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赫伯尔派之争斗

第六十四章　反赫伯尔派之争斗

罗伯斯庇尔预言革命之终局——它的终局之原因——赫伯尔——硕墨特及赫伯尔派——保安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权力之增加——权力竞争——罗伯斯庇尔及丹东——加米尔·对木郎——罗伯斯庇尔之攻击柯洛——法国南部之骚乱情形——爱格兰丁及博尔敦——激起国民大会反对保安委员会之企图——爱格兰丁要求逮捕三个赫伯尔派——哥得利尔党之援助赫伯尔派——团琅之收复——共和国之胜利——保安委员会权力之恢复——爱格兰丁之被逮——对于他之假的控告——他之受刑——革命各派争斗之继续——友爱会支部对于革命之影响

早在1793年12月时，罗伯斯庇尔就已谈及革命的共和国之快要完结——他说：“我们得当心一点，因为祖国之死，正在不远。”不仅是他一个人预见到这一点；在当时革命党之演说及函件中，时常表现有这同样的观念。

事实是这样的，在中途便停顿了的革命，自然不久就要失败，而在1793年末时，因革命之不能进展，法国的情况是内则困于内部的争斗，外则以其正要拥护财产之故而不能将敌人驱逐。[1]

就当时事变之力量看来，法国在向着一个染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运动进行。但是革命已让“强固政府”之得以建立，而这个政府已压倒了激烈派而且塞住了敢于抱相同意见的人之口。

至于在哥得利尔俱乐部及公社中占优胜的赫伯尔派，因有陆军部长布硕特之故，得以参入他本部之各卫署；他们对于政府的观念，使他们对于经济革命离开得很远。不错，赫伯尔有时也曾在他的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情操，但是他觉得要恐吓革命之敌人及以其本党来攫得政权，比解决粮食，土地及有组织的劳动，更为重要。1871年之公社，也产生了这类的革命家。

讲到硕墨特，以其对于民众之同情心及其生活的方式看来，似乎要加入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他有一时期的确是如此。但是他与赫伯尔派之联络密切，这一派却是丝毫不热中于共产主义的。他们决不想激起人民的社会意志之有力量的表现。他们的打算，只是要用重新“芟除”国民大会的方法来取得权威：如摩摩洛所惯于说的，要驱尽“革命之残肢断臂”，要再有一次5月31的暴乱，这一次要有“革命军”之武力帮助，迫着国民大会来服从巴黎公社，往后他们便可看见是做了什么。

可是，赫伯尔派之对于这一点是计算错了。他们没有知道他们现在是遇着两个强烈的势力，即：在过去六个月中已变为政府之势力而于其处理战争方法已得有公共赞同之保安委员会；及业已将警权集于手中而足以任意处决人犯之有很大威权的公安委员会。而且，赫伯尔派之作战，是站在不得不败的战场上，恐怖主义之战场上。他们遇着整个的政府派敌人，即如康盘，也是认恐怖政策为必需的。政府的武器常是恐怖政策，当日与他们对抗的，也是如此。

要在此地来把1793年12月及1794年初几个月各党派对于权力竞争之一切诡计都叙述，是太烦厌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加入战斗的有四派：罗伯斯庇尔派，包括罗伯斯庇尔，圣朱士，谷桑和他们的朋友，即“腐化”派；围绕着丹东的政客们，如爱格兰丁，非利波（Philippeaux），博尔敦（Bourdon），加米尔·对木郎及其他；与赫伯尔派同情的公社；最后是保安委员会的人员（比洛发棱及柯洛赫布瓦），他们是以恐怖党著称，绕着他们的，是一些不愿革命就此放手的人，而不让他们所秘密反对的罗伯斯庇尔，公社及赫伯尔派之得势。

在革命者眼中看来，丹东已是完全无用的人，但他们又觉得他危险，因为在他后面有些吉伦特党，他们借着这个民众大偶像来不断活动。可是在11月末的时候，我们看见罗伯斯庇尔及丹东携手来攻击反宗教运动；可是后来雅各宾俱乐部已变成清一色，要把丹东的一生拿来考察时，罗伯斯庇尔又来帮助他。他甚至以自己比丹东，说他们俩是一样。

