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徒

第六十六章　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徒

罗伯斯庇尔之地位与势力——他的威权建立之原因——他之拘谨——他之狂热——他之控告爱格兰丁——他之性质与政策

我们常常提及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迪克推多”；他在国民大会中之敌人叫他是一个“暴君”，的确，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将近终结时，取得这么大的势力，在国内国外，都视他为共和国之最重要的一个人。

虽然有些推崇他的人希望他成为一个“迪克推多”，[1]可是真要说他是一个“迪克推多”，却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的确，康盘于其特别范围以内，即在财政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而加诺特在关于战事的方面也有很大的势力，虽然罗伯斯庇尔及圣朱士不悦服他。但是公安委员会颇为嫉忌，觉得它已握有统冶之权力，不愿再有一个“迪克推多”，而且，其中有些人是深恨罗伯斯庇尔。而且，即令在国民大会中有些议员实在不反对罗伯斯庇尔之过重的权力，而这些人总不愿服从于一个这样在原则上强有力的山岳党之“迪克推多”。然而，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实在是很大。他的敌人以及他的推尊着，都觉得在政治决斗场中倘使没有他这一党，反动便立即胜利，而事实证明也确是如此。

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徒之权力，又怎么解释呢？第一，在那些都为财与权所惑的人之中罗伯斯庇尔能守正不呵，这是在革命时代之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大多数绕着他的资产阶级，都利用革命之将国家产业发卖，群起经营，从中取得一份；无数的雅各宾党都为自己在政府下面攫得一个位置，而罗伯斯庇尔却仍是个正直的裁判者，不断地以高尚的共和政治之原则来提醒他们，而以断头机来威吓那些趁火打劫之狡者。

在这大革命之纷扰的五年中，他之一切言行，使我们现在觉得，在当时是更加觉得，他是当时少有的政治家，能够始终不变其革命的信心，而且始终爱护民主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在这一点上就是个实在的力量，倘使共产主义者能在意志与智慧中有此相等的力量来与之对抗，则他们之于大革命，一定要留下他们理想之更深的印象。

罗伯斯庇尔之这些性质，甚至是他的敌人也要承认的，可是还不足以解释他于革命终局时所获得之绝大权势。还有个事实就是他之狂热，这是从他的意向之纯洁而发出的，使他能在大家腐化的空气中而能很廉正。同时，他要在人民心理上建立他的威权，他要完成这一着，觉得遇必要时，就是踏在他敌人的死尸上亦所不惜。他之建立他的威权，很得有新兴资产阶级之助，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当时适当的人物——与极端派及温和派是一样地不接近——他向他们保证防止人民之“过分”。

资产阶级都觉得他这个人，得到民众的尊敬，其目的温和而又有握权之心，正好以他来建立一个强固的政府，而使革命时代告一结束。资产阶级一向是害怕着急进派的，故此，他们便让罗伯斯庇尔来任所欲为，去建立保安委员会之威权及他的党徒在国民大会之势力。但是，在罗伯斯庇尔已经帮助他们将那些政党打倒之后，他们又转而来打倒他，以便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恢复在国民大会之权威，此后，新11月的反动便可充分发展。

人家所希望他所来的这一套，正对着罗伯斯庇尔的心理。要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读读控告爱格兰丁及奢波等之粗疏的草稿好了，这草稿是出于罗伯斯庇尔之手笔，于新11月9日在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我们看这个文件即可知道他的性格，此看任何的论辩还好。

“在过去好些时以前，有两个对敌的集团在争吵着，很为难看。”这文件开始这样说。“这一个是倾向于温和的，那一个是趋于过激的，实际二者都是违反革命。这一个则攻击一切热烈的爱国者，而宽容叛逆者；那一个则巧妙地诽谤自由之拥护。要把稍有错误的爱国者，一个一个打倒，而对于我们之最危险的敌人的犯罪险谋则充耳不闻。……这一个则妄用它在国民大会之信用与权力（丹东派），那一个则妄用它在民众会社之势力（公社及激烈派）。这一个想从国民大会得到危险的法令与方法来压制它的敌对，那一个则想在公共集会中利用危险的语言。……无论那一派得势，都足以致自由及国民威权于死命。……”罗伯斯庇尔又继续说，自保安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怎样地受这两派的攻击。

他在以宽容来攻击爱格兰丁之后，因为要掩饰自己的罪恶之故，他接着说：“这正是卑怯的理论适于传播的时候，即令对于好意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在对方自由之敌人正在竭其全力；而下贱的哲学为暴政所收买，宁肯忽略王位而注目于祭坛，竟不惜违背忧国主义来攻击宗教，[2]使道德矛盾，使宗教理论与专制理论混为一谈，使加特力教徒与阴谋家混为一谈，想迫着人民革命中不看见德性之胜利，而只见无神论之胜利——不看见幸福之源，只看见道德与宗教理想之倾毁。”

我们从这几段中便很明显地知道，即使罗伯斯庇尔没有广阔的眼光及勇敢的思想足以领导大革命时代之一政党，而他的手段却能使议会攻击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这控诉书中，一字一句都是命中目的之毒箭。

这其中之最要一点，就是罗伯斯庇尔及其友辈竟没有知道“温和派”在玩弄他们，迄至他们倾覆时为止。“现在有个要激起人民要一切平等的计划”，他的兄弟从里昂寄信给他说：“倘使不当心，一切都会解体。”墨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所能见到的，不及他的兄弟之远。他只知道激烈派之努力，只是攻击他所属的政府。他也如布里索一般，攻击他们说他们是伦敦及维也纳内阁之工具。他认为共产主义者之打算，只在“破坏”。自然要“当心”他们——用“恐怖”来压倒他们。

他在一个记录中问道：“有什么方法终止内乱呢？”他又答道：

“去处罚那些叛徒及阴谋家，尤其是那些有罪的议员及行政人员。”

“用爱国的统领带领爱国的军队去征服里昂，团琅，马赛，凡兑，朱拉（Jura）以及其他已树立反叛与王政之目标的地方。”

“把那些侵害自由及屠杀爱国者之光棍，做些可怕的例子给人家看看。”

这些并不是一个革命家所说的话，却是一个政府中人站在政府的立场所说的话。故此，自公社倾覆以至新11月9日间，罗伯斯庇尔之整个的政策，竟是绝对没有结果。它不曾遏止那迫近的灾难，反而促成它。它不曾将秘密磨炼以刺伤革命的刀子拿开；反而使革命受了他们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