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中绝——叛逆

第三十四章　王统中绝——叛逆

人民要求裁判——停止国王职权——德军入侵之危险——人民之英雄思想——王党及德人——人民之失望——拉法夷脱之民望——资产阶级地主之地位——国王逃走之王党的阴谋——公社之活动——革命军之组织——革命性质之改变——议会与公社之斗争——伦维之投降——王党之得意——王党叛徒之开释——王党家宅之搜索——将近有两千被捕——议会命令将公社之大议会解散——公社之不服从——王党计划之暴露——凡尔敦之围——革命家之愤怒

巴黎的人民为着他们的死者哭泣；并且高声要求裁判并处罚那些在杜意勒利宫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据米施勒说，有一千一百人被王宫卫兵所杀，传说则有三千人。被杀的人，多是些肩着短枪的，郊外的极贫人民。他们蜂涌入杜意勒利宫，便死于瑞士兵及贵族的枪弹之下，这些瑞士兵及贵族们有坚固的宫墙保护着。

据米施勒说，一车一车的死尸，载到郊外各区去，就在那儿埋葬，以便后人凭吊。那儿围绕着无数的群众。报仇之声与妇人哭泣声相混杂。

在8月10日的晚上及第二天，人民之愤怒，群集于瑞士兵。他们不是将枪弹向窗内抛去，引诱群众进王宫去吗？人民不是想和驻在入口大梯阶上之瑞士兵表示友爱，而等到接近了的时候，他们便开枪轰击吗？

然而，人民立即知道了，如果人民要寻找屠杀之唆使者，便该在更高的阶级去找；那便是国王，王后，及杜意勒利宫之“奥国委员会”。

这就是国民议会想以其威权去保护的国王，王后，及其忠实的侍臣们。确实，国王，王后，他们的子女，及玛丽·安都勒之密友，都禁锢在寺塔中。如果他们仍在卢森堡，国民议会便拒绝一切的责任，所以公社就从议会手中把他们禁锢在寺塔中。但在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

迄至9月4日，什么事都没有做。甚至在8月10日，国民议会仍不肯宣布路易十六之被废。国民议会处于吉伦特党左右之下，只宣布停止国王职权，并小心翼翼地推举太子为统治者。在19日越进法国之德兵，现在向着巴黎进发，要来废除宪法，恢复国王及其绝对权威，取消两议会之一切法令，要将“雅各宾党”，即指所有的革命党，一概处死。

在此种情况中巴黎人民之心理状态，是容易了解的；外表是很宁静，但郊外各区呈一种不安定的空气，他们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得到杜意勒利宫之胜利，现在却被议会及革命的“思想领袖”所卖，这些领袖们仍在不敢反对国王及王权。

在议会中，公社会议中，及报馆，每天总可得到不少关于阴谋的新证据；这个阴谋在8月10日以前，就在杜意勒利宫酝酿着，而且仍在巴黎及各省进行。但是处罚罪犯，及防止阴谋之再现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

边界传来的消息，一天一天地显得更为不安。炮台也没有防御的准备；阻止敌人进攻的事，一点儿也没有做。力弱的法国驻军，在不可靠的官长统治之下，显然是不足以阻止德国的敌人；德军倍强，且人数亦多一倍，久习战阵，官长又是士兵所信任的。王党总在计算着那一天，那一时，外兵可以到巴黎的国门。

民众们知道了这个危险。所有在共和国的巴黎之青年，强壮，而热情的人；都急急地投军到边界上去服务。热情变成了英雄的。爱国者将金钱，首饰，及一切的礼物，捐出来以充军需。

但是，天天有新阴谋的消息，追踪起来，这些阴谋都是发生于国王及王后，他们虽关在寺塔中，却仍在指挥；那么，这种热情又有什么用处呢？虽有公社之严密的监视，玛丽·安都勒就不会确知外面的动静吗？时时有人报告她关于德军的消息；当工人们到寺塔中去装置窗户上的铁条时，她说：“这有什么用呢？我们于一星期内，就会不在此地了。”在事实上，王党于9月5日至6日，盼望着有八万普鲁士兵到巴黎来。

