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故事的流变
《西厢记》的故事，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稹的《莺莺传》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并不是名列前茅之作，但它在文学史上却颇负盛名，“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9]。究其原因，在于它首创的崔莺莺、张生恋爱故事，成为了后来杂剧名篇《西厢记》的源头。《莺莺传》主要是叙述一个痴情女子的爱情悲剧。唐代贞元年间，有个张生在普救寺同暂住在那里的崔莺莺相遇。当地驻军丁文雅的军队，大掠蒲州之人。崔氏之家甚富，因惶骇不知所托。适张生与蒲将之党友善，请吏护之，而不及于难。崔母感激张生之恩，命女出拜张生。张生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求其婢女红娘致《春词》二首于莺莺。莺莺则复以《明月三五夜》。张生以为此词是约其幽会，遂越墙而至西厢，而莺莺却责其非礼。过了数夕，张生方独寝，红娘忽携衾枕而至，莺莺遂委身张生，如是经月。后张生赴京应试，文战不胜，遂留于京，致书莺莺。莺莺复信，其言甚哀：“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始终不绝。兼致彩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贞，俾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索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莺莺对张生是痴情的，但张生终于抛弃了莺莺，专去求官，且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甚至比之殷纣王、周幽王为一女子所败。而把张生的负心行为，说成是“善补过者。”小说中的张生实际就是元稹自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过：“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因为《莺莺传》中有一首元稹的《会真诗》[10]，后人多称之为《会真记》。在唐代，除了元稹最知心的朋友白居易、杨巨源、李绅等几个人知道“张生”就是元稹自己外，许多人都以为“张生”是当时的诗人张藉。直到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中王性之《辨传奇莺莺事》篇的考证，人们才知道张生即元稹，莺莺是永宁尉崔鹏的女儿，是元稹的姨表妹。王性之还引用苏轼的诗说明当时人误以为张生为张藉[11]。近人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12]，根据唐代士大夫社会习俗和元稹《梦游春诗》、白居易《和元微之梦游春诗》，断言：“莺莺所出，必非高门”。他认为：“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说：“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可见唐承两晋六朝余风，门第界限森严，连皇帝也禁不住。《莺莺传》中没有说莺莺是故相国之女，也没说是博陵崔家，只说：“财产甚厚，多奴仆”。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才把崔姓与博陵联系在一起，成了士族大姓。正因为崔莺莺原来并非士族大姓，“高门”与“寒族”的鸿沟不可逾越，寒族要爬上去，没有高门的援引是不可能的。所以张生“舍之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在当时，如果不是出身高门望族或少年科第得意，在婚姻上不易得到美满的结果，因此青年男女在婚前，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自由恋爱也就形成一种趋势。白居易也有类似的经历[13]。但是这种自由恋爱的结局多为悲惨的，尤其是女子。所以白居易曾写了《井底引银瓶》诗，提出衷心的告诫：“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元稹曾有一首回忆在蒲州生活的诗《赠别杨员外巨源》：“忆昔西河县下时，青山憔悴宦名卑。揄扬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朱紫衣裳浮世重，苍黄岁序长年悲。白头后会知何日，一盏烦君不用辞。”可见莺莺爱上元稹是由于他出众的才华。但元稹在科举得中之前，与莺莺之间婚姻关系名分未定。元稹少年功名得意时，正是长安名门士族择婿的对象[14]，而莺莺门户又较低微，当然无力与人竞争。杨巨源因元稹《会真记》写了《崔娘诗》：“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也昭示了莺莺的悲惨结局。从元稹与白居易几首《梦游春》诗的赠答来看，他们认为与莺莺的这一段姻缘并不足道。元稹在诗中说：“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他无意与莺莺结成百年之好，只把那场恋爱当作一场春梦。韩愈为元稹的夫人韦氏作墓志铭，其略曰：“仆射（韦夏卿）取裴氏皋女，皋父宰相耀卿。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铭曰：诗歌硕人，爰叙宗亲。女子之事，有以荣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由此可见韦丛与莺莺门第高下甚为悬殊，而这成了元稹婚姻的决定因素。
