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运动之终结

第六十章　共产运动之终结

山岳党与共产主义者——赫伯尔的态度——比洛发棱的态度——共产主义之障碍——议会与土地——公社土地到了殷实农人手中——奢格·罗克斯与罗伯斯庇尔——罗克斯之被控——公共幸福委员会之应付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所通过之议决案——国民大会保护资产阶级而压服共产主义

在5月31日以前，山岳党因看见吉伦特党之反对而使革命停顿，他们便求助于共产主义者及激烈派。那时候，罗伯斯庇尔在他于1793年4月21日在国民大会中宣读所拟的权利宣言中，表示他自己是赞同限制财产之权利，而硕邦·圣安都勒，柯洛赫布瓦，比洛发棱以及其他的人，都愿与共产主义者携手。倘然布里索在他对于山岳党之凶顽的攻击中，说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及“财产之破坏者”；这就因为在那时候的山岳党，还不打算与激烈派及共产主义者分离。

可是经过1793年2月的纷扰之后，国民大会之对于共产主义者，立即取威吓的态度。国民大会根据巴勒尔的报告——他在此报告中说共产主义的激乱全是僧侣及逋臣们的工作——竟于3月18日，不顾马拉的反对，通过了“凡有人主张土地均等律，或对于土地的财产，无论是公社的或个人的，如有任何破坏，皆处死刑”。

然而他们仍不得不和激烈派妥协，因为他们仍需要巴黎人民的帮助来反对吉伦特党，而激烈派在巴黎之各最活动的区团中，最得人望。但是吉伦特党一倒，山岳党便转而反对那些希望“在思想上虽已完成而仍要实际的革命”者，要转过来压抑他们。

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完全而广大的形式，以资领导；这是很可惋惜的。倘使马拉不死，他或者能担任；但是他在7月13日被刺了。至于赫伯尔，他是太图轻松了，不足以担任此类工作：他虽然拥护起自民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他实在是属于荷尔巴（Holbach）派之漂亮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他之能采用无裤党的话，正如吉伦特党之曾经戴过贫民之红羊毛帽，及他们说话时也用着“你”及“汝”（ceux-ci）等口头禅；而且，赫伯尔也和他们一般之不太同情于人民，不能了解或表现民众的希望。在事实上，他又与山岳党来联通一起去打倒奢格·罗克斯及激烈派。

比洛发棱比其他的山岳党，似乎多了解点在共产主义方面之深刻改革之需要。他曾知道，社会革命要与政治革命同时并进，但是他不能为此而有勇气去加入奋斗。他在政府中占了一席，也和其他的山岳党取一样的态度，他们说：“先要有共和国，以后再来讲社会改革”。但是他们就此浅搁了，共和国也就此浅搁了。

在事实上，大革命因其最初之改革，大激起了人民的兴趣与希望，要使之向共产主义方面发展。共产主义对于土地财产的理想，与资产阶级之广布的利益发生冲突，资产阶级业已买得国家的产业，或拼命地从事投机。

我们业已说过，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之立法者，眼见得这种发卖即是牺牲僧侣及贵族之所有，以使资产阶级发财的方法。至于大部分的人民，并不挂在他们的心上。国库中是非常需要现金，国家的产业拼命地卖出，据亚维芮说，凶猛地卖出，在1790及1791年中，卖给了资产阶级及富有的农民——甚至卖给英国及荷兰的公司，他们是用投机的态度买来。购买者在当时只付全值的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十，他们此后自然要分期缴付，但他们千方百计来避免，想不再缴付，而且他们往往是成功。

可是，对于这些土地丝毫不能有所得的农民，只有诉苦；而立法议会于1790年8月，及其以后国民大会于1793年6月11日的命令，[1]把公社的土地——贫农唯一希望的土地——也落于殷实的农民手中。[2]国民大会又允许把逋臣们所充公的土地，分成一亩至四亩的小股，用永久缴付现金地租的办法卖给贫农，而且在任何时候能够赎回。这个甚至也订为法令，到1792年末，规定价值十万万利华的土地专为那些投军之无裤义勇队，在好意的条件下卖给他们。但是竟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法令也成了废纸，正如当时其他许多的法令一般。

