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历史家克鲁泡特金

Henri Sée教授　著　沈炼之　译

彼得·克鲁泡特金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学者，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并且遗留下来一部历史杰作《法国大革命史》，在这书里面，有许多深刻的见解，非常正确的思想。但是，一般历史专家似乎不承认它的价值，Ph.Sagnac教授在Ernest Lavisse主编的《法国现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a France）第一卷里，所举的参考书目里面，甚至不曾提到这部书；这桩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因为Sagnac教授很明白社会，经济等问题的重要：他自己关于这方面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便是一个明证。真的，克鲁泡特金不是一位纯正的历史学者，但是他对于历史的现象有一番深切的了解，他知道——比许多历史专家还要清楚些——党派的争斗，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事件，都不足以解释法国革命的价值。所以他替我们开拓的新境界，实在可以帮助历史科学的发展，可以产生丰富的新的探讨。我们应当注意：从好几方面看来，克氏是一位先导者，因为法国大革命史里主要的思想，他已经在英国出版的《19世纪杂志》（The Nineteenth Century）1889年6月号里发表过了，这篇文章，比Sagnac教授在1898年发表的论文，La Législation civil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和出版更晚的Caurés的Histoire Socialiste实在早多了。

一

所以，把他的书浏览一遍，并且把从书里抽出来的主要的思想综合起来，并不是毫无益处的。

“两个大潮流预备并且造成了法国革命。一个是思想的潮流，——主张三级会议政治的改组的新思潮，——从资产阶级那方面来的。另一个是行为的潮流，从民众那方面来的，——所谓民众，就指农民和城里的工人而言，他们对于自己的经济的地位想得到一种立刻的，实际的改良。当这两大潮流向最初共同的目标进行时，当这两大潮流在一些时间内彼此互助时，那么，法国革命就产生了。”

这是法国大革命史的开端，这实在就是全书的主要思想。克鲁泡特金看得很透彻，资产阶级的理想，——这个理想，是18世纪法国派哲学造成的，它特别鼓吹个人各方面的解放。——究其实和他们的经济的需要恰相适合。它以为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组织一个“中央集权的，很有秩序的国家”，要把地方的权力都取消了，并且要宣布工商业的自由。但是大家渴望雇主们能得到的那种“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结果不免要禁止工人们自由团结。结果雇主们可以任意剥削“失了自由的工人”。但是，这许多自私的目标，就照那些利用它们的人自己看来，都被藏在令人羡慕的自由思想的外衣底下，——这种思想，曾激起一切愿为革命奔走的人们的热情。说到民众，他们的期望恰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就积极方面说，是很模糊的”，就消极方面说，却是很清楚的。逼他们去做实际运动的就是这个期望，就是这个思想；对于土地——打破了一切束缚的土地——的要求就产生农民的暴动，没有这些暴动，革命——就算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不会成功。

克鲁泡特金并且在民众里面把构成它的各个不同的元素分析出来；城里的民众和乡下的各种农民，克氏把他们的性质很清楚地辨别出来；他深知革命舞台上的主角将是乡下的小康的农民：首先出来反对封建的赋税，就是他们，要求不用赎款，干脆废除这许多赋税，也是他们，因国家公产变卖获利的也是他们，在1793那年，反对先前的贵族和佃主们最厉害的也是他们。

在革命前几年及在1789年头几个月内爆发的民众运动的重大的意义，没有一个历史家曾把它更看重地指示出来。这就是乡间那一种很厉害的扰乱状态才使革命成为可能了：

“假使没有农民的暴动——从那年冬天开始，后来一涨一退，直闹到1793年为止的农民暴动，君主专制的颠覆决不会跟着有这么一个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法兰西也许和1848年的普鲁士一样，有一个开开玩笑的国会，——但是，这种政治的革新，恐怕不会带一点革命性；它也许始终是表面的，和1848年以后德意志各邦的革新运动一样。”

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但“三级会议”在它集会的时候，简直没有想到这么一回事；它只知道注意政治问题。它不断地怕民众暴动，不断地想法制止它，然而救了它，而且救了革命的，却是这个暴动。

