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之审判

第三十八章　国王之审判

国王之命运未决——延迟之缘由——审判定妥了——加曼卖了国王——审判进行中之阻碍——审判之辩护——玛丽·安都勒及弗撒——吉伦特党想以攻击“山岳党”来阻碍审判——国王出现于国民大会——死刑之宣布——国王之受刑

自国民大会之开幕至国王之审判，其间经过了两个月，这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哑谜。

国民大会开会后所遇着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决定如何处置禁在寺塔中之国王及他的家属。要把他们无限期间地关在那里，等外兵驱走了，共和国宪法通过而经人民承认了，再来对付，这是不可能的。把国王及其合法的承继者这么久地关着，不敢去处理，这怎能使共和国建立呢？

此外，把他们从王宫中拖出来，整家的关在牢狱里，成了单纯的个人；路易十六，玛丽·安都勒和他们的孩子们，成了引人注意的牺牲者；王党效忠于他们，资产阶级，甚至无裤党，当其在监视寺塔的时候，也怜悯他们。

此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两个月过去了，在这两个月中，国民大会对于一切都感觉兴趣，而对于这8月10日之主要的结果——国王之命运，却一字不提。在我们的意见看来，此种迟延定是特意的；我们要解释它，只能假定当时与欧洲各朝廷正在进行秘密会议，——这些会议是不会公开，一定与外兵入侵有关连，其关键是以战争为转移。

我们业已知道，丹东和都木里茨已在与普军的总司令交涉，结果，决定使他脱离奥军，实行撤退。我们已知道，布鲁威克公爵所提出的条件之一——可是不曾接受——是路易十六之不受迫害。但是，此外一定还有。和英国一定在进行相同的交涉。倘若不假定在“山岳党”及吉伦特党之间已有谅解，则国民大会之沉寂及各区团之忍耐，又怎能解释呢？

然而，现今我们明白，此种交涉只能等于零，而且有两个理由。路易十六及其家属之命运，是不能引起普王，英王，及玛丽·安都勒之兄弟奥王等的兴起；因为他们不能为着寺塔中囚徒之个人的利益，来牺牲他们国家之政治的利益。我们看到后来的交涉，关于释放玛丽·安都勒及伊利沙白，便可了然。在他方面，各国国王于法国知识阶级中，看不见共和情操之一致精神，唯此精神才使王权不能再现。反之，他们看见资产阶级之“知识分子”很有承认奥尔良公爵（著名革命党所属之工匠兄弟会的老大哥）或他的儿子奢得利公爵——将来之路易·腓力甫（Louis-Philippe），或甚至是王太子之趋向。

可是人民忍不住了。全法国之民众会社，要求审判国王，再不能迁延；公社于10月19日出席国民大会，表示巴黎的意思，也是如此。最后于11月3日，第一步决定了。主张应将路易十六付审判的报告当众宣读；主要的控诉人由次日决定。在13日，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倘然不是从前教导路易去造锁的锁匠加曼，告诉罗兰说杜意勒利宫有十个秘密柜，是他曾帮助路易把它置于墙壁中，其中藏有他的文件；那么，这个事件也许仍要延迟。

这一段历史，是非常著名的。1792年8月有一天，路易十六从凡尔赛把加曼召来，要他修理曾经由他装置在墙壁间镜板下之柜子的铁门。工作完了，加曼在吃了王后所赐的一酒与一块饼干之后，即于当晚又到凡尔赛去。他倒在中途，肚腹痛得很厉害，此后他便病了。他相信是服了毒，或者是他怕后来共和党人处罚他，于是他把这密柜的事件告诉了罗兰；罗兰并不让任何人知道，立即去取得柜中的文件，带到家里和他的夫人考查，于每个文件之末，盖了他的印章，而带到国民大会去。

由这个发现所生之深刻的影响是能够知道的，尤其是在由于这些文件，发现了米拉波之被国王收买；国王的走狗之要他收买立法议会中十一名有势力的议员（巴拉甫及拉美斯已买通了，这是业已知道的）；以及路易十六仍在付款给他的已解散之卫士，他们此刻是服务于在哥布勒茨的他兄弟们手下，他们正在和奥军一道在向法国进军。

只有在现在，如果我们有这些文件在手中来证实路易十六之贿赂，并且又能看见这么多反对国王治罪的势力，那么，我们便知道在大革命中，要把国王拿来审判治罪，是如何的困难。

一切的成见，社会上或显或隐的奴性，对于富人财产之恐怖，以及人民之不信任等，联合起来阻碍这个审判。忠实地反应于这些恐怖的是吉伦特党，他们极其能事来阻挠审判之举行，后来看见不行，又千方百计来使其不至于是死罪，最后还反对判决。[1]审判开始了，巴黎必须有一个暴动来恐吓国民大会，强迫它宣判，行刑也不得延迟。可是，迄至今日，当历史家提及了这个审判时，要说怎样伤感的话，流怎样的眼泪呀！

