到了军营中，都木里茨及奢得尔公爵，都不能左右兵士。都木里茨不得不学拉法夷脱的样，逃出了边界，求庇于奥军。

第二天，他和帝国的将领们发布一个宣言，法国由此知道柯堡公爵（Cobourg）正要来恢复法国之立宪的国王。

正在这千钧一发，当都木里茨的军队之态度未决，足以危及共和国之安全时，“山岳党”之三个最有势力的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及马拉——与巴舍，赫伯尔及硕墨特所主持之公社，和衷共济，取一致行动，来防止恐怖以及因而发生的悲惨结果。

同时，国民大会因为向来不统一以致妨碍战事之布置，便决计把行政权也拿到手里，和立法权及司法权一般。他们创设了一个公共幸福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有极大的权力，几乎是迪克推多——这个步骤对于后来之革命进展，显然是异常重要。

我们业已看见，在8月10日以后，立法议会用“临时执政会议”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执政团体，领有一切的执政权。此外在1793年正月，国民大会又创设了一个“普遍防御委员会”，战争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事件，这个委员会能统治临时执政会议，而成为主要的行政机关。现在国民大会为使政府更为联结起见，便创设“公共幸福委员会”，由它选出，每12月一任。这个委员会就代替了防御委员会及执政会议。

在实际上，国民大会想以它自己来代行行政职权，但是如一般所希望的，公共幸福委员会渐渐地盖过了国民大会；和这个委员会能平分各部行政权的，只有由国家警务管理所付托的“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

在1793年4月正当危难中时，当时才竭全力以从事于战争的丹东，成了公共幸福委员会之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至1793年7月10日他退职时。

国民大会自1792年9月以来，已用特派员（Représentants en mission）名义，派了一些会中议员到各省及各军去，现在又决定增派八十特派员，去激起各省之热狂及监督战争。吉伦特党大都不愿接受这个工作，愿意让“山岳党”的议员去担负这个困难的使命，或者还有在他们离开以后，让国民大会中自由处理的观念。

自然，不是这些政治之改组的方法，所能防止都木里茨之背叛所要发生的灾难，倘使全军听命于他的话。在行动中还有个更高的力量。革命使法国国民具有一种魔力，而使革命有生机，还决不是一个将领所能任意去摧毁的。反之，这次叛逆倒使战争具有一个新的性质——民众的，民主的战争之性质。谁也知道，单是都木里茨一个人，决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显然有强固的后援在巴黎。叛逆之根就在于此。雅各宾俱乐部的通告上说，“国民大会背叛”，马拉当晚会出席俱乐部而在这通告上签名。

故此，吉伦特党之倒以及将其领袖逐出国民大会，成了不可免的事实。最后触动5月31日之暴动的，就是都木里茨之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