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之祭日
第一个革命时期之结束——国王与议会间之决斗——国王收买米拉波——他利用资产阶级中人做工具——在各阶级中的革命之仇敌——阴谋及反阴谋时代——联合之祭日——祭日之意义——平民之欢欣
大革命之第一个时期——英雄的时期，就在把国王及国民会议由凡尔赛迁到巴黎时终止。三级会议，6月23日的御前会议，网球庭之宣誓，劫巴士底狱，7、8月间各城市及各乡村之叛乱，8月4日之夜，以及末了妇人队到凡尔赛去把国王弄回巴黎来做囚犯；这些事件都是此时期中之主要的几个阶段。
现在，立法权和行政权——议会与国王——二者都存在于巴黎，在二者之间，又经过一时期之潜伏而继续的斗争；在王权方面，已经是气息奄奄；而议会之新宪法的权力，却因其立法的工作，及各城各村对于这方面之建设工作，而使此权力渐次巩固了。
法国此时在国民会议中，有了一个宪法的权力，此权力是曾强迫国王承认的。如果他要正式承认它，他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篡夺，足以危害他的王权，他不愿他的王权有丝毫损坏。所以，他总在千方百计用些琐碎的法子来贬黜议会，和它争取那权威之最小的部分。甚至他到末了还希望着不使他所疼爱的这个新权力在胚胎中就窒息了，他以为这个新权力会有一天再去服从他。
在此争斗中，国王觉得个个方法都是好的。他凭着他自己的经验，知道他四周的人，都是可以收买的，但有些希望不奢，有些却要出一个高的价格——因此，他便去拼命地弄钱，弄来很多的钱，从伦敦借来的，去收买在国民议会中及全国各派的领袖。他最成功的，就是站在前线上许多人中之一，就是只有米拉波。米拉波得了这许多的钱，做宫廷的顾问和国王的拥护者，其晚年全是在无意义的奢侈生活中度过的。但是，做王室之工具的人，不仅是在议会中，还有许多是在议会以外的。有些人被革命夺去了特权，夺去了他素来所享受的可观的恩俸，夺去了其他大量的收入；有些是看着自己之势力就要消灭的僧侣；有些是贵族，因为封建权利一打倒，自己之特权位置亦随之而失去；有些是资产阶级，他们很顾虑他们在产业及商务上所投的资本，以及他们所借给政府的债务，还有些资产阶级是因革命而富裕起来的——这些人中都有不少做了王室的工具。
确实，这种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包括着有以前居特殊位置的僧侣们，贵族们及特殊的大资产阶级。有一大半之自动的及能思想的国民，他们之中有些是这国民之历史生命的制造者，都站在敌人的阵线上。在巴黎，司特勒斯堡，罗安，以及许多其他的大小城市，固然有不少的民众，怀有热情来拥护革命，——可是像里昂那样的城市，僧侣们已有了几百年来的势力，工人之经济居于屈服地位，致使贫民们帮助着僧侣来反抗革命，这类城市，不知有多少。南德（Nantes），波尔多（Bordeaux），圣马洛（Saint-Malo）这些大港口，有许多的大商人以及靠商人的平民，他们都是反动的坚强分子；像这样的城市，也是不少。
就是在农民中间，他们的利益本是因革命而保持的，可是在各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也不知道有多少——至于那些本来由于革命派的错误，而使其离开革命的，还不在此例。在这大革命的首领中，理论家太多了，崇拜一致与定律的人太多了，因之他们不能知道习惯法所承认的土地财产之各种方式；在另一方面则伏尔泰派太多了，他们对于沉湎贫乏中的民众之偏见毫不宽容；尤其是不了解土地问题对于农民重要的政治家太多了。结果，在凡兑（Vendée），布里坦，以及东南部，农民们都掉转头来反对革命。
反革命派知道要怎样地从这些份子中来吸引党徒。一次的7月14或一次的10月5日，自足以将统治权力之重心推倒；但是去完成革命的，是在法国之三万六千个公社，这却需要一点时间。反革命派，便利用这个时期，把群众中富裕阶级之心怀不满的人，拼命拉拢。因为在一方面急进的资产阶级，能使革命具有多量的异常的灵敏（这也是革命自身所成就的），而在他方面，所谓灵敏，奸巧，以及事务上的经验，在各省的贵族，富裕商人以及僧侣们中（他们携手而使王室具有一个可怕的反抗力量）也并不缺少。