可是为什么呢？倘然有一个将官，犯了路易十六一样的罪，——即：召外援入侵而且援助他们——热中于“国家论”者的近代史家，还会稍有犹豫地不主张将这位主将处死吗？而对于当日全法国军队之统帅所犯的叛逆罪，为什么就要如此伤感呢？

依照历史家及法学家所凭借以建立“国家元首”之权力的一切传说与假托，则在当时之至尊只有国民大会。唯有国民大会才有权力去审判已经人民废去之元首，唯有它才取得从国王手中落下之立法权。由国民大会的议员来审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路易十六是被他的臣属们来审讯。而他们在确定了国王谋叛之道德的事实以外，不能有所选择。他们不得不宣布国王的死刑。当边境在流血的时候，怜恤是谈不到的。联合的各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他们非常了解这一点。

依照罗伯斯庇尔及圣居士所形成之理论，共和国有权把路易十六当仇敌来杀死，马拉之反对这个理论，是很对的。在8月10日奋斗的时候，或紧接着这个争斗以后，是可以如此做，但在过了三个月之后便不必了。现在只有极公开地来审讯路易，使人民及后世子孙能去判断他的欺骗与诡诈。

至于路易十六及其夫人方面之最大谋叛的行为，我们手中既有玛丽·安都勒和弗撒的通信及弗撒给旁人的信札，我们必得承认国民大会之裁判是不错的，然而它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找到的证据。但是，在最后三年中聚集有如许多的事实，有如许多王党及王后所记下的自由，国王自出奔发棱以后之如许多的行为，虽经1791年之宪法所赦免，可是很够解释他外部的行动——谁也能够合理地来断定他的叛逆。巴黎的人民对此也无所怀疑。

在事实上这个叛逆是由一封信而起，路易十六之写这封信给奥国皇帝，正是在1791年9月国王对宪法宣誓的一天，那时巴黎之资产阶级还在热烈地欢呼。其次，便有玛丽·安都勒秉承国王的意思写给弗撒的信。再没有比这封信更引起恶感的了。王后和国王这两个叛徒，躲在杜意勒利宫，来求外援，指示他们的道路，把实力及军事计划通报给他们。玛丽·安都勒很心灵手敏地在计划日耳曼联军入巴黎，把所有的革命党来屠杀。人民已确当地估量着这位他们所呼为“墨底西系”（Médicis）的妇人，历史家却爱把她当一个可怜的狂妄之人来表现。[2]从法律方面看来，国民大会是无可责难的。至于国王之被戮，是否较其在英德军中，更为有害之屡屡辩论的问题，只有一点要注意。资产阶级素来把王权视作一个最好的工具，以防止他人之打倒富豪及消灭僧侣之威权——无论国王是死是活，被禁或自由，被戮或受尊敬，他总是在其他各国王中之侠士，素来是牧师及特权得所创造的动人稗史中之英雄。

反之，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打倒了一个原则，这在发棱的农民早已着手去打倒。在1793年正月21日，法国之革命的民众，看清了一切威权之枢钮；这威权数百年来在压迫而统率着人民，毕竟被打倒了。摧残人民之有力量的组织，开始被倾覆了；它的中心被打倒了；民众革命于是有了新步骤。

此后，神圣的王权不能复建于法国了，即令有结合欧洲的帮助，即令有复辟之可怕的“白色恐怖”的帮助，也是不行。王权虽仍从堡栅或政变发出，如拿破仑三世一般，也不能成功，现于1848及1870年便可知道。王权之原则在法国是不存在了。

然而，吉伦特党极其能事来阻挠国王之处分。他们凭借着法庭上的辩护，依赖一切议会的诡计。当国王之审讯将移入“山岳党”手中时，他们仍是如此。但是什么也不曾做到。当时情景之必然性，可使其超越于议会策略的辩难。

开首，吉伦特党借口于国王有不可伤害性，这是由宪法规定的；可是这个不可伤害性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国王背叛了宪法及国家。

于是主张由八十三郡之代表组织一个特别法庭，眼见得这个提议要被拒绝时，吉伦特党则要求这个判决，要由各公民名单经三万六千个公社及所有的初级会议之批准。这又引起了8月10日之结果及共和国的问题。

