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困难——教会财产之发卖
避免破产之必要——议会决定夺取教会财产——教会岁入之价值——它那不平等的分配——安唐之主教的提议——富有的僧侣之惊讶——资产阶级之喜悦——没收案之通过——僧院阶级之打破——纸币——教会财产之管理权交与公社——此后僧侣为革命之不共戴天的仇敌——法国教会之组织——新组织之影响——宪法议会之工作着重于资产阶级——“街巷的空气”之需要
革命之最大的困难，即因其进展是在可怕的经济情况时。当时执政者所遇着之骇人的当头事件，就是国家之破产；如果真的破产了，便会使大资产阶级起而反抗革命。原先之强迫王室对于立宪之让步，而使资产阶级有勇气来取得政权，其原因之一即为缺乏，那么，此同一缺乏在此革命时代，又会像一个梦魔一般，使那些不断地去追求权力的人感觉棘手。
不错，在当时还无所谓国际的国债，法国没有外国债主的恐怖，倘在今日的欧洲，如有某国在革命时宣布破产，其债权国即可来夺取其土地。但是国内的公债，却不能不注意，如果法国不能偿付，则有许多资产阶级之财产要倾毁，革命即将引起大小资产阶级——在事实上，除工人及极贫之农人外，都是的——之反抗。所以在宪法议会，立法议会，国民大会，以及以后执政府各时代，在相续各年间都竭力地要去避免破产。
1789年末，国民议会所得到的解决，就是没收教会的财产，拿来发卖，以后以规定的俸给付与僧侣。教会的岁入据1789年的估计，什一税项下为一万万二千万利华，各项产业（其中如房屋与地产，计值二十万万）之岁入为八千万，每年政府之津贴约三千万；每年总计约二万万三千万。将这些岁入分给僧侣，显然是最欠公平。主教们的生活，穷奢极侈，其费用足与最富有的贵族王侯相抗；而城市及乡村之僧侣们，“减到了相当的一部分”，日在贫困中讨生活。所以在10月10日以后，安唐（Antun）的主教达内兰（Talleyrand）提议，用国家的名义来占有教会的财产，拿来发卖，而每年给每一僧侣一二〇〇利华，以其余来清理国家债务；此项债务之终身利息已达五千万，永久利息达六千万。这个方法足以补救此缺乏，此后盐税残余亦可取消，由国家卖与承揽人的公务人员位置之发卖，亦可遏止。
自然，这个计划使管有土地的人，大为惊讶。“你们是要实行土地均分法呀！”他们对国民议会说。“每次你们要退回到财产的起源时，国家也会和你们一道退回去！”——这种话的意思，就是承认土地财产的基础是建在不公平，暴利，欺诈，及抢夺上。
但是没管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却很高兴这个计划。这样，破产可以避免，而资产阶级又可来购置产业。可是“没收”这一个词足使拥有土地的僧侣们寒心，便想出方法来避免。据说，把教会的财产拿给“国民来处理”，决定将其当众发卖，其价格为四万万。1789年11月2日是个可纪念的日子，可记忆的没收案于这一日以五六八票对三四六票在议会中通过。三四六人是反对这一举的。这些反对者后来变为革命之最厉害的敌人，时常千方百计，竭尽心力来危害这立宪的制度以及后来的共和政治。
但是资产阶级一方面受了百科全书派的教训，他方面又怕破产之不可避免，便出死力抵抗。当大多数的僧侣们，而尤其是寺院各派，开始阴谋来反抗教会财产之没收时，议会遂于1790年正月12日，决定去禁止那终身的誓约及两性生活的寺院制。只有那管理公共教育及看护疾病之宗教团体，暂时还不曾牵涉到。这在1792年8月18日占领杜意勒利宫后，才被废止。