在另一方面，惯于诽谤人家的新闻记者加米尔·对木郎于新3月15及20日（12月5日及10日）发行他所办之《哥得利尔评论》（Vieux Cordelier）之头两期，他在那里边用很卑劣的态度攻击赫伯尔及硕墨特，并开始辩护，要把革命之敌人的罪状减削；在这几期出版前，罗伯斯庇尔曾为之校阅过。雅各宾俱乐部要把对木郎的一生拿来考察时，罗伯斯庇尔也为之辩护。罗伯斯庇尔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向丹东派让步，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来攻击左派——赫伯尔派。

对于这一着，是来得很恰意而且很凶猛，因为凭着对木郎在《哥得利尔评论》上的一枝笔，及非利波在雅各宾俱乐部之极力攻击赫伯尔派的将官在凡兑之行为。罗伯斯庇尔也在同一方向来攻击安那奢西·柯骆，以极端宗教的疯狂来攻击他；他是个有势力的赫伯尔派，雅各宾党在那时甚至举他为会长。轮到柯骆之一生来经审查时，罗伯斯庇尔曾以极毒恨的演说来攻击他，说这位革命之纯理想主义者及崇仰者，这位要使国际无裤党联合的宣传者，是一个叛徒，不该他与凡兑利维（Vandenyver）银行家发生商业上的关系及与被捕之嫌疑犯有联络。雅各宾俱乐部遂于新3月22日（12月12日）将他开除，因此他就成了一个要上断头台的牺牲者。在事实上，他竟于两星期后被捕。

法国南部之骚乱当时仍在进行，团琅仍然在英军手中；于是有人攻击保安委员会之无能力，甚至有谣言说它要将法国南部让给反革命派。有几天，这个委员会之被推倒——送下“达平崖”——是间不容发的事，这就是吉伦特党及“温和派”，即反革命派，二者的胜利。

在政治范围内来攻击保安委员会之主要人物是“温和派”之爱格兰丁，再加上一个丹东派之博尔敦的赞助；在新3月22日至27日（12月12—17日）间，曾很严厉地激起要国民大会来反对它的保安委员会，而且去弹劾它。

丹东派虽然计划着反对罗伯斯庇尔派，可是两派却携手来攻击赫伯尔派。在新3月27日（12月17日），爱格兰丁在国民大会报告，要逮捕三个赫伯尔派：巴黎“革命军”将帅罗山；陆军部参谋处长顽散；及曾于1789年10月5日领导妇人队到凡尔赛去之梅衣亚。这是“温和派”之第一企图，要同情于吉伦特党及温和的政府来造成一次政变。我们业已说过，凡是因革命而获得大财产的人，都急于要来恢复“秩序”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准备牺牲共和国，遇到必要时，亦可建立立宪君主政治。有许多人，像丹东等，已倦厌于人类了，他们自思道：“现在要将一切终止”，而其他的人——这些人于一切的革命都是最为危害的——已失去了对于革命的信心，准备在半路上接受他们看见要来的反动。

三个赫伯尔派之逮捕，是毫无困难地得到国民大会之同意，这只是因为想起1793年时逮捕赫伯尔之恐怖。[2]这一次政变就是使吉伦特党之来反动的一个阶段，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木郎在《哥得利尔评论》之第三期上，借用罗马史上的名词来攻击革命的政府，这一期的发行是有助于阴谋之揭破，因为在巴黎的反革命派立即抬头来读这一期，都公开地预言着革命之快将完结。

哥得利尔党立即赞同赫伯尔派之主张，但是他们除取严厉的行动来对待革命之敌人外，再无其他基础可向人民申诉。他们大把革命与恐怖政策混为一起。他们带着奢利尔的脑袋游行巴黎，想使人民有个新的5月31日之暴动，要想借此“澄清”国民大会，而驱逐“腐化分子”。但是他们之取得威权要做什么——要使革命朝那一方向进行——他们却丝毫没曾提及。

争斗既开始于此种情况之下，这使保安委员会易于逃脱这一击。他们并不反对采取恐怖以为政府之武器。在事实上，罗伯斯庇尔于新4月5日（12月25日）有一个关于革命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之内容就是必须要维持两个急进派及两个温和派之均衡，其结论就是处死人民之敌人！而且在第二天，他要求革命法庭火速宣布罪案之判决。

