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1]，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2]，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骂。如明李梦阳^[3]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4]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弊。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蒙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