立法议会及握权的政党，便显然是共和国之敌人，那么，武装起来到边界上去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在准备着一切来保持王权。在8月10日的两星期前，即7月24日，布里索不是在明明地攻击主张共和国的哥德利尔党吗？他不是主张要将他们受法律的处分吗？并且，小康的资产阶级会集之处的雅各宾俱乐部，在8月10日以后，直至8月27日，不是依然静不作声吗？到了这时，“倚靠德军为后盾的王室，应否维持？”这个问题，正激动了人民。[1]

统治阶级之无能力，“思想的领袖”在危急时期之怯懦，都只能使人民失望。我们要知道此种失望的程度如何，只要读读当时的新闻纸，回忆录，及私人信件，我们便可想到当时巴黎在宣战以后，是在各种情绪中过活。所以我要把这些主要的事件来约略叙述。

那时候战争已宣布了，拉法夷脱仍然受人景仰，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他们都很高兴他统率着军队。的确，自尚得马次的屠杀（1791年7月）以后，便有人对他表示怀疑；奢波（Chabot）于1792年6月初，竟在国民议会中将其发表出来。但是议会却说奢波是个挑唆者，判逆，而且禁止他发言。

6月18日，议会接到了拉法夷脱之著名的信件，里边痛斥雅各宾党，并且主张封闭所有的俱乐部。这封信送达议会时，正在国王罢免吉伦特党内阁——当时称为雅各宾党内阁——后还没有几天，这种吻合即可使人民发生反感。议会虽然宽赦他，说这封信是否出于他之手，尚属可疑；可是人民自然要疑心议会是和拉法夷脱勾结起来了。

不管如何，激动正在增长，到6月20日人民便起来了。各区团组织得非常之好，进攻杜意勒利宫。我们看见明明没有过分的行动；但是资产阶级却恐怖起来，国民议会则投到反动派一方面，通过一个暴动案，禁止人民齐集于街巷。23日拉法夷脱来了；他跑到议会去，承认6月18日的信，并且仍然主张。他用激烈的言词，指摘6月20日的事件；用更严酷的语调，来痛斥“雅各宾党”。统着另一军队的卢克勒，也和拉法夷脱一气来指摘6月2日的事件，并表示他对国王的忠心。此后，拉法夷脱即于其“马车四周，围着六百或八百巴黎驻军的军官”，在巴黎招摇过市。[2]

现在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要到巴黎来的原故了。这就是说：他劝国王出走，来居于他的军队保护之下。这是直至现在我们才确实知道的，但在当时拉法夷脱的行为，已觉可疑。议会中在讨论，是否要将他来审问；但大多数却通过要他来剖白无罪。人民对于这个事件是如何打算呢？[3]

“天呀，我的朋友，一切都是每况愈下呀，”1793年6月30日朱里安夫人寄给她丈夫的信上说，“看呀，国民议会的行为是怎样地激怒人民；只要路易十六高兴拿起路易十四的鞭子，来把无能的国会打倒，的确，各方面都会喝彩的，不过各个喝彩的意义不同而已；但是暴君们倒顾不到这层，只要合于他们的计划就算了！贵族的资产阶级，正在狂喜，而人民却在深深的失望；因之便免不了又有暴风雨。”

我们来把这些话，和前面所引硕墨特的话来比较看，我们便可知道，革命时的巴黎民众，把议会看作是附着于革命之足上的一个炮弹。[4]

可是8月10日到了，巴黎各区团的人民起来担任了这个运动。在进行革命中，他们造出了他们的公社之议会，以便起事时指挥统一。他们把国王赶出了杜意勒利宫，经过了一个激烈斗争之后，他们便做了王宫的主人，而他们的公社把国王关在寺塔里。但是立法议会仍然存在，并且即刻成为王党分子的集中点。

这个暴乱一来，资产阶级看见了会有一个新的普遍而平等的趋势到来时——他们便立即投向王权去了。有无数的计划准备着要把王位传给王储——如果不是因为玛丽·安都勒之摄政要引起普遍的反感，即早已实现了，——或者传给别的候补者，法国人或外国人均可。在国王出奔发棱的事变以后，又起了同情于王室的情操；在人民高声呼着要打倒王权的时候，国民议会正和一切国会政客们之议会一般，还不能确定那一方面的胜利，便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它后来倾向于王室，要去宽恕路易十六过去的罪过。它反对将路易十六的同谋者拿来严重地审问。

