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之、王仲文、石子章

第一节　杨显之、王仲文、石子章

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之所以在大都杂剧创作中成就卓著，像珠穆朗玛峰巍峨耸立，这与四周群峰林立有关，即在他们周围有一个大都杂剧作家群。这个作家群相互观摩借鉴，探索交流。他们之间交往密切，时而合作写剧，时而指评他人作品，创作气氛相当活跃，优秀剧作家人才辈出。

杨显之，大都人。《录鬼簿》载他是“关汉卿莫逆交，凡为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可见他与关汉卿的关系极为密切。贾仲明为他所作的《凌波仙》吊词说：“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么未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

时人之所以称杨显之为“杨补丁”，是说他有极高的编剧技巧，很多演出效果一般的剧本，经他的手一处理就会放射出光彩来。此外，从贾仲明的吊词上看，杨显之和王元鼎、顺时秀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元鼎，元武宗至大（1308—1311）皇庆（1312—1313）间入国子学[1]。顺时秀与王元鼎相交时应为华年。据此，可推知杨显之可能略晚于关汉卿，元武宗时在世。所著杂剧8种：《临江驿潇湘夜雨》、《萧县君风雪酷寒亭》、《丑驸马射金钱》、《蒲鲁忽刘屠大拜门》、《黑旋风乔断案》、《大报冤两世辨刘屠》、《刘泉进瓜》、《借通县跳神师婆旦》。今存《临江驿潇湘夜雨》、《萧县君风雪酷寒亭》两种。

《临江驿潇湘夜雨》，简称《潇湘夜雨》或《潇湘雨》。旦本，正旦扮翠鸾。这是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故事讲的是北宋时候，官员张商英携女儿翠鸾去江州赴任，在淮河遇风翻船。翠鸾被渔夫崔文远从水中救起。因翠鸾此时与爹爹失散，无处投奔，被崔文远认做义女。不久，崔文远的侄子崔通路过淮河渡，崔文远认为自己的侄子是个人才，便替翠鸾做主将她许配给崔通。成婚之后，崔通进京赴试，中了状元，娶试官女为妻，并被朝廷派到秦川县为官。三年后，崔文远让翠鸾去寻夫。崔通见到翠鸾，不仅不认，反诬翠鸾是逃婢，将其发配至沙门岛。更令人发指的是，崔通还让解差在路上将翠鸾害死。在押解途中，路遇大雨，翠鸾夜宿临江驿。恰巧升任廉访使的父亲张商英和义父崔文远均暂住于此。夜里翠鸾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哭了起来，入梦想起女儿的张商英屡次被惊醒，于是寻声问个究竟，父女终于相会。翠鸾禀明父亲之后，张商英亲往秦川县捉拿崔通。张商英本来要将崔通斩首，经崔文远恳求，饶了崔通，翠鸾和崔通复为夫妻，而把试官的女儿罚成奴婢。

《酷寒亭》一剧又名《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描写的是郑州府孔目郑嵩，救了打死人命的护桥龙宋彬，二人结拜为兄弟。后郑孔目日日宿在娼妓萧娥家中，将原配妻子气死，留下一双儿女。郑孔目上京出差，将这双儿女托付给萧娥看管。郑孔目刚一离开，萧娥就开始打骂郑孔目的儿女，并和衙役通奸。郑孔目从京师回来，从酒家张保处得知萧娥通奸，就回家捉奸，而奸夫高成得以逃脱，郑孔目将萧娥杀死到官自首，被从宽发配到沙门岛，而衙役高成自报奋勇押解郑孔目，想在半道将其害死。而郑孔目的结拜兄弟宋彬，已上山落草，知道此事，就杀了高成，与郑孔目同往山寨。

从这两出戏可以看出，杨显之对社会问题总是非常关注的。《潇湘雨》提出了男子发迹变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权豪势要子女联姻，从而引起家庭破裂的问题。而《酷寒亭》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到后妻虐待前妻子女的事，但其实这一问题与社会的诸多问题都有关联。如吏治腐败，道德沦丧等。如果没有这诸多社会问题综合在一起，就不会凸现出这么强烈的戏剧冲突。

在《潇湘雨》中，杨显之将犀利的笔锋，直指崔通灵魂深处丑恶的一面。当他初见翠鸾时，言辞恳切地表白。试官招亲时，他又信誓旦旦说自己未曾娶妻，一个人的两副嘴脸产生强烈的对比。最后，又在翠鸾父亲要将其斩首的逼迫下，承认原配妻子，将试官女儿降为奴婢。从崔通的个人婚姻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势利小人变化多端的嘴脸。

