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国民大会之争斗——战争

第三十七章　政府——与国民大会之争斗——战争

新内阁——丹东先居于领袖地位，继而被迫辞职——罗兰继任——内阁之无用——实权落于丹东，公社，各区，及雅各宾党之手——内阁攻击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国民大会和公社间之斗争——各省和公社及巴黎人民对敌——吉伦特党攻击巴黎各区——革命与战事——吉伦特党希望战争——边界农民之狂热——法国西部之淡漠——国家没有准备——都木里茨和拉法夷脱之计划——德人进兵——发尔米之战——丹东和布鲁威克公爵之交涉——共和国之进展——禅麻伯之战——英国——战争之影响——凡兑

国民大会首先所注意的事情，不是决定如何处置已废之国王，却是要决定因人民攻杜意勒利宫之胜利，看那一派要得势，——谁应来左右革命。因之生出那些争斗，以致阻遏革命之一定进展，达八个月之久；直至1793年6月以前，还踌躇于土地，封建负担等大问题，迟迟未决，耗费了人民的能力，使他们漠不关心，且如米施勒所说，使目击流血的人趋于懒怠。

8月10日，在宣布国王“职权停止”之后，立法议会把全部的中央行政权，交给一个由六名阁员所组成的内阁——他们是从议会之外选出来的，大多数为吉伦特党——罗兰，色尔温，克拉维尔，蒙施，及勒布郎——此外尚有丹东，他是因革命而居于司法部长的地位。这个内阁没有主席，各阁员轮任一星期。

国民大会通过了这种办法；但是，已成为国家藩篱及外交之灵魂的丹东，在议席上占有优胜势力，竟因吉伦特党之攻击被迫而辞职。他于1792年10月9日脱离了内阁，他的位置却补上了下贱的加拉。此后，内务部长罗兰，在阁议席上最占势力，他的地位直维持至1793年正月，在国王受刑后始辞职。他利用这地位运用他的全部势力，让吉伦特党包围他及他的夫人，竭其全力，以阻遏革命，使之不得依着自1789年所表现之大路前进；如：民治主义之建立，封建制度之确定废止，以及趋向于平等之步骤。然而丹东仍是外交之主动者，当1793年4月公安委员会组成时，他成为委员会中之实在的外交部长。

吉伦特党虽能握权而左右国民大会，但它不晓得实在要做什么。米施勒说得对，“它说得天花乱坠”，但什么也没有做。它既无勇气来革命，又不敢公开反动。于是提倡和实行的实权，在战争及外交方面，则操于丹东之手；在国内的革命步骤上，则操于巴黎公社，各区团，各民众团体之手，一部分则操于雅各宾俱乐部。吉伦特党既无力量来做事，它便直接凶猛地攻击那些做事的人，主要地是攻击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的“三人政治”，很凶地说他们有迪克推多之趋势。有几次提出极端的攻击——在讨论丹东是否要屏逐，马拉是否要上断头台。

然而革命并没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所以这些攻击也就失败。他们只使人民更热中于马拉，特别是在圣安都勒及圣马梭（Saint Marceau）各区；使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及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之前，势力日大；使丹东在那些希望共和法国处分国王的人之前，地位更高。他们觉得丹东是个实行家，力足以防止外患，镇压国内之王党阴谋，而安全地建设共和国，即令是在他的生命及政治声望有危险时，仍然如此。

自8月11日以前，吉伦特党曾于立法议会中与巴黎公社作对；而在国民大会开幕以后，这个由吉伦特党组成的右派，于是又开始这个反巴黎公社的可耻的争斗。他们承认由公社所组织的暴动，使他们得势，然而他们因怨恨而攻击它，此种怨恨，他们不曾对于王党阴谋家表示出来。

要把吉伦特党对于公社之攻击，完全叙述出来，是厌烦的。只把几样事情说说就够了。

第一件是查账，其目标在公社及其警戒委员会，以及丹东。这是很明显的，在1792年8月及9月的纷乱时代，因8月10日之运动及外兵之侵入所造成的特殊情形之下，唯有丹东是内阁中之实行家，用钱只有由他支配。而无极精密之账目；无论是用在外交方面，使普鲁士退兵；或是用在国内来侦探罗利尔侯爵（Marquis de la Rouërie）在布里坦阴谋之线索，以及贵族们在英国或其他等处之阴谋。公社之警戒委员会，整日忙着召集数千义勇兵派遣到边界去，自然不容易有恰当的账目，这是很显然的事实。吉伦特党利用这个弱点，来直接施其攻击，要求从9月30日起，应有完全的账目。公社之执行部，即警戒委员会，交出一个极明晰的账目之陈述，[1]来辩白其政治行动之正当。