在议会决定让步之前，公社不得不打算去撞着警钟，各区团也势不免谈及屠杀所有的王党。[5]在8月17日，议会毕竟下令组织一个刑事法庭，由八个裁判官及八个陪审官所组成，他们是由各区团代表们所选出的。但是议会仍要限制这个法庭的权力。不是要法庭去审问8月10日以前在杜意勒利宫所计划的阴谋；只限定去追问对于8月10日所发生的事件，谁负责任。

阴谋之证据是出现了，一天一天地见得更为可靠。攻杜意勒利宫以后，在内务府总管蒙特漠兰（Montmorin）的书桌中，发现了许多协商的文件。另又发现了一封亲王们的信，证明他们的行动是与路易十六一致的，他们派遣普奥的军队到法国来，并且在逋臣中组织了一个马队，逋臣们跟着军队向巴黎进发。又发现一个很长的宣传品表册，这些宣传品是攻击国民议会及雅各宾党的，其费用全由内务府支付，还有些是准备在马赛同盟队到时用来激起暴乱的，以便激动国民卫军去屠杀他们。[6]

末了，还有证据，证明议会中之“立宪的”少数人允许国王离开巴黎，只要不出宪法所规定的距离以外。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旁的东西，但是隐藏起来了，因为恐怕民众的愤怒，要向着寺塔中的因犯们。或者是向着国民议会罢，他们可说。

毕竟从来所预料的叛逆，在军队中发生了。到8月22日，拉法夷脱之叛逆已暴露了。他迫着他的军队向着巴黎进发。在实际上，他的计划已准备两个月了，正当他在6月20日后到巴黎来观察情形的时候。现在他把假面具揭开了。他把议会派去向他报告8月10日革命事件的三个委员逮捕了，老狐狸卢克勒也赞成他的行动。幸而拉法夷脱的军队，不依从他们的主将，他在19日便不得不伴着他的参谋，过了边境，希望到荷兰去。但是他落到奥军的手中，把他关在牢里。受很严酷的待遇，这就是表示奥军对待革命党的办法，只看谁倒霉而落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又把当地本来是“爱国者”的，及他们所捕到的自治机关人员，拿来处决；有些则被他们割了耳朵，而且钉在额上。

在拉法夷脱叛逆的第二天，消息传到巴黎来，说是在8月20日被围困的伦维（Longwy）立即投降了，在司令官拉维（Lavergne）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封信，说准备叛变，来帮助路易十六及布鲁威克公爵（Duc de Brunswick）。

“除非是奇迹发生，否则谁也不能倚靠军队了。”这便是当时普遍的意见。当时的巴黎，充满着黑党（Noirs）。[7]许多的逋臣都回来了，武人装扮成牧师模样，总归是认得出来的。他们都绕着寺塔定下各种的阴谋，小心看守寺塔的人民，只候着这些阴谋偶一暴露，便起而攫住。王党打算使国王及王后自由，或是用逃走的方法，或是突然去进攻寺塔；他们打算在9月5日或6日起一个暴动，这时正是普军到了巴黎城外的时候。他们也不打算把这计划隐瞒。留在巴黎的七百瑞士兵，便是起事的基本队伍。他们要向寺塔进发，释放国王，并且要他来领袖这个运动。所有的监牢都要打开，把牢犯放出来劫抢城市，并且要放火烧巴黎来加增纷扰。[8]

最少，王党们自己所放的流言当是如此。于8月28日到国民议会报告8月10日的事件时，他的报告就确证了这种流言。当时有个人说：“这很使人战栗……如此妥善如此严密地把网布好了”，来包围革命党。可是全部的事实没听见讲过。

在这些种种困难之中，只有公社及其区团之活动，才能应付这种情景。只有他们得着哥德利尔俱乐部的援助，激起了人民，从民间得到无上的力量来拯救革命及祖国，革命及祖国在当时都是一般重要的。

公社的大议会，是8月9日由各区团用革命方法而选出的，它的行动是与各区团相一致，极其热狂去组织武力，起先是三万，后来有六万义勇队，开到边境上去。他们又得到丹东的帮助，发出有力的申诉书，激动全法国。巴黎公社，离开了市自治机关的地位，向整个的法国说话；又凭着它的义勇队而影响及于军队。各区团都极力组织义勇队，公社又下令将铅制的棺材掘起，而熔成枪弹，又将教堂的圣器拿来熔成铜以铸大炮。各区团都成了磨制武器的熔炉，革命就凭着这些武器来征服它的敌人，而更向前进——向着平等进行。