把这审判放在初级会议之肩上既经显示不可能之后，曾经热烈地主张对欧战争的吉伦特党，于是又反而说国王之处分要引起欧洲的反响。好像是英，普，奥及萨丁尼亚要等着路易十六死了才来结合似的。好像是民主的共和国还不够挑拨他们；好像是法国各大商镇及其殖民地与东部各省之引诱，还不够使各国王联合起来抵抗法国似的，所以他们还要来利用这新社会产生后武力不足以御外的时机。

这一点又经“山岳党”驳倒之后，吉伦特党便转而攻击“山岳党”，主张要将此党中几个人要“当作9月屠杀之帮凶及唆使犯”来付审讯；其意即指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迪克推多者”，“三头政治者”。国民大会在这些讨论中，于12月3日决定由它自身来审讯路易十六；但这个还来不及宣布时，吉伦特党屠各（Ducos）又提出了质问，于是国民大会之目标又转换了。吉伦特党说：“不论是哪一派，只要有人打算要在法国恢复国王及王权”，即须处死罪；于是它便向“山岳党”攻击，说它要使奥良公爵登基。他们要把审讯“山岳党”代来审讯国王。

最后于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现于国民大会。他在受审讯，他的答复使他失去了于他有利的一切同情。米施勒问过，一个人怎么能像路易这样撒谎呢？国王要解释他的诡诈，只能说：自来君王的传说及使路易十六服从的耶酥会的感化，引起他“国家允许国王做任何事件”的观念。

这个审讯所生的印象，对于路易是不利的，吉伦特党知道了无法拯救国王，便再转而主张驱逐奥良公爵。国民大会允许对于这事件投票，宣布驱逐，但次日经雅各宾俱乐部反证之后，这个决议又取消了。

审讯依次进行，路易十六于12月26日第二次出现于国民大会，和他一道的还有他的辩护者和律师马勒施伯（Malesherbes），托洛舍（Tronchet），及德岁茨（Desèze）；他的辩诉陈述了，显然是要处死。要说他的行为，是判断的错误，或是愚蠢的行动，再不可能了。这是叛逆，是熟虑而巧妙的叛逆，一如圣居士于翌日所表示的一般。

如果国民大会及巴黎的人民之视路易十六——无论是当他做一个平常人或国王——有了明确的意见，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各省城市及乡村中的情形并不如此。倘若要由初级会议来宣布处分，则所生的热情之弛放，我们便能想见。大多数的革命党到前线去了，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此种判决权，势必操于“富人，——他们自然是君主的朋友，自私者，懦弱而胆怯者，以及傲慢而贵族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托庇于国王之下，生成是要发财而去压迫他人的”。

那时在巴黎各“政治家”间之诡计，我们始终不曾了解。但可断言的是在1793年正月1日，都木里茨匆匆地到了巴黎，直住到26日，在与各党秘密会议；而丹东直到正月14日，总在都木里茨军中。[3]

毕竟到了14日，在经过了极激烈的辩论之后，国民大会始决定按名表决三个问题：路易十六是否有“谋害国民自由，及危害国家安全”之罪；判决后是否须经人民批准，及应如何处罚。

次日十五，遂按名付表决。在国民大会七四九个议员之中，有七一六名宣布路易十六是有罪。有十二名因有病或公务而缺席，有五名放弃表决。没有一个说，“没有罪”。七〇九名中有四二三票否决须诉诸人民。此时的巴黎，正呈极热狂的状态，尤其是在郊外各区。

按名表决第三个问题——处罚——时，直廷长二十五小时之久。又显然是因为西班牙大使的力量，或者是他的洋钱作祟，便有一个议员梅勒（Mailhe）想以主张缓刑来引起纷纠，接着便有二十六名继起。七二一票中，由三八七票宣布无条件的死刑，此外放弃表决者有五人，缺席者十二人。故此，死刑之判决之宣布，就只有五十三票的多数，倘然将附条件的表决票除外，则只有二十六人。在这时候，一切的证据都足以证实国王之谋叛；要让他活着，即是使法国的一半来抵御其他的一半，而把大部分的法国交给了外国人，而且是阻挠革命；经过了三年犹豫而不曾发生永久之效果的革命，这时正有了一个机会来宣布关切于国家之大问题。

可是资产阶级竟如此恐怖，盼望着在国王受刑之日，会有一个普遍的屠杀。

正月21日，路易十六死在断头台上。共和国中对于社会改革之一大障碍不存在了。我们还知道，到了临头，路易还希望会有一个暴乱来释放他，当他赴刑场的时候，把他劫去；在事实上，确曾有过此种准备。但有公社提防着，此举竟不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