但在各省中，对于丹东及公社人员之荣誉，却发生了疑点；吉伦特党写给其友辈及其通信者的通信，拼命造成这些疑点。

同时，吉伦特党想使国民大会有一个反革命的卫队。他们要各省执政司——我们知道这些执政司是反动的——派四个步兵两个骑兵到巴黎来，共有四四七人，来护卫国民大会以抵抗巴黎人民及公社之攻击！各区中自然生出很大的骚乱，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反对通过这个案件，使巴黎不致有反动的卫队。

但是，特别是9月屠杀，使吉伦特党要不断地来攻击丹东，因为他在那时代是和公社及各区取共同行动。在他们“掩尽天下耳目”之后，而且出诸罗兰之口几乎辩白了那时的事件是正当的，正如以前出于巴巴鲁（Barbaroux）之口来辩白在里昂之屠杀事件是正当的一般，[2]于是他们打算左右国民大会，于1793年正月20日，准备着追究9月屠杀之倡乱者，希望由此而降落丹东，罗伯斯庇尔，及马拉之声誉。

立宪派及王党之思潮。自8月10日以后，在资产阶级中已趋稳定；吉伦特党便利用它，渐次在各省中造成反对巴黎及其公社之情感，而且反对“山岳党”。

有几省甚至派遣同盟军来拥护国民大会，以反抗“欲成为保民官及迪克推多之倡乱者”——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以及巴黎的人民。马赛人——这时成了“商业的”马赛人——响应巴巴鲁的申诉，于1792年10月派遣一队同盟军赴巴黎，他们都是这商业城之青年富人，在巴黎街市游行，要求将罗伯斯庇尔及马拉处死。他们是新11月反动之先锋；幸而巴黎人民劝服了这些同盟军来从事革命，破坏了他们的阴谋。同时，吉伦特党对于巴黎各区同盟组织之直接攻击，并未失败。他们不惜牺牲一切，来破坏8月10日之暴动的公社，他们竟办到了巴黎市政府市议大会之新选举。吉伦特党的市长伯蒋，同时辞职。然而这些计划又被各区所破坏了。这次选举，不仅山岳党占大多数，而且革命而急进又得人望的硕墨特被任为公社之检事，Père Duchesne的编辑赫伯尔做了他的代理人（1792年12月2日）。伯蒋既不同情于巴黎人民之革命情绪，没有再当选；温和派奢般（Chambon）代了他的位置；但是他在位只有两个月，在1793年正月14日，又为前政军部长巴舍（Pache）所代。

1793年之革命的公社便是这样组成的——巴舍，硕墨特，及赫伯尔之公社，是和国民大会对敌，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之运动中很占势力，由于这个运动，将吉伦特党领袖逐出国民大会，且极力促进共和二年之民众革命，这个革命之立脚点为平等，最后则为共产主义。

当时的重大问题是战争。革命之未来发展，就靠各军队之成功。

我们已经知道急进的革命党如马拉及罗伯斯庇尔，是不主张战争的。但是宫廷已召德兵来救主权之独裁政治；僧侣及贵族极力要求战争，希望由此而恢复其昔日之特权；邻国以为对法宣战，即是阻遏革命精神，眼见得此种精神在本国已在开始，而且这是一个从法国取得领土及殖民地之好机会。反之，吉伦特党也希望战争，因为他们见到此为限制王权之唯一路径，而不须借助于民众。“因为你们不想诉诸民众，才希望战争。”马拉这样的话是不错的。

从法国的人民方面来说，则边界各省的农民，看见了出奔的贵族们，带着德军齐集在莱茵河及荷兰，他们知道此时须武装起来，以保护他们从贵族及僧侣手中所得之土地权利。所以当1792年4月20日对奥宣战时，东边各省之居民，即表现可惊之热狂。一年义勇队之征募，人民皆热烈应召，唱着《将往曲》；各地人民也踊跃输金。但法国西部及西南部的情形，却不如此：他们完全不主张战争。

而且，战争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准备。法国的军队，不过十三万人，分布于北海而至瑞士，军实既属恶劣，而且又为王党军官所指挥，不够抵御外侮。