这种阴谋与反阴谋的激烈争斗，各省之部分的骚动和宪法会议及后来的立法会议之议会中的辩论的争斗，都潜伏地继续到几乎三年，自1789年10月至1792年6月，到末了革命毕竟取了一个新的飞跃。这时期中，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很少，——其中之值得来提起的是：1790年正月与2月之农民骚乱的再起，1790年7月14日的联合之祭日，1790年8月31日兰西之屠杀，1791年6月20日国王之出走，1791年7月17日巴黎人民在尚得马次之屠杀。关于农民的暴动，我们往后有一章来叙述；此地我们须得把联合之祭日来谈一谈。革命之第一段落是由它总结的。它那奔流的热情及其所显示的和谐，即指明了革命是如何的；——如果特权阶级和王室，知道了改变是如何的不可遏止，因之以善意来退让，不再去做那劳而无功的抵抗事情。
总是贬抑这些革命的纪念节，确实，像1793及1794两年的那些，常有点是近于演戏一般。像那些纪念节是为人民而准备的，并不是由人民而准备的。但是1790年7月14日这个纪念节，却是历史上最美丽的民众纪念节。
在1789年以前，法国是不统一的。它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结合，但它的各部分彼此知道很少，而且彼此毫不关切。但是，在1789年的事变以后，在把封建制度的残余斩尽了以后，在法国各部的代表会合而过了些光荣的时期以后，因而在由历史连结的各省之间，发生了一个统一与团结的情操。全欧洲都为大革命之言论与事业的热情所感动了，——各省对于那使将来进到更好的情况之统一又怎能反抗呢？这便是联合之祭日所表示的。
它还有一个惊人的特色。这个纪念节有许多必要的工作要做，起土，建阳台，建凯旋门，而且很明显的，在祭日的八天以前，有一万五千人来从事这个工作，而不能够及时完成，——巴黎人又做什么呢？有些不著名的人说，个个人都应到尚得马次去工作；全巴黎人，富人及穷人，艺术家及劳动者，僧众及士兵，都到那儿去很高兴地工作。由各省来的几千名代表所代表的法国，在掘地时已找到了她那国民之结合——这是人类中平等与博爱总有一天可以达到之象征。
数万人对于宪法——“议会所议定国王所承认的宪法”——之宣誓，国王因王后为儿子打算而自发的宣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人都宣誓，可是心里各有打算的；各人都附着有相当的条件。国王宣誓所用的话是：“朕，法人之王，誓以借国家之立宪法令为余所保障之全权力，去维持议会所通过为朕所承认之宪法。”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确实会去维持宪法，但宪法是会被破坏的，而他不能去阻止。在实际上，国王在宣誓的时候，他正在想着要如何逃出巴黎——假装说去阅兵。他正在考虑一种方法，去收买议会中有力量的人，他正在计算着有外国人的帮助，来阻遏革命，此革命之酿成，是由于他反对那些必要的改革，及他对国民会议之交涉所用的欺诈手段。
宣誓的价值是很小的，但在这祭日可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在一新国民有一共同理想的宣言以外的——却是革命之显然良善的性情。在劫巴士底狱的一年以后，马拉很有理由的写道：“为什么这样欢天喜地呢？这样愚蠢的愉快表现是为什么呢？而这个革命之于人民，不过是个忧愁的梦想而已！”但是，纵令满足工人之需要的事一点也没有做，据我们所看见的，所做的事情都是阻止封建弊害之实际的废除，并且纵令人民在这政治革命的进程中，在各地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感受可怕的痛苦——可是，人民在这祭日看见了新民治主义的统治之建立，便雀跃狂喜。正如五十八年以后，在1848年2月时的法国，巴黎的人民忍受着“三年的困苦来为共和国尽力”，同样，现在的人民正表示着他们准备忍受一切，只等着新宪法所许给他们的苏解，只等着它所表示给他们的一点点善意。
倘若，那些原先以一点点为满足，准备着等待的人民，在三年之后却又变为野蛮而想将革命之敌人消灭；那么，他们最少是因为希望借极端的方法，来拯救革命的一部分。这因为是他们已看出来了，革命并没有为民众的利益而成就一点经济的改革，便沉没了。在1790年的7月是没有什么可以预料到这黑暗而野蛮性质。“这个革命之于人民，不过是个忧愁的梦想而已！”“它没有完成它的希望。但是不管它。它总在动作。那就够了。”各地人民的心中，都充满着生命。
但全副武装的反动是很机警的：在一两月之后，它就表示它已羽翼丰满了。在1791年7月14日第二次国庆纪念日之后（即1791年7月17日），仍是在那尚得马次，表现着它的力量，足以将巴黎人民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