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预备政变

第十章　预备政变

7月14——资产阶级不相信人民——王党准备政变——资产阶级要人民武装起来——人民劫巴士底狱——资产阶级恢复秩序——国王及封建的利益——御前会议的影响——宫中谋乱的空气——布勒顿俱乐部的基础——米拉波及人民——芮克想避免饥馑——国民会议之无能——王党的计划继续着——议会的请求

关于7月14公认的记述，便是这样：国民会议开会了；在6月月底，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与犹豫之后，三级毕竟又联合起来。王廷的威权失去了，所以开始准备政变。召集了军队齐集凡尔赛；他们要求解散议会，而使巴黎趋向于合理的状况。

7月11日，会议仍然在开，王廷中已决定要动作了。芮克被免职而且充军，巴黎在12日听到这个消息后，集合市民游行，肩着这位免职大臣的像在街上走。对木郎（Camille Desmoulins）在王宫区对人民演说，要人民武装起来。郊外起来了，在三十六小时之内，造成了五万杆戈矛；14日人民即蜂拥到巴士底狱去，堡垒上随即放下吊桥投降。如是革命得了第一次的胜利。

普通就这样记载的，在革命的庆礼中也一再这样演述。但这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光是事实的记述确实是如此；但是在这骚乱中人民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说起；这运动之两个原质——人民及资产阶级——的关系，也不曾说及。因为巴黎其所以发生7月14日的暴动，以及影响于大革命的全部，也有两个不同来源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及人民的民众运动。在大革命伟大的时代中到了相当的时期，这两个运动要暂时携手，他们才能够征服旧统治，而得到大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常是不信用他们这个暂时的同盟者人民，这在1789年7月就可明显地看出来。资产阶级不愿意这联盟再继续下去；所以到了7月14的翌日，甚至就在那暴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急急地自己组织起来，以便驾驭叛乱的人民。

巴黎的人民，自从勒维阳事件以后，总受着饥馑的困苦，眼见得粮食一天一天的贵，人家又拿欺人之谈来骗他们，所以他们准备着要发动。但是他们自己觉得毫无所恃，就是反对王权最力的资产阶级也不可靠，所以他们只得“敢怒而不敢言”。同时在王廷方面，由王后及贵族们指挥着，正准备一个大的打击，来解散议会，来镇压巴黎的民众运动。他们用种种方法使军队依附于国王及王后，集中起来，公然预备政变以抵抗议会及巴黎。议会觉得恐怖起来，遂使议员及在巴黎的同情者放胆做去，去鼓励人民，去造成一个民众的暴动。郊外的人民，觉得正合脾味，便答应举事。他们并没有等芮克罢职，在7月8日，甚至6月27日，就已发动了。资产阶级利用这个机会促起人民公开暴动，允许他们武装起来。同时，资产阶级自己也留心地武装起来，以便统驭这群众的暴动，而不使其做得“过火”。但是，民众武力集合了，便不依资产阶级的意思，而攻巴士底狱——王权的象征；同时，资产阶级遂组织他们的军队，即刻用武力来压迫人民，以恢复秩序。

这样的一个两方面的运动，是还要加以记述的。

我们已经知道，6月23日御前会议的目的，是要对三级会议宣告：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就有这样大的权力；国王的绝对威权仍然没有减削；三级会议不能去改变它；[1]贵族与僧侣两特权阶级之任何让步，都要他们以为对于税款较公平担负有益处才会自己去规定。人民所可得到的利益，是国王个人恩准给他们的；这些利益就是废止徭役，就是领主土地内及世袭享有地内的徭役（大部分已实行了），对狩猎律加以限制，一定的征兵制来代替由抽签所募集的义勇兵，人头税的禁止及省政府的组织。然而，这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或者不过是名义上说说而已；因为这些改革所需要的东西，仍然是不够；不在两个优越阶级的利益上，砍一斧头，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因为整个的革命快要成为事实了，所以国王演说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封建的权利有不可侵犯性。他说，什一税，赎身税，各种的租税，以及领主的和封建的权利，都是绝对的财产权，永远不能侵犯。

国王这样宣布出来，明明是把贵族拿在他一边，来抵抗第三级。要实行到这一步，就要限制革命进行，使它没有力量去完成国家财政的实在改革，没有力量去改变全法国的内部组织。这就是说要维护整个的旧法国，旧统治，这在后来大革命的进程中，我们便可看见王室与封建制利益——旧政治组织与旧经济组织——之维持，在国人心中，发生了相互不可分离的作用。

我们要承认，王廷这样的诡计，得到了相当的胜利。御前会议之后，贵族和国王，尤其是王后，在宫中小有庆贺，第二天便只有四十七个贵族和其他两级结合在一起。可是不到几天便有了谣言，说有十万多巴黎人结队到凡尔赛来，宫中人听见这个消息，都有点惊恐；于是国王发布命令，是哭脸的王后坚持要他发的——因为贵族已依靠国王了——因之大部分的贵族又与僧侣及第三级的代表相结合。但是，即令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不绝望地想用武力来解散暴徒。