起先，都木里茨及拉法夷脱的计划，只想从速侵入比利时；比利时在1790年时曾欲脱离兴国，但旋被征服。比利时自由党，曾求助于法国，但这个企图失败了；此后法军诸将，只能保守，因为普鲁士已与奥国及日耳曼诸侯结合入侵，而且此种结合，有杜林宫廷之公开的援助，圣彼得堡及伦敦宫廷之秘密援助。

在1792年6月26日，布鲁威克公爵，带着七万普鲁士人，六万八千奥地利人，黑森人，逋臣们，开始向科布勒茨进发，行时发布宣言，激起了全法国的愤怒。他恐吓着要火焚那些敢于抗拒的城市，而且把居民当作叛徒剿灭。如果巴黎敢于破坏路易十六之王宫，则将实行军事上的强制执行，以一儆百，永垂不忘。

三队德军进了法国而向巴黎前进，普鲁士军于4月19日过境，毫不费力而取得伦维及凡尔敦。

我们已经知道，公社曾如何地激起了巴黎人之热狂，当这消息传到巴黎时，巴黎人便忙着将富人之铅棺熔成弹丸，教堂的铜器熔成大炮，教堂权作工厂，成千的人在忙着制造义勇兵之用品，一边缝着，一边唱着《将往曲》及《马赛曲》，鲁热得利尔（Rouget de l'Isle）之兴奋的颂歌。

逋臣们使各国国王相信法国在准备着伸臂迎接他们。但是，农民之显然的敌视态度及巴黎之9月时代，却又使这些侵入者迟疑。城市的居民及东部各省的农民，认清了敌人之来，即是摧毁他们历来努力所获之结果；尤其是在东部一带，他们曾于1789年及1790年在城乡各地所起的运动，破坏了封建制度。

但是热狂是不够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军正在进军，现在和奥军结合，已入阿尔艮（Argonne）森林，此森林延长十一利格，把谬司（Meuse）流域及硗确之哈滨（Champagne）划分。都木里茨的军队拼命抵御，但是无效。他们仅能及时在发尔米占得一个有利的阵地，恰当大森林之路口，普军于9月20日想去夺取都木里茨所占领之小山，便于此地遇着第一次的阻力。在当时情形看来，发尔米战争算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人民对国王们交战之第一次胜利——曾为随从布鲁威克公爵军中之歌德所歌颂着。

在阿尔艮森林中瀑雨之下，普鲁士军被迫停进，在前线干燥的旷野中，什么东西都缺乏，于是发生痢疾，全军恐惶。道路是泥泞的，农民在看守着——一切都是造成灾难。

当时丹东与布鲁威克公爵交涉撤退普鲁士兵。其条件如何，到今日还不知道。果如后来所传，丹东曾答应保全路易十六的性命吗？这是可能的。但是，倘然有这样的允诺，必定是有条件的；在侵入者一方面除要即时撤退普军外，还要有什么报酬，到现在还不知道。奥军同时撤退也允许了吗？路易十六要正式宣布退位，也谈及了吗？这些我们都只有猜想。

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布鲁威克公爵于10月1日在格龙普累（Grand-Pré）及几尔敦开始撤退。到10月底，他在科布勒茨回渡莱茵河，跟着受了逋臣们的咒骂。所以都木里茨在命令卫斯特曼（Westermann）“客气点保护普兵撤退”不得穷追之后，即于10月11日到巴黎去，显系是去看看各党的分化，而决定他自己的步骤。他如此摆布，虽然他没有向共和国宣誓，可是雅各宾党接待他很好，从那时起，他便无疑地开始把奢得利公爵（Duc de Chartres）挤入于法国王位候补者之列。

当德军正在向巴黎进发时，拉罗利尔侯爵（Marquis de la Rouërie）在布里坦所准备的暴动，也没有结果。丹东得到了这件事的报告，他能在布里坦及伦敦找到这件事的线索。但是伦敦仍然是诸侯们阴谋的中心，而浙西岛（Jersey）则为王党军械储藏的中心。其立意是以一小部军队在布里坦海岸某处登陆，借当地王党之助以取得圣马洛（Saint-Malo），而将此在军事及商务上之要港交给英兵。

同时，就在国民大会开幕之日，孟德斯鸠（Montesquiou）在法国南部所统之军队占了萨伏衣（Savoie）。4日之后，取得奢伯利（Chambery），将革命输入萨伏衣农民以反抗封建的地主。