在事实上，握在人民手中之新的革命——目的在平等的革命——是已在进行。巴黎的人民毕竟不凡，他们知道要驱除侵入者，不仅是凭着民族骄傲的冲动所可做到的；也不仅是一个防止君主独裁制之恢复的问题而已。这时的任务是在于将革命坚固起来，使民众的利益得到实际的结果，要办到这一步，就要唤起一个新革命，使这个革命之性质成为社会的，正如其为政治的一般；这就是靠着民众之无上力量，在文化史上开一新纪元。

这个革命所表现的而且是以巴黎公社为中心的新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人所完全预料得到的。因之，以资产阶级为王的国民议会，便竭其全力来抵抗公社的势力。

8月11日，当余烟尚在杜意勒利宫空中缭绕，死尸仍躺在王宫大庭中的时候，议会即发令选举新的郡执政司，以与公社对抗。公社拒绝，议会即不得不退议；但是斗争仍在继续——在这个坚决的斗争中，议会中之吉伦特党时时想使各区团与公社分离，并且时时想使8月9日所产生的总市议会解散。在敌人日近巴黎，劫掠无间的时候，还有这些卑鄙的阴谋。

24日伦维不战而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王党之傲岸因而加增。他们欢呼着“胜利”。其他的城市也会像伦维一般；他们就在宣布着德军一星期内可到；他们甚至为德军预备驻扎地。王党们都群绕着寺塔，王室也和他们一起盼望着德军之胜利。而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那些在法国政府负责的人，毫无勇气而使巴黎不致如伦维一般地被迫投降。代表国民议会行动中心的“十二人委员会”，惊惶失措。吉伦特党内阁——罗兰，克拉维尔，色尔温及其他——主张退逃到布洛瓦（Blois）去或法国南部中之其他地方去，而让巴黎之革命民众来应付奥军，布鲁威克公爵，及逋臣们之愤怒。“议员们已一个一个地逃走了”，公社遂向国民议会来公开申诉。这是更增加叛逆及阁员们之羞耻，只有丹东一个人绝对反对。

这时唯有各革命区团及公社知道要任何牺牲都必须得到胜利，要胜利则须打倒边界上的敌人及在巴黎的反革命派——二者要同时并举。

这却正是统治阶级所不愿承认的。审理8月10日屠杀事件之刑事法庭即经任命，且而严肃地就职之后，即刻可以看见这个法庭之无心追问罪犯，正如奥良之高等法庭一般——我们如用布里索的话，这个高等法庭只是“阴谋者之护身符”。它起先只牺牲两三个路易十六的替死鬼，接着便开释了最重要的阴谋犯，前大臣蒙特漠兰及参加安格勒芒（Angremont）事件之对桑维尔（Dessonville）；而对于瑞士兵司令官巴施曼（Bachmann）仍犹疑不去惩罚。故此，人民对于它，没有什么希望了。

有些著作家曾说，巴黎的民众全是些吃人的人，极喜流血，眼见得他们的牺牲品逃脱了时，便变为愤怒。这个完全是假的。人民看见这些开释的事件，便知道统治阶级不想追究酝酿在杜意勒利宫之阴谋，因为他们知道有许多人都要牵连的，而且这些阴谋仍在进行，马拉知道得很透彻，他说，议会是怕人民，而且拉法夷脱以其军队来恢复王权时，也不会不高兴。

三个月后有了发现，当时加曼说铁柜中有许多路易十六之秘密文件，因之把这事证明了。王室的力量就在国民议会。

人民眼见得不能决定各个王党的阴谋家所负的责任如何，又知道这些阴谋家表现于德军前之危险，因此他们便决定不分清红皂白地向着那些在宫廷居重要位置的，区团所认为危险的，以及家里隐藏着军火的人进攻。要做到这一步，各区团便逼迫公社，公社则逼迫着自8月10日以来身任司法部长的丹东，下令搜查王党及僧侣家中所隐藏之军火，并且逮捕那些最有纵敌嫌疑的人。国民议会只得屈服而颁发搜索状。

