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文化
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它是著名的“北京人”的故乡。早在5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生活、劳动、繁衍在这块土地上。20世纪初，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古生物学家不断发现古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1929年12月1日，科学家在龙骨山巨大的洞穴里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原始人的头盖骨。接着，又陆续发掘出大约包括40来个人身体上的骨骼。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根据发现地点，科学家把这种原始人类命名为“北京人”，把发现的洞穴称作“北京人遗址”。“北京人”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直立人，其体形和体质虽然还保留着不少类人猿的原始性，但已经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北京人”已经大量使用石器，石器的基本类型有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不同的形状有着不同的用途。火的使用，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步入文明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说，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1]。北京猿人遗址多处留下用火的灰烬，其中最厚的地方达6米。可以看出，“北京人”不仅会使用火，而且会控制火，保存火种，为其生存生活提供了保障，也进一步促进了向人的进化。
略后于“北京人”、生活在龙骨山附近的是“新洞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10万年间。“新洞人”的食物肉类较多，其中熟食占有很大比重。中国最早的磨制骨片，也发现于“新洞人”遗址。
继“新洞人”之后，就是著名的“山顶洞人”，其遗址在“北京人”猿人洞的顶部，故称“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1万年的时候。“山顶洞人”的进化程度更高，在身体特征方面与现代人已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山顶洞发现了大量的用兽骨磨制的骨角器，这些精致的骨角器，如穿孔的兽牙，磨光的鹿骨，刻沟的骨管，钻孔的海蚌等，可以清晰地看到“山顶洞人”的原始艺术创造和审美追求。最能反映“山顶洞人”制作技术水平的是一根骨针，其长度为82毫米，直径最大处为3.3毫米，针眼直径为3.1毫米。骨针的出现，表明他们已经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御寒。到了“山顶洞人”时期，生产力水平又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在距今1万年左右，北京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北京新石器遗址迄今发现的有四十多处，较有代表性的是门头沟东胡林遗址、房山区镇江营遗址、平谷县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及昌平县雪山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位于北京周边山地的山前黄土台地或黄土阶地上。与旧石器时期的‘北京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不同，这个时期的人们已不再过山洞里的穴居生活，而是转移到靠近河流的高地上建造住房，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2]。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人类居住地逐渐由山前地带转移到平原地区，人口分布的密度增大，开始了创造新的文明。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北、西、东三面环山，南方为平坦原野，与中原内地相接。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历史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久、灿烂。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最初它不过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居民点，逐渐发展、形成为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至金朝成为北方女真政权的首都，元朝则成为大一统新政权的首都。从此，北京一直占据整个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
北京城最早叫“蓟”，是西周分封在北方的诸侯国名，也是当时的国都所在。“蓟”这一名称，始见于《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以蓟。”到了东周时期，蓟国被另一个诸侯国燕国所兼并，蓟城又成为燕国的都城，但是城址未变。《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的记载反映了这样的变化，后世遂有燕都蓟城之说。北京之称为燕京，亦渊源于此。
周武王克殷的时间，据考证是在周武王十一年。而周武王十一年，据历史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是在公元前1045年[3]。这一成果，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承认，它解决了北京建城的起始年代。据此，公元2000年正是北京建城3100周年。
战国时期，燕国国力逐渐强盛，成为“七雄”之一，蓟城已列入“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
秦灭六国，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广阳郡治所在蓟城。由于介于汉族封建国家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两者的接触点上，蓟城的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其城市的发展、建设也在加速。汉代，设置幽州，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都因袭汉置，故人们也常常称蓟城为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已是当时的一座名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有十门。
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公元938年，依靠契丹军队建立后晋政权的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中包括幽州。契丹于公元907年建国，合并燕、云十六州后，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建立首都，南京幽都府为陪都。公元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燕京不仅是辽朝的经济中心，而且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政治中心过渡。
唐代万佛堂飞天伎乐浮雕
北京地区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无论是作为燕国的都城，还是作为幽州的治所，无论是长城的修筑，还是人工灌溉工程戾陵遏的建造和车箱渠的开凿，透过历史的时空，透过物质文明现象，让人看到的是燕蓟儿女的勤劳智慧和这一地区文化的含量。北京自战国时期以来，就是燕国的中心，燕昭王曾筑燕台广招天下贤士，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文化基础，历数代而不衰。所以，北京的学术和文化水平，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并不逊色。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化占有重要位置。“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著名诗人高适、贾岛、张说、卢从愿等都是幽州人。唐代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曾在幽州生活或游览过。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幽州独特的边塞景色和人文景观，使他们豪情满怀，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李白、杜甫、陈子昂、孟浩然、王之涣、祖咏、张籍、李益等诗人，都与幽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侠士风范的《幽州胡马客歌》，杜甫忧国感时的《后出塞》、《渔阳》，陈子昂怆然悲歌的《登幽州台歌》，孟浩然风情之笔的《同张将蓟门观灯》，张籍思乡情怀的《蓟北旅思》、《蓟北春怀》，李益沙场征战的《祝殇辞》，等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此外，幽州的音乐、绘画、百戏技艺表演等都很发达。
宗教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经魏晋至南北朝而达到极盛。北魏文成、孝文帝以后，佛教在中国北方大兴，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创建于北魏时期。这一时期，幽州是佛教聚兴地区之一。文人名士多与佛教僧侣交往，幽州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幽州到处兴建佛教寺院，蓟城三面环山，风景秀丽，周围多有寺庙建筑。据称，北京最早的寺庙是城西的潭柘寺，始创于晋代，最初叫嘉福寺。据释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幽州建有光林寺，为北魏文帝太和中所建，其寺“依峰带涧，面势高敞”。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燕地的佛教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燕地普遍性地建造寺院，是从唐初开始的，到了后期，不仅在城内和城郊州县出现大批新的寺庙，而且在许多乡村，都有繁简不一的佛堂僧舍。燕地出现许多全国闻名的高僧，如义净、华严和尚、智嘉禅师，也有许多外地高僧来燕地弘扬佛法，如真性、宝积等，甚至还有异国僧侣，如普照禅师，为西方吐火罗国人，在幽州城东创建佛寺，唐德宗御赐寺额曰：“刹”。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自隋至唐末历时三百余年，其刊刻石板佛经一百余部，大小经板四千余块，是佛经文化的瑰宝，也是燕地佛教兴盛的标志。
传统深厚的历史文化，也为北京戏剧的崛起、发展和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