在1793年6月25日——正当5月31日骚乱的将近四星期之后——奢格·罗克斯在国民大会中攻击经纪人，主张要用法律来制裁投机家，可是国民大会群起叱责他，在盛怒之下吆喝着，把他骂出了国民大会。[3]而且，他既然时常演说攻击“山岳党”，在他那格拉维尔本区团中以及哥得利尔俱乐部中又有极大的势力；所以素不和哥得利尔俱乐部接近的罗伯斯庇尔竟于6月30日晚上，正当25及27日反对肥皂商人的骚乱之后，和赫伯尔，柯洛赫布瓦及其他数人，充当雅各宾俱乐部的代表跑到那儿去，把罗克斯及其朋友发尔勒逐出于哥得利尔俱乐部。

从那一天起，罗伯斯庇尔就不断地去诋毁奢格·罗克斯。这位哥得利尔共产主义者既然严厉地批评革命，说他不曾为民众做点什么，而且有时在他的批评中——正如我们现代的社会主义者之论调一般——说人民在共和国治下所受的痛苦比在王政时还厉害；故此，罗伯斯庇尔每一提起罗克斯，总说他是一个“卑鄙的牧师”，已经卖给了外国人，是一个“光棍”，“总想激起中伤的暴乱来危害共和国”。

奢格·罗克斯自1793年6月以后，就自己觉得是已经定了罪。开始则有人控告他，说他是唆使暴动反对肥皂商人的。后来在8月间，当他正在和勒克勒发行一种报纸名叫《马拉之影》（L'ombre de Marat）时，马拉夫人听了人家的话而去控告他不该用这个名称；最后则有人控告他，说他盗用为哥得利尔俱乐部领来的一纸小支票；然而据米施勒说，“这些坚信者之特性，就在其无私心”；而且在那些最著名的革命家之中，“罗克斯，发尔勒及勒克勒之显然是忠实之楷模”。罗克斯的本区团格拉维尔要求公社放弃这些控诉，区团中各议员可为他担保，但是无效。妇女革命家也一样地做了——而她们的俱乐部被公社压制了。最后，他虽得释放，但控告仍没有中止。

罗克斯及其友辈因横遭迫害，愤怒异常，遂于8月19日跑回到他们格拉维尔区团中去，夺去主席及秘书们的职权。罗克斯被任命为主席。因此，赫伯尔便于2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攻击罗克斯；当这事件移至公社议事会时，硕墨特便攻击他是“破坏人民之至尊权”，应处死刑。罗克斯虽被控告，但他的区团却于8月25日从公社方面使他得以释放。可是追究仍在进行，贪赃案提出来了；所以到了1794年正月24日（新4月23日），便把罗克斯送到了公共警务法庭去。

这个法庭宣言它自己不足以审理此种控告罗格斯之案件——意即这是格拉维尔区团的事件——便命令把他送到革命法庭去。罗克斯知道了其中用意，曾用刀子在法庭上自杀三次。庭长匆匆地来帮助他，对他很表示友好之意，在把他移到比色特监狱去之前。据革命法庭检察官富吉尔唐维尔（Fouquier-Tinville）的报告，检查他的伤痕，他在狱中病院曾“竭力想耗弱他的力量”；他毕竟又一次自杀成功了，这次竟死了，是刺着肺部。验尸报告上是记的“新6月1日”，即1793年2月19日。

巴黎的人民，尤其是城中各区的人民，知道了他们对“实际的平等”之希望是没有了。奢利尔的朋友格意雅（Gaillard）当里昂被围时曾被吉伦特党将其关在牢里，在山岳党攻陷里昂之后他已到了巴黎，也于三星期之后自杀了，当他听见勒克勒和硕墨特及赫伯尔派被捕的时候。

