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杂剧的批判功能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确立了它的批判精神，有感而发，关心民生，针砭时弊，建立起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汉“乐府”机关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统治者自下而上采集歌谣，从而“观风俗，知薄厚”[8]。《诗经》、汉乐府之民间创作与文人的“美刺”是不同的，始于《诗经》，经文人演绎后的批判精神取得了文学史的主导地位，批判最终要落实到“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9]的载道目的上，其“为君”的立场与民间创作已大异其趣。

杂剧在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不仅是拓展了审美视野，而且还在于它深化了文艺反映现实的力度，真正发扬了民间创作的批判精神。杂剧中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有人称之为“社会剧”。代表人物自然是“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部作品，现存18种，有人将其现存作品分为三类，即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10]，其实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关汉卿的所有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性，包括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比如《单刀会》是写三国英雄关羽驾舟入吴、单刀亲赴鲁肃设下的鸿门宴，大义凛然，无所畏惧，表现出盖世英雄的勇武和气魄。这样一部历史剧，同样寄寓了作者的现实感受。该剧第四折〔驻马听〕“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据历史记载，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关羽单刀赴会在建安二十年，首尾只有八年，非“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实指元灭南宋后，江南爱国志士连年不绝的反抗斗争……我们理清了本剧创作背景的端绪，而后对本剧第四折最后一句唱辞‘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爷’所含有的思想意义自然领会得更深刻”[11]。而爱情婚姻问题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窦娥冤》、《鲁斋郎》和《蝴蝶梦》等剧深刻地暴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特权阶级的横行无忌和下层群众被草菅、水深火热的生活命运。窦娥的反抗和悲剧，是对封建黑暗政治和恶势力戕害的血泪控诉，锋芒所趋，直接指向封建社会最高主宰——天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段经典的唱段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表现了对封建秩序的怀疑，从而把作品的思想意义推向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它也成为杂剧批判精神向前突破的一个标志。关剧的现实性，甚至还体现在作品表现的背景上，有直接的现实基础。如窦娥临终前在刑场上发出三大誓愿，第三誓愿是：“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怨。如今轮到你山阳县。”元代山阳县为淮安路治所。据考，淮安路确有三年之旱。见《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二年、三年记载，灾情甚为严重，屡次赈粮免租。“正因为这些旱情严重，剧中揭出此事，对统治者提出控诉，才能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12]。

杂剧是一种民间化或说文人民间化的创作，与诗词文赋作者不同，由于杂剧作者传统地位的丧失，载道的社会使命不再为杂剧作者所承载，温柔敦厚、裨补时阙的风格和责任不再扮演艺术主角，这是中国文艺发展中作者身分一次意义重要的变化。时代巨变，民族颠覆，社稷更迭，文人传统地位的丧失，所谓“沈抑下僚，志不得伸”，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动摇和颠覆了他们传统的价值观。以往，文人士大夫信奉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比较规矩，即便穷困，也讲究“独善”，不牵及他人与社会；元代不然，他们不仅不可显达，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做人尊严都不复存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汉人”、“南人”的地位是垫底的，这不啻是一种对文化文明的排斥和践踏，自然，独善其身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一种时代的思想和情绪已经如骨鲠在喉，不能不吐，“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于声歌之末，以抒其拂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则鸣焉者也”[13]。这种不平则鸣所表达的正是“元曲精神”。传统文学的批判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为君为臣”，不能逾矩。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美刺。杂剧的批判取消了这一前提，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反思，它的思想不是别人的，不是君王的，而是作者个人的，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和领悟，也因此，王国维认为元杂剧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4]。

如同关汉卿的历史剧寄寓了作者的现实感受一样，其他作者的一些非直接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同样具有现实感和批判精神，如神仙道化剧、公案剧、水浒剧等。神仙道化剧追求的是出世的仙道境界，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现与元代社会变化、全真教在北方的流行有直接关系，尽管仙道境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但以此来否定现实红尘仍然不难看到作者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剧中的真人、道祖也基本上是按照世俗人物尤其是文人的生活与精神特征塑造出来的。水浒剧中，梁山英雄好汉与官府是尖锐对立的两方，虽然这种对立没有在剧中表现，但梁山英雄扶弱抑强、诛恶锄奸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公道，他们是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梁山英雄与普通百姓之间有着非常和睦、信任的关系，杂剧作者能有这种觉悟和认识，非常难得，其立场完全背离了统治阶级。无疑，在各类杂剧中，公案剧是最具有批判思想的作品，如《陈州粜米》、《鲁斋郎》、《蝴蝶梦》、《神奴儿》、《生金阁》、《盆儿鬼》等，把斗争与批判矛头直指各类衙内斋郎、权豪势要，抨击了社会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这类冤狱的平反昭雪主要依靠包公、包公式的清官，他们铁面无私、清正廉洁、机智果断，逐渐成为民间百姓理想的化身。包公形象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清官，尽管他手中的势剑金牌是御赐的，他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但伸冤惩恶的结果未必是皇帝所认同的，“鱼齐即”改为“鲁斋郎”也好（《鲁斋郎》），“只赦活的，不赦死的”也好（《陈州粜米》），在机智、策略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包公与他们的疏离与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