二

无论在哪部历史著作里面，我们找不到比克氏的7月14日以后民众暴动的记载更有生气的叙述。谁也不曾比他更清楚地看出来，这许多暴动并不是劫巴士底狱后产生的一些无关重要的情节。它们就是法国革命的主要结构，它们把它加上了一种特别的标识，使它和其他的革命不同：

“现在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上等工商业资产阶级，曾想在革命中模仿英国的资产阶级。它也很愿意和王室及贵族合作，以期取得政权。但是它不曾成功，因为法国革命幸而比英国革命基础广大得多。在法国，反抗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求宗教的自由，也不是替私人争工商业自由，也不是把城市的自治权交给少数资产阶级。这显然是一种农民的暴动：这种民众运动的目的，是要恢复土地所有权，并且把土地所负担的各种封建的赋税都废除了。”

资产阶级并不急急乎要把诸侯的赋税废除了，它并且整个地保留那些操在他们手里的赋税，史太斯堡城便是一例。它很激烈地起而反对农民的反抗运动，及城市里的民众运动；真的，在城市里面，平民对于贵族式的资产阶级的攻击已经开始。所以在8月4日夜里，“第三阶级”的代表们比贵族和僧侣阶级的代表们态度更稳健得多。“临时国会”（Constituante）不知经了多少延宕，才把8月间公布的命令制为约法；它虽则把农民的身体的自由恢复了，可是对于诸侯的赋税差不多丝毫没有变动。它做了一点事情，还是人民逼它做的。资产阶级一桩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维持财产；然而——这是多么奇怪的矛盾！——它所完成的伟大的政治革命，假使不靠那一种把一切反革命的企图都消灭了的民众的反抗运动的帮助，恐怕不会发生效力。

自国王出走后至1792年春天的反动，克氏很透彻地把它的原因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以为它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以为有防止民众破坏的必要。吉伦特党（Girondins）本想推翻君王政体，他们除了政治革命以外看不见别的东西。所以他们赞成宣战；他们以为战争可以不必借民众暴动的力量使专制政体崩溃。他们想组织一个带资产阶级色彩的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非靠人民的暴动不能产生。要推倒君主政体，非有6月20日，尤其是8月10日的革命不可。在8月10日事件发生后，立法议会（Assemblée législative）才不得已开始采取坚决的步骤，把诸侯的赋税废除了。

但是，吉伦特党，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家之拥护者。真正的民众势力于是起而反对他们，各地的公社（Communes）就是最显著的代表，尤其是“巴黎公社”（Communes de Paris），它的主要机关就是各“区团”（Sections）。巴黎公社当权一日，革命便一日继续它的前进。在克氏看起来，这是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两次革命的真正的意义：这两次革命推倒了吉伦特党，使山岳党（Montagnards）代执政权。这两次革命直接的结果就是不必赔偿损失，把诸侯的赋税立刻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后的崩溃。同时，民众的胜利，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给全部革命立法一种有力的推进，——正当革命最悲惨的时期，饥荒，外患，内乱恫吓着要消灭革命的时候。

“凡是拥护旧制度的人们，凡是从前盘踞要津的人们，凡是希望恢复这些优越的地位，或则一待王政恢复即在君主统治之下创设新的地位的人们，——僧侣，贵族，以及靠革命发了财的资产阶级，这些人都暗地打算来反对革命。那些始终尽忠于革命的人们，便不得不在这个团团围住他们的刀炮的圈子，及想在背后戕害他们的内部的阴谋之间奋斗。”

因此，奔走革命的人们竭全力要建设一个新法兰西。这就是这十四个月（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完成的伟大的工作；关于这桩工作，向来只有人作过肤浅的研究，然而革命却靠它建造了一个新的法兰西。克氏接着说：

“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一般历史家的研究专注重战争——和‘恐怖时代’。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就是在这十三个月内所完成的工作：土地所有权的分散，法兰西的平民化和基督化。”

这就是强迫借款的时期，这就是“最高价格”（Maximum）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地方的产业无条件地由地方收回，对于资产阶级居奇操纵这些产业加以制止；就是在这个时期，封建的赋税根本被铲除了。