军火搜索事件发生于8月29到30日的晚上，公社对于此举所表现的力量，足使阴谋家胆寒。在8月29的下午，巴黎死沉沉的，恐怖空气甚为紧张。下午六点钟后，便禁人通行，晚上各街上都有巡查队占据，有六十队之多，各人都拿着腰刀或短枪。到了夜中一点钟的时候，巴黎的搜索于是开始。巡查队到各家搜查军火，如在王党家中发现了便拿去。

被捕的将近有三千人，搜出来的枪将近有两千杆。有时搜查要经过几个钟头，倘有任何物件不见了，也不能出怨言；在那些拒绝向宪法宣誓的犹底斯派（Eudiste）牧师家中贮水泉下，搜出了大教堂所失去的银圣器。

第二天，大部分的被捕者，都因公社之命令及各区团之要求而释放了。至于那些被禁在牢监里的，本该要拿来分辨，组织总法庭去审问——倘若不是在战地及巴黎已发生事变的话。

全巴黎正响应公社之申诉而武装起来；各公共场所都建有“国家之祭坛”，巴黎的青年在坛前来投名入军，贫富市民都来捐其所有以助国家；公社及各区团正在表现其能力，组织六万义勇队到边界上去，虽然他们一切都感觉缺乏，可是每天毕竟能派两千人去；——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国民议会却要来攻击公社。国民议会凭着吉伦特党郭德的报告，即于8月30日颁一法令，命令公社之大议会及各区团立即解散。

如果公社服从，徒使王党及奥兵得利，义勇队之组织及派遣都干不成了——驱除敌人及征服王权之唯一机会便没有了。这时革命所能给与的惟一答复，自然是不服从；并且宣布此等主张的主动者为叛逆。公社后来几天所做的便是如此，命令将罗兰及布里索的家宅搜查。至于马拉，则明显地主张将这些叛逆的立法者消灭。

就在这一天，刑事法庭开释了蒙特漠兰——这件事据以前几天由于审问安格勒芒阴谋事件，才知道当时王党的阴谋党徒，得了很多的钱应募而来，分成两大队，都服从于一个中央委员会，只等到街巷的暗号一动，即起而攻打巴黎及各省城市中之爱国者。

在两天以后的9月1日，又有了新的启示。吉伦特党之官报发表了一个“列强进攻法国之计划”——是从德国之可靠的来源得来的；在这个计划里边说：当布鲁威克公爵在和爱国的军队接战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即向巴黎进发；在他做了巴黎城的主人之后，要把那里的居民分成两部分——革命党及王党，所有的革命党都要处死刑；倘遇着不能攻克的城市，则可放火——“反叛的人民是应受此种处分的”，联军各国国王在他们的宣言中曾如此说。郭德向议会报告在格勒洛布尔城及其附近所发现的大阴谋，好像是来证实这个计划的一般。在一个逋臣之特派员莫尼尔家中，找到了一张表，上列地方阴谋领袖有一百多名；这些领袖所靠的人有二万五千至三万人。都色维（Deux-Sèrves）及摩壁安（Morbihan）之各地，听见了伦维投降之后，即起暴动；这本来是在王党及教庭之计划以内的。

就在这同一天的下午，得到了凡尔敦（Verdun）被围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这个城会像伦维一般去投降。当时什么也不能遏止普鲁士人之急速的向巴黎进发；国民议会只有离开巴黎而将其让给敌人；或者预备恢复国王之王位及其全部威权，而且消灭爱国者以消其恨。

毕竟就在这一天，9月1日，罗兰发出一个给行政团体之文件，钉在巴黎墙上；他说王党有一个大阴谋，防止粮食之自由流转。勒维尔（Nevers）及里昂已在感受饥荒。

公社于是把栅栏关起来，命令去撞警钟，鸣惊炮。发出一个很动人的布告，要全部的义勇队准备出发，当晚都要睡在尚得马次，以便次日早点出发。

而在同时，巴黎布满了“让我们冲破监牢”的狂烈呼声。早有阴谋家，只等待德国的兵到，便要放火烧巴黎，动起手来。有几个区团，如布洼桑尼尔（Poissonnière），波特（Postes），卢森堡等，议决要将这些阴谋家处死。“我们今天一定要收拾他们！”——因之使革命又走了一个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