同时，所有宫中的诡计，一切阴谋，甚至某诸侯某贵族的谈话，都很快地传到革命党的耳中。有无数侦探机关用很巧妙的方法，打听消息传到巴黎去；而从凡尔赛传来的谣言，使首都的酝酿更是火上添油。只要当权的人靠不住他们的奴才时，时机就会成熟了；这样的时机凡尔赛已来了。所以，当贵族们在庆幸他们因御前会议而得到的小成功后，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在凡尔赛便组织了一个布勒顿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便成为大的集合中心，而变为后来著名的雅各宾（Jacobin）俱乐部。奴才们，甚至是国王及王后的奴才们，都把宫中所听见的秘密报告这俱乐部。有几个布勒顿的代表，其中如沙伯利尔（Le Chapelier），格勒宗（Glezen），兰侏意勒（Lanjuinais）是布勒顿俱乐部的创始者；而米拉波，得吉阳爵（Duc d'Aiguillon），雪耶，巴拉夫，伯蒋（Pétion），格勒奇方丈（Abbé Grégoire）以及罗伯斯庇尔都是里面的会员。

当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会时巴黎就已有了最大的激动。皇宫区及其花园与咖啡馆已变成了露天俱乐部，每天有无数的各阶级的人去交换消息，讨论那一时所发出的小册子，保持着群众的热情以便将来动作，以及使彼此互相了解。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齐合在这里。所有的谣言，所有布勒顿俱乐部从凡尔赛得来的消息，即刻就因这个露天俱乐部而使巴黎人完全知道。因之谣言与消息又传到了郊外，即令常常在途中将些捕风捉影的话加到事实里面，可是像民间传说上每每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说起来像是比真的还要真；因为这是在预料，是在传说的形式之下去暴露行动之秘密的泉源，这种直觉地去判断人物，往往要比凭智慧来得正确些。谁还比微贱的群众更知道玛丽·安都勒，波里惹公爵夫人，无信的国王，以及背叛的贵族呢？谁还比人民更了解他们呢？

从御前会议这一天起，这大城中就沸腾着革命。市政厅（Hôtel de Ville）已派人去祝贺国民会议。皇宫区发出了很动人的演说词。至于饥饿的人民，当时仍被轻视仍被摈斥，他们觉得民众胜利有一点希望，他们看见了暴动，就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面包的方法。这时饥馑正是日益严重，甚至粗恶面粉，黄而烧枯了的，特为贫民预备的，都每每缺乏，人民知道了巴黎及近郊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供给他们；贫民互相说道，如果没有暴动，垄断家是不会饶他们不受饥饿的。

贫民在黑暗之区的怨声日见增大时，巴黎的资产阶级及在凡尔赛的人民代表正日见惊骇着各省要起暴动。国王与王廷比人民谋叛总来得好一点。[2]就在6月27日，三级联合起来这一天，即第三级第一次胜利之后，向来同情于民众的米拉波就与民众完全隔绝，并且赞成代表们与民众隔绝。他甚至警告那些议员，要他们防备那“谋叛的助手”。由此，我们就能看见由国民会议分出的吉伦特党（Gironde）以后的纲领。米拉波要议会努力来“维持秩序，注意公共安宁，法律及大臣们的权力”。他甚至还更厉害一点。他要各代表只绕着国王，他说国王所欲的是正义，如果遇着他行为不好，那末，这只是因为他受了欺骗或划策者不善！

国民会议中都称赞这个演说。路易·布兰说得好，“资产阶级此时确不想推翻国王的宝座，他们还想躲在这宝座的后面。路易十六既为贵族所离开了，于是在他的议会里面，找到了他最忠实最惊人的奴才，他们在这时是如此的坚顽。国王此时不是绅士们的国王，成了有资产者的国王”。

革命一起首便有这样的缺点，将其压抑下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直到了反动派得势的时候。

然而城市中的痛苦，仍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确实，芮克曾设法来防止饥馑。他在1788年9月7日，禁止谷米输出，而用津贴来奖励输入；费了七千万利华来卖外国麦。同时，他又使大家知道1789年4月23日国王顾问会议的命令，赋权与裁判官及警察官吏去调查私人仓库所存的谷物，遇必要时，即可将其发卖。但是这些命令是交给旧官僚行的，——这还有什么说得！

政府在7月间津贴那些将麦子运到巴黎来的人；可是输入的麦又秘密输出去了；所以势必又要输进来，而可再得一次津贴。各省的垄断家，眼见得可以投机，便将谷米卖了起来；甚至将还未割下来的谷也卖了起来。

