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
，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逮后世臛臇炰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
之庖进，可乎。[9]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10]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11]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12]。古者俪皮[13]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苟于此数者无尤焉，此如常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14]诗之士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于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尝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
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诗盛于邺下，[15]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寝衰矣。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模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16]，亦难合于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17]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https://www.daowen.com)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惭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唯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谓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
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18]，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密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
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故宁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19]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余焰，妄自僣王称霸，实则一土偶[20]耳。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哕[21]而却走耳。乃妄自称许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近或有以钱、刘[22]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于摹仿，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昔李攀龙袭汉魏古诗乐府，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今有用陆、范及元诗句，或颠倒一二字，或全窃其面目，以盛夸于世，俨主骚坛，傲睨今古，岂惟风雅道衰，抑可窥其术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