反动势力将来虽再有战胜之一日，然而革命的经济的建设——不如说社会的建设更恰当些——将来仍继续存在。这确实是民众的意志促成的；克氏很妥切地把这个建设工作的重要说出来了：

“我们把法国革命的经济的建设研究一下，我们就知道法国当时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自己打起官样文章来把它推翻了是多么不同呀；在普鲁士，后来在俄罗斯，农民从封建的赋税和徭役里被解放出来，有一个交换的条件：他们的土地一大部分牺牲了，他们并且答应缴一笔巨大的赎款，——这种赎款使他们至于破产。为得到一种自由的产业，他们竟把自己弄穷了，而那些起初反封这种改革的地主们，却因此发了横财，——至少，在肥沃的区域内是这样。差不多在欧洲各处，这种改革把地主们的财富增多了。”

克鲁泡特金又把国家产业公卖——它不仅是对于资产阶级有利益的——的经济和社会的意义指示出来；他和Loutchisky（他也是俄国人，对于法国经济史很有贡献）的意见一样，以为国家产业分卖对于农民财产的增加有很大的帮助。据他看来，这是法国革命史上一桩主要的事件：不但是法国平民化，并且法国乡间也改换了面目，从前国中每年总有些地方患饥荒，现在再不怕了；农民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生物：

“法国农村的景象全被革命换了一个样子，甚至‘白色恐怖’也不能使法国农民返到革命以前的地位。虽则乡下人仍不免感到贫乏，——在法国和在别的国家里一样——可是这样的贫乏，比之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情形，及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得见的那些法国革命的火炬不曾照到的地方的情形，可以算作富裕了。”

三

山岳党，曾借“平民革命者”的力量打倒了吉伦特党。因此他们能完成了他们的伟大的工作，抵抗异族的侵入，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他们的胜利却使革命的精神快要耗尽。他们就要和民众分离，就要和各城市政府发生冲突，——他们向来拥护市政府，在“元年宪法”里面，曾给它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

因为山岳党，其实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是真的，但是他们和民众毫无接触，实在不了解民众的愿望：

“事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山岳党，除了很少数的例外，简直不曾了解一般民众的需要，——想组织一个民众革命的政党，这种了解是必须的。人民的困苦，他的家里时常断炊，他的还很空泛的，摇动的平等思想，这一切，他们简直不懂。他们所注意的却是抽象的个人，平民社会里面的一份子。除了几个思想激进的山岳党，凡是一个国会专使派到外省某地方，国内的劳工问题，人民的安乐问题，平均享受财产问题，这一切，他都感不到兴趣。他派到外面去的目的是要组织对外的抵抗和激励爱国精神，他的一举一动恰合平民官吏的身份，在他看起来，人民不过是应当帮他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元素。”

如果国会专使勒令富户们纳税，这因为他们和反革命者表同情，这因为国家不得不供给军队衣食；如果他在地方上宣布平等，这因为这个地方在戒严状态之下，这不过也是一种维持治安，保卫国家的办法。

所以大多数的山岳党不会了解当时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很适合城市里人民的深切的愿望。克氏很使人满意地把它的特点指出来；他深知这一班思想家，如Silvain Maréchal及Babeuf辈，对于事实的真相，比后来在一个比较平静时期出现的那些创立理论的人们，实在关心得多。克氏告诉我们：他们最注意的就是土地的分配问题，日常生活必需品问题。劳工组织没有出产品的分配那样引起他们的注意，关于这一点，克氏以为他们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因为前者比后者多带点现实的色彩。

山岳党政府——罗伯斯庇尔居首——深以共产主义运动为虑；它认为想创立土地法及改变财产制度确是一桩罪恶。所以它想消灭共产党；那些顶著名的“激烈派”（Enragés）于是被杀了，极端的赫伯尔派亦受株连。山岳党最激进的分子的失败引起了重大的结果。巴黎公社被“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及“警备委员会”（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征服了，“区团”也被解散了，真正的革命分子都被摈斥了。