在董解元之前，崔张故事已经流传很广。它不仅成为文人诗歌中的典事，而且进入了民间说唱领域。北宋时，秦观和毛滂分别以崔张故事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15]，虽然内容没有超出《莺莺传》，但都舍去了“始乱终弃”的结尾。秦观的《调笑转踏》只写到幽会；毛滂的《调笑转踏》写到莺莺寄环。从他们都未涉及“尤物”和“善补过”的议论看，表现了秦观和毛滂对莺莺的同情。
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作品，现在能看到的还有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是由12首《商调蝶恋花》词加上各首词前后的散文组成的一种说唱。赵令畤在鼓子词的引言中，透露了崔张故事在北宋的流传：“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可见至少在北宋，这个故事就已作为说话人的题材，在民间传播。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内容上基本忠于《莺莺传》，只是结局不再是元稹的“善补过”，而是认为“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赵令畤的鼓子词完整地演唱了崔张故事，保留了爱情的悲剧结局，但对莺莺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在鼓子词的最后云：“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销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徒赖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情恨。”
南宋时期，罗烨的《醉翁谈录》在记载当时说话人的节目“小说开辟”项下，为首的即是《莺莺传》。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上卷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其故事内容和鼓子词一样，删去了张生诋毁莺莺为“妖孽”的一段。而从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戏文《张协状元》中有〔赛红娘〕和〔添字赛红娘〕的曲牌，可见在南宋时期已将崔张故事编为曲子传唱了。另外，南宋官本杂剧有《莺莺六么》、金院本里有《红娘子》。这些作品虽已失传了，但还是说明了崔张故事的流传和发展情况。
正是在两宋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说话、说唱、歌舞的基础上，董解元集其大成，将崔张故事改编为规模宏伟的讲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很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和流行诗文中有生命力的词语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他赋予崔张故事在思想上、艺术上以新的生命，创作了有十四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洋洋五万言的讲唱文学巨制。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记搊弹词》或《弦索西厢记》。
《西厢记诸宫调》在故事结局、情节、人物性格上都较《莺莺传》有了不同。故事结局是最大的不同点。董解元吸取了前代讲唱文学内容，将《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结局改成了经过种种磨难，崔莺莺和张生由相爱、私奔到美满团圆，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使之更具反抗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思想意义。因此，故事矛盾的双方也由《莺莺传》中是张生与莺莺，变为《西厢记诸宫调》中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二人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董解元成功地改造和增添了故事情节，如以“寺警”为契机，因为张生对崔家活命有恩，莺莺才有“待月西厢下”之约，代之以在“寺警”之前二人已有“月下联吟”，已两心相悦；再如把崔氏的门第与“博陵”崔家连在一起，为崔母屡次赖婚找到了根据。其中人物的性格也有了创新。张生在《莺莺传》中是一个负心薄行的文人君子，到了这里成了忠于爱情的志诚君子。莺莺在小说中是个软弱的女子，虽然预感到被抛弃而无怨怒，到诸宫调里莺莺不仅敢于追求自由的爱情，还敢于以生命来维护它。老夫人在小说中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崔张婚姻的不成功她没有丝毫责任，到了诸宫调里老夫人成为直接左右崔张爱情、婚姻的封建家长。她对张生两次许婚又两次赖婚，直接影响着矛盾冲突的发展。红娘在小说中虽曾帮助二人私自结合，但性格并不鲜明，到了诸宫调里红娘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了，被写成了极富正义感和智慧的女子；诸宫调还增加了法本、法聪、郑恒、孙飞虎等人物。
董解元不愧为金章宗时期（1189—1208）杰出的艺术家，他熟练地运用说唱艺术诸宫调，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莺莺传》的情节、人物、结局都进行了创新的改造，使之在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塑造、矛盾冲突安排，细到人物的心理刻画、景物描写、夸张渲染手法的运用、诗词俗曲方言的巧妙融合，都远远超过了流传的说唱文学，为王实甫写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