就在这9月之末了，有一队洛桑（Lauzun）及屈斯廷（Custine）所统率之共和国军队，过了莱茵河，于30日进攻夺取了斯坡拉斯（Spires）。四天之后，窝母（Worms）也占领了，在10月23日，美昂斯（Mayence）及美因河边之法兰克福（Frankfort）也为无裤党之军队所占领。

在北方，也有一些成功。到10月底，都木里茨之军队侵入比利时，于11月6日，大败奥军于芒斯附近之禅麻伯（Jemmapes），——经都木里茨所布摆出来的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之光荣，都由都木里茨归之于奢得利公爵之子——而牺牲了两队巴黎义勇兵。

这个胜利使法国在比利时开一条路。8日占领芒斯，14日都木里茨入不吕舍勒。人民伸臂欢迎共和国之兵士。他们企望他们举办些革命事业，尤其是关于财产的。“山岳党”的理想也是如此，最少康盘（Cambon）是如此，——康盘曾处理发卖僧侣之土地的重大事件，以作纸币之担保；他又在那时处理发卖出奔贵族之田产；他只要求把这个办法移植于比利时。但是，是否因“山岳党”被吉伦特党攻击其不尊重财产而缺乏勇气；或革命的目标在比利时还找不到自然的赞助，只有贫民要求革命，而小康之资产阶级及具有可怕势力之僧侣则反对革命——均不得而知。总之在事实上，法比联合的革命是没有完成。

这些成绩和胜利，很足以激起爱好战争的人，于是吉伦特党得胜了。国民议会于12月15日，颁布一道法令，向各君主挑战，宣言非各君主之军队撤出共和国境不构和。然而在实际上，内部的情形却很暧昧；而共和国之胜利，只使各君主间之联结稳定。

侵入比利时，决定了英国的态度。在英国开始了共和国的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共和主义的社会之基础中表现出来；在文字上则有高德文（Godwin）于1793年出版之论自由共产主义的名著《政治的正义论》（On Political Justice），曾激动了法国的共和党，尤其是丹东，希望在英国革命运动中找到一点帮助。

但是工商业的利益，支配了当时的不列颠群岛。当法兰西共和国侵入比利时，于艾斯考河（Escaut）及莱茵河流域筑起要塞欲进窥荷兰时，英国的政策决定了。

占领法国的殖民地，打倒她在海上的势力，阻碍她商业之发展及殖民之扩张——这便是大多数的英国人所主张的政策。富克斯（Fox）党倒了，继之而起的是庇得党。英国既有强大之舰队，财力也仍然雄厚，于是她左右大陆诸强国——如其中之俄，普，奥——领袖欧洲之结合，凡二十五年。这完全是两个国度的殊死战。这个战争逼着法国走上武力的迪克推多制。

正当外患在侧时，倘然巴黎有高尚的热情，其优秀分子急急地去与东部各省之义勇队结合，则这个战争，仍能驱动凡兑之骚动。可是，它仅授僧侣们以口实，说它利用人民厌烦之心，使他们离开荫蔽的森林，到不知何往的边地去作战；它又助长凡兑人之疯狂，使之反抗；这时正是德军进到法国的时候。我们往后便可看见这个骚动是如何地为害于革命。

但是，仅是凡兑而已吗！这个战争使全法国弄成可怕的情况，无数的贫民都在问着：共和国怎能平安地度过这可怕的危机呢？

1792年麦子的收获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只有雀麦和大麦的收获是中平。谷类的输出是禁止的，然而仍是饥荒。在城市中，很久就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事情。成群结队的男女们，绕着粮食店，整夜在雨雪中守候着，还不能一定于次日早晨用过高价买得一点面包。而且，当时有无数工厂完全倒闭，又陷于失业。

在事实上，当时要从二千五百万国民中，不必顾忌地挑出一百万精壮男子来，或挑出五十万任重耐劳之走兽来，而无碍于农业，这都是做不到的事。国家的粮食，要尽量地供给军需，而不影响于贫民之生活，这也是办不到的事，——而在同时却有许多人利用公家财库以肥私。[3]

所有这些重要事实之重要问题，系雷击一般地发生于各省民众团体中，各大城市之各区中，要求在国民大会中得一个解决。而为一切问题之中心的最大问题却是：“怎样处置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