这因为“革命议会”（Convention）所组成的革命政府，是一种畸形的制度，它所以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全靠恐怖政策及极端的中央集权的组织，它自然而然地把革命的活力消耗完了。同时，凡是利用革命的人们，凡是靠革命发了财的人们，都希望有一个有秩序的统治，有了它，他们就用不着怕他们多少带点合法手段得来的财产发生危险。照克氏看来，这是罗伯斯庇尔的失败的深刻的原因：“他的失败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他是那一个将要崩溃的制度的代表。”法国已经到了反动的成熟时期，而所谓政治的反动不过是社会的，经济的反动的假面具。这种思想，往往为一般历史家所见不到的，而克氏却引人入胜地把它明明白白表示出来。这一切反动的合理的结果就是Bonaparte的政变：就政治，社会方面而言，它使革命基础巩固，换句话说，它使革命的影响有了一个止境，不使它超出这个范围，它使平权的大功告成，它阻止一切对于财产制度的侵害。

总之，克氏以为法国革命是很伟大的，虽则有了反动，法国人民的胜利不是骗人的东西。一个新法兰西已经产生了：“种田的人肚子饿了，可以有饭吃了。”这个国家，从前在帝政时代，饥荒之神片刻不停地在那里窥伺着，居然能把革命时代和帝国时代的战争的重担放在肩上，把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传播于全欧。克氏并且把拿破仑战争的深刻的意义很惊人地明白指出来：

“一个粗心的观察者，在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只看见一种穷兵黩武的雄图，历史家却从这里看出来法国要打仗——在这个时期，法国和邻国的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把革命的果实拼命保守住：从贵族，僧侣，富户那里夺回来的土地，从专制君主，王廷那里争回来的自由。法国所以甘心忍受极大的痛苦和牺牲，不许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强迫它把路易十八收留起来，这就因为它不愿意侨居国外的保王党归来把这些曾经洒了爱国志士们的血的土地，还给从前的贵族们。它奋斗了二十三年之久，结果，当它万不得已接受Bourbons的时候，居然强迫他们承认它的条件：把法兰西王位让给Bourbons是可以办得到的，但是，从前从封建地主们手里把土地夺回来的那些人，他们仍保有他们的土地。甚至‘白色恐怖’对此也不敢有丝毫变动。革命以前的制度是不能恢复了。——这就是革命赐给我们的好处。”

克氏并且指出像法国革命这样的革命和所谓改良运动不同。这因为它不仅总括过去的进化，并且建设未来的世纪要实行的进化的方案。法国革命把它的两个伟大的结果散播于全欧：

“这两个伟大的结果就是废除由奴制度及推翻专制的权力。每人因此获得从前田奴和臣民所不敢梦想的个人的自由；同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发达起来。”克氏注意到这是法国革命的功劳，19世纪田奴制度到处消灭了：从前地主对于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现在到处没有了。这是现代史上一桩重要的事实。但是，他接着说：

“一般历史家却不注意这桩事实。他们钻在政治问题里面，毫不觉得废除田奴制度的重要，——这件事情，却是19世纪的主要的特点。国际的冲突，它的结果——战争，列强的政策，大家都那么样注意，可是这一切的来源就是下面这个重要的事实：个人的奴隶制度废除了，工钱制度已代之而兴。”

克氏得到的另一个结论——这是他的深远的思想的一斑——是：19世纪盛行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大部分脱胎于法国革命时代产生的共产思想。

所以照我们看起来，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确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了解法国革命的深刻的意义。他知道政治的事实往往把更值得注意的经济的，社会的事实掩瞒了。政党的争斗，政治家的角逐，并值不得大书特书的；革命的主角就是人民。他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革命——就算是完全带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假使没有民众的暴动帮忙，是决不会成功的。克氏自然不是一位历史专家，他并且不能来搜罗法国的史料；他没有许多新事实告诉我们，但是，关于晚近学者的研究的成绩，他知道很清楚，对于这些已知的事实，他给我们一个明了的解释，结果使我们明白它的实在的价值，并且激励我们在这条还不曾完全开辟的途径上作各种新的探讨。所以，凡以历史为职业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学问怎样渊博，把克氏的著作拿来浏览一遍，作一番深思默察的工夫，很可以得到益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从好几方面看来，甚至不是在他的专门研究方面，也是一位先导者。

1931年3月5日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