这便是当时国民会议所表现的真实性质。自然，国民会议在网球庭宣誓时，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它依然拿一种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人民。7月4日当“生计委员会”的报告提出时，国民会议便在讨论解决人民失业与粮食的方法。他们谈了好几个钟头，提出了一个议案又一个议案。伯蒋主张举债，旁的则主张赋各省议会以取断然处置的特权，但是始终没有决定什么，也没有行什么。有一个议员提出投机商人的问题，而主张加以斥责，可是全体都反对他。两天后，7月6日，波煦（Bouche）宣布有几个犯人已经知道了，第二天就要加以正式的控告。哥萨（Gorsas）在他正着手写的《凡尔赛及巴黎之消息》（Courrier de Versailles et de Paris）里面说：“议会中都觉得有一般的恐惶。”但是到了第二天，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说一句话。一时之间就把这事件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恐怕——有以后的事件证明——有妥协的宣告。

议会对于无论什么事件，都是恐怕民众的暴动，6月30日巴黎发生了一次暴乱，有十一个法国卫兵不愿对人民开枪，因而被捕之后，议会便议决上一道请愿书给国王，用最恭顺的语气，说是议会“总是附从于王权的”。[3]

于是国王便允许了资产阶级稍微参与政权，资产阶级连结起来帮助他，竭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将民众压住。但是——这不过是在将来的革命中一个警告而已——在各个人中，各党派中，议会的生命中，甚至制度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人力所不能改革的逻辑。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政权，这与王权独裁制便不两立。在逻辑上不得不发生冲突，交锋之下，王权独裁即不得不让步于议会政治，——此政治是最适于资产阶级之统治的。反之如果王权独裁制不离弃它那天然的拥护者贵族，则它不能与人民的民主政治携手。并且王权竭力来保护贵族及其利益，到后来却就是这些生来具有特权的人又要反对它。

同时，各方面得来的关于王廷阴谋计划的消息，一方面传到了奥良爵（Duc d'Orléans）的党人，他们常是会集在芒得骆治（Montrouge），一方面又传到革命党人，他们常到布勒顿俱乐部去。军队集中在凡尔赛，由凡尔赛开到巴黎。而巴黎对于凡尔赛一方面，也将各要地把守。据说当时派出去有三万五千人，几天之内又加了两万人。谣传贵族们及王后要解散国民会议，镇压巴黎的叛乱，不仅要逮捕首要及奥良爵来处死刑，就是议会中的议员如米拉波，莫尼尔（Mounier）及拉利托兰达尔（Lally-Tolendal）这些要使路易十六朝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人，也被牵连。往后，拉法夷脱（Lafayette）说，有十二个议员被诛。布拉特意男爵及蒲罗格利上将（Broglie）被召去执行这步计划——他俩是准备好了的。布勒特意说：“如果要烧巴黎时，就烧了它。”至于蒲罗格利上将，曾寄信给刚得王爵说，一声开枪，立刻“可驱散那些议论纷纷的人恢复要失去的绝对威权，以防止民主精神之发展”。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传说是无稽之谈，像那些反动历史家的主张一样。波里惹公爵夫人在7月12日寄给商会会长夫来色尔（Flesselles）的信，——这封信到后来才被发现出来，信里面把所有受牵连的人，都用变名指定了，——就很够证明宫廷中于7月16日所定的阴谋。如果还觉得可疑的话，那么，我们可更找到证明，7月10日波夫琅（Beuvron）公爵夫人在康梧（Caen）当着六十个喜气扬扬的贵族，对都木里茨（Dumouriez）说：

“都木里茨，你知道这个重要的消息吗？你的朋友芮克要滚蛋了，结果，国王又当权，议会要解散。你的朋友们，有‘四十七个’，即刻就要到巴士底狱去，也许还有米拉波，杜各，以及百多个第三阶级的傲岸的人；因为蒲罗格利上将带了三十万人在巴黎。”

这位公爵夫人错了。芮克到11日才免职，而蒲罗格利并不敢到巴黎去。

但是，此时议会在做什么呢？它还是做它寻常所已做的事情，并且还要继续做。它什么也没有决定。它能决定什么呢？

7月8日就是巴黎人民开始爆发的一天，议会就付托所谓人民保民官的米拉波，要他草一个很恭顺的请愿书给国王，恳求国王撤退军队，请愿书中尽是些奴颜婢膝的话。请愿书说人民很爱他们的国王，由国王的爱赐给这么一个礼物，应当感谢上天。革命在进行的时会，国民的代表对国王说这样恭顺而娇媚的话，有多少次呢？资产阶级再三的努力把王权拿到自己一边，以为抵抗人民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对于大革命便不能了解。此后于1793年在国民大会中所演的一切悲剧，都是由这国民会议的请愿书而来的，这请愿书是在7月14前几天签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