大约在同时，巴黎（新4月4日—12月24日）已知道已从英军手中夺回了团琅，同月5日及6日（12月25及26日），又在萨维内（Savenay）镇压了凡兑之敌；10日，在莱茵河方面的军队进攻，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维森堡的战线；而且在新4月12日（1794年正月1日），兰朵之封锁已解，德军已渡回过莱茵河。

这些确切的胜利增强了共和国的力量。他们又使保安委员会之权威恢复。加米尔·对木郎在他的第五期上，立即修改他最近几篇论著，但是他仍在凶猛地攻击赫伯尔；这就使雅各宾俱乐部于新4月第二旬（从12月31日至正月10日）中之集会，变为自由争斗之个人的攻击。雅各宾党于正月10日，通过将对木郎开除，幸有罗伯斯庇尔之偶像才使这一着不致实现。

各委员会于新4月24日（正月13日）决定先动手，命令逮捕爱格兰丁，以压服毁谤他们的人。欲加之罪，乃借口说他伪造，在高声宣布说，两委员会发现了一个大阴谋，此阴谋之目的是要破坏国民代议士的信用。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用以逮捕爱格兰丁为借口的控告，说他假造了一个国民大会之法令，以便利用印度公司——这是不对的。关于印度公司之法令的确是假造的，但是出于国民大会另一议员名叫得骆内（Delaunay）者之手。这个文件仍然存于文件保存所，经米施勒发现之后，断定这个假造是出于得骆内之手笔，但在爱格兰丁被逮之时，革命法庭及公安委员会之公共检事富吉尔唐维尔，不许将此文件呈现，也不许提出于法庭审讯时，于是爱格兰丁就抱恨以终；因为政府的意思只是要除去一个危险的敌人。罗伯斯庇尔也小心翼翼地不去干涉。[3]

三个月后，爱格兰丁被处死利，还有奢波，得骆内，爱斯巴惹克住持（Espagnac）及两个奥国银行家，佛雷（Frey）兄弟。

革命党各派间之殊死战便这样进行，我们易于了解，外患及各省内乱之恐怖是如何地使这个争斗成为更凶猛，更残忍。在革命之初起时，各党派间之争斗，并不如此残忍，是有什么阻止它呢？当时有许多人之政治观念，与吉伦特党，丹东，罗伯斯庇尔及马拉的观念是如此之不同，怎么能一致来反对王权独裁制呢？

这是因为在革命要求的时候，在巴黎及各省的友爱会之支部中，使当时领袖人物间发生了亲密而友爱的关系，因而使他们能互相谅解，——这种说法大概是对的。的确，我们从路易·布兰，亨利·马丁（Henri Martin）以及尼斯教授之可靠的记录中知道当时所有著名的革命党几乎全是友爱会会员，——如米拉波，贝雷，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康多塞，布里索，拉兰德（Lalande），以及其他的人都是友爱会的弟兄们，而奥良公爵腓立（Philippe-Egalité）直至1793年5月13日仍是国中之老大哥。在他方面我们又知道，罗伯斯庇尔，米拉波；拉夫瓦尔稽（Lavoisier）及其他许多人是同属于光明会（Illuminés）之支部，这个会是由外斯豪普（Weishaupt）所创立，他的目的在使“各国在贵族及僧侣之暴政下得到解放；其第一步即使农人与工人脱离农奴，强迫劳动，及行会等束缚”。

下面所引尼斯氏的话是很可靠的：友爱会“以其人道的倾向，推崇人类之巩固的信仰，及其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原则”，能于这些新理想中造成舆论——而且，因有友爱会之故，使法国各地都有集会，在这些集会中常是推尊进步的理想，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使人们知道如何去讨论及表决。“1789年6月三级之法令，及8月4日晚上之运动，大半就是在友爱会支部中所准备好了的。”

这个准备的工作，在各实行家之间，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及相互尊敬的习惯，而除却狭隘的党派观念；这样才能使各派革命家于四年中，取一致行动来打倒王权独裁制。可是到了以后革命之末日时，要把他们之个人关系拿来经过最严之审查时——尤其是在友爱会会员自身因王权问题分裂之后——这些联结便打断了。于是在山岳党倾覆前的争斗，便带有凶残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