公共幸福委员会要应付共产主义之这一切的要求，而且看见了民众要离弃革命，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所要求的不为人所注意之故；故此，公共幸福委员会于新6月21日（1794年3月11日）发出一个通令给派赴各省之特派员，措辞是颇为堂皇。但是这个浮夸的通令及两日后（新6月23日）圣朱士之著名的演说词，二者的结论都是很可怜的。国民大会除对于贫民布施以外，无所贡献；而所谓布施，又是很狭窄的，由国家来周济那些贫民。

“少不了要予贵族政治以一大打击，”那通令里这样说，“国民大会已经击了这么一下。善良之贫民定要恢复那些被贵族所夺去的财产。……恐怖与正义须同时在各方面行使。革命是人民的工作。现在是人民要享受其结果的时候”。……以及许多类似这样的话。但在实际上，国民大会于这一方面并不曾做过什么。圣朱士所夸称的共和国二年新6月13日之法令，不过是这样的：各公社将其贫苦的“爱国者”列成一表——后来公共幸福委员会可报告给国民大会，可从革命敌人之财产中提出酬报给他们。他们每人都可领有一亩。[4]至于老者及弱者，国民大会则于新8月22日（5月11日）决定以之造成一本国家慈善登记册，规定老弱农民登记每年予以一百六十利华，老弱工匠一百二十利华，老母亲及寡妇则八十及六十利华。

这用不着说，所允许的土地在农民看来，只是取笑而已。而且，除在少数地方之外，这个法令并不曾施行。不曾攫取到土地的人，仍然是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要忘却，有些国民大会之特派员，如在里昂之阿尔毕特（Albitte），柯洛赫布瓦及富奢；在布勒斯特及团琅之硕邦·圣安都勒；在奢伦特（Charente）之罗美（Romme）等，于1793年时，都表示有使各种商品要社会化的趋向。在共和国二年新4月16日（1794年正月5日）国民大会也颁布一道法令，凡被敌人围困，封锁或包围之城市中，凡各物料，货物及各种生活用品都要共同分配；——而据阿拉德说，“就在未被围困，封锁或包围的城市中，也有应用这条法令的趋向”。

国民大会，说得更正确一点，它的公共幸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在1794年之压服共产主义的工作，是相当成功。但是，革命的精神却催着全国趋向于此种改革，而且在当时情势之下，平等之伟大工作及共产主义精神之正确表示，是少不了要发生于全国，正当共和国二年的时候。[5]

故此，在共和国二年新2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时，在里昂之国民大会的代表们阿尔毕特，柯洛赫布瓦及富奢通过了一个议决案，甚且见诸实行，规定一切弱者，老者，孤儿以及贫穷公民，“都应由各人本城之富人供给他们的衣食住”。而且，“劳动以及各行业所需要之用具，都应供给各公民，使其能工作”。各项商品要由各公民支配——这些特派员在他们的通令中写着——而且要以劳力，勤勉及为祖国服务之热忱为比例。许多国民大会之特派员都通过了这同样的议案。富奢则征富人之重税以供给贫民。据阿拉德说，许多特派员已开始实行集产主义，或者，我们应当说是市制共产主义；——这个也是真的。

厂主所放弃的工厂，国家要取来经营，这个理想也一再表现过。硕墨特于1793年10月，在他指示对于某几种实业加以“最高限度”律而生之恶影响时，就发挥了这个理想；而硕邦·圣安都勒竟把布里坦之加尔克斯（Carhaix）矿山收归政府之手，以便保证工人之生活。

国民大会在各省之代表们，虽于1793及1794年时，实行平等的改革，而为“限制收入”之理想所鼓励；但国民大会的本身仍然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1842年布昂拉罗的（Buonarroti）所写的话是有些真理的，他说国民大会之恐惧，——恐怕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徙将开始采取迎合人民平等天性的改革，——于后来使罗伯斯庇尔派在新11月9日之倾毁，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