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法令在僧侣们心中以及僧侣们所可驾驭的人——这类人在各省中很是不少——心中，所激起的怨恨是如何。可是，僧侣们及各宗教团体，还希望能管理他们那极大的财产，在此种情况中，最初不过是拿他们的财产来做国债的担保，他们这时还没有表示出他们的敌意。不过这事件不是这样就完了的。国库空虚，税收没有。1789年8月9日议会的票决，对于举债三千万的议案没有通过；另一个举债八千万的议案，在同月27日票决时更没有结果。到9月26日，经过米拉波之动人的演说后，才通过了一个岁入四分之一的特别税。但是这个税收，只够偿付旧债的利息；因此，便想到来发行强制的纸币，其价值以僧侣充公的国有财产为担保，但须土地发卖得有现金后才赎回。
大量地发卖国有财产之方法所生的大投机事业，我们可想象出来。这些投机之影响于革命如何，我们也容易猜着。可是，即令现在的经济学家及历史家，也要问问当时是否另有方法，来应付国家这急切的需要。旧统治时代之罪恶，浪费，赃物，及战争，使革命负累很重；旧统治遗下来这么重的债务，而使革命感受着这样的结果。革命为内乱所威胁，此内乱比已经发生的尤为可怕；革命是在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那种危险之下成长出来的（资产阶级虽抱着他们自己的目的，允许人民脱离领主的束缚，但是，只要他们所借给国家的资本陷于危险的时候，他们也会起来反抗一切的解放企图），——革命就是在这两重危险之中，采用发行纸币的计划，而以国有财产为担保。
1789年12月21日，巴黎各区提议（参看四十二章）将教会财产管理权，交给自治机关，委托它将此财产发卖值四万万之数。这样的伟举，就出现了。此后，除真是人民之友的少数乡村牧师以外，所有的僧侣都和革命结下生死仇恨，——此种僧侣的仇恨，因僧院誓约之废止而益剧。此后我们看见在全法国中，僧侣便成为图谋恢复旧统治及封建制度的谋叛之中心。他们是反动之精神上的指挥者与灵魂，此类反动后来发生于1790年及1791年，欲于革命未得到丝毫实在结果以前，即将其扑灭。
但是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决不能自己解除武装。在1790年之6月及7月，国民会议在讨论一大问题——即法国教会之内部组织。因为现在牧师已由国家付薪，所以诸立法家之用意，要使他们脱离罗马，而完全将他们置于宪法之下。主教管区须与各新行省相同；将其数目减少，使主教统治与各省统治这两区域成为一个东西。这个或许是可以通过的；但由新法律之规定以推举主教之权，却握于选举人会——即选举议员，裁判官，及政府人员的那些议会。
这样就把主教之神性剥夺了，而使其成为一个政府的人员。确实，在昔日的教会中，主教及牧师是由人民任命的；但是选举政治上的代议士及官吏之选举人会，并非昔日人民——信徒——之会。因之，信徒们觉得这是向旧教会教条下攻击，僧侣们便竭全力来利用这些不平的空气。僧侣们因此分成了两大派：立宪派僧侣，最少在形式上是服从新法律而对宪法起誓，未起誓派的僧侣，拒绝起誓，公开地来领导反革命运动。所以在这时候，几乎各省，各城，各村以及各社，人人都发生了一个问题——帮助革命呢，还是反对革命？因之，在各地都发生了最可怕的争斗，来决定看是哪一派占胜利。革命由巴黎而及于各村，由议会的而变为人民的。
宪法议会所做的事业，自然是资产阶级的事业。但是，把政治平等的原则介绍给全国民，把人支配人的权利之残余废除，把平等之情操及反抗不平等这革命精神唤起，这确系是这议会的伟大任务和伟大行动。他们只要记着路易·布兰所说过的话，要维持而且激起议会中之狂热的精神，“从街巷中吹来的风是需要的”。他还说，“即令是那些不时发生的暴动，也能从其纷乱中而产生许多有用的灵感！每次骚乱都充满着无数的思想！”换句话来说，时时强迫议会往前进行去从事改造工作的，就是街巷，是街巷中的人民。即令是一个革命的议会，或最少是在革命路上走来反对君主，如宪法议会那样的议会，倘然没有民众推着它往前进，倘然没有民众的暴动，来打倒反革命的势力，恐怕也是毫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