现代人对《潇湘雨》的结局，认为“矛盾的解决却显出思想的苍白，甚至落入俗套”，“总显出某种不自然”[2]。其实，这是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古代生活。在元代初期，由于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婚姻的缔结与稳定。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们，仓促成婚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要想使社会稳定，就要使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生存有一个保障体系。社会趋于安定之后，元朝政府遵循汉地旧制，申明“男女婚配，人之大伦”，“其妇无再醮之礼，一与夫合，终身不改”，严令禁止“悔亲别嫁”[3]。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张翠鸾从小所受严格教育，对“别嫁”这一形式很难认同，正像剧本里张翠鸾所说：“这是孩儿终身大事，也曾想来，若杀了崔通，难道好教孩儿又招一个？”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声。因此说，在观照古代戏剧文学时，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衡量。否则，就会感到很多地方，有悖常理，有悖人性。

在塑造人物性格复杂多变方面，杨显之也有过人之处。如《酷寒亭》中的郑孔目，就很难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判断。作为衙中的把笔司吏，他可以教人如何蒙混过关，逃过一死；他又利用强权，让娼妓萧娥改籍嫁给良人，自己乘虚而入，与萧娥住在一起，不管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就是“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简直可以与现在常讲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得益者与受害者。他用权占有了萧娥，却气死了发妻，致使一双儿女惨遭虐待；萧娥又和高成勾搭成奸，高成在押送他去沙门岛途中想把他害死。但使他厄运改变的原因也得益于他的权力。他救下的宋彬终于报恩，将他救下，共往山寨。整个人物的命运似乎有一种因果相连的关系贯穿着。

此外，杨显之能被书会才人称为“杨补丁”，自然有他在结构戏剧方面的长处。《酷寒亭》如果从舞台演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当行”的本子。该剧整个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前因后果交待得非常清楚。在“楔子”里，郑孔目用他的权救了宋彬，放了萧娥。萧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但宋彬却使他逢凶化吉，故事情节前后照应，引人入胜。如果从演出方面看，《酷寒亭》的成就当超过《潇湘雨》。而《潇湘雨》的文辞由于受后世评论家的赞赏，所以，一般每遇到杨显之作品时，都对《潇湘雨》的评价甚高。

由此可见，杨显之温润明丽的文辞是其剧作的一大特色。《潇湘雨》第三折写翠鸾在发配路上的两支曲子，就很典型：

〔黄钟醉花阴〕忽听的摧林怪风鼓，更那堪瓮瀽盆倾风雨。耽疼痛，捱程途，风雨相催，雨点儿何时住。眼见的折挫杀女娇姝，我在这空野荒郊，可看谁做主。

〔喜迁莺〕淋的我走投无路，知他这沙门岛是何处丰都。长吁气结成云雾，行行里着车辙把腿陷住，可又早闪了胯骨。怎当这头直上急簌簌雨打，脚底下滑擦擦泥淤。

在淮河边，她想起当年父女失散和今日被发配沙门岛的命运，对景抒情道：

“看了这雨呵委实的不善。也是我命儿里惹罪招愆。我只见雨淋淋写出潇湘景，更和这云淡淡妆成水墨天，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于这几段曲子的成就，日人青木正儿有过很高的评价：“此剧和白仁甫的《梧桐雨》第四折，大概可以称为双璧。不过彼此的情趣正相反：《梧桐雨》是宫殿的雨，是在染着铜绿色的梧桐树上，用银线去画的；《潇湘雨》是荒野的雨，是用水墨轻描淡写的。其辞虽亦有文采与本色的分别，而其价值却应在伯仲之间。”[4]

除了杂剧本身的艺术特色之外，杨显之剧作还有认识元代社会生活的功能。他在剧作中的描述，有很重要的史料。如《酷寒亭》第三折张保的叙述：“买卖归来汗未消，上床犹自想来朝。为甚当家头先白，晓夜思量计万条。小人江西人士，姓张名保。因为兵马嚷乱，遭驱被掳，来得回回马合麻沙宣差衙里。往常时，在待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蛮子前，蛮子后，我也有一爷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孙，偏是你爷生娘长，我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谢俺那侍长见我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本待回乡，又无盘缠，如今在郑州城外开一个小酒店，招待往来客人。昨日有个官人买了我酒吃，不还酒钱，我赶上扯住道：‘还我酒钱来！’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并且最后回答道：“我是个从良自在人！”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元代的饮食习俗和阶层划分。元朝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汉、蒙古、女真、回回等许多民族。各个民族均保持着比较鲜明的饮食习惯，如“秃秃茶食”就是典型的回回食品。它是用手掌将面团按成一个个小薄饼，“下锅煮熟，捞出过汁，煎炒酸肉，任意食之”[5]。另外，张保是个从良驱口，从他的叙述中得知，他命途多忤，坎坷不平。奴婢在元代总称“驱口”，“谓被俘获驱使之人”，这与张保所叙述的成为驱口的原因是一致的。驱口主要用于家内服役，只有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牧业或手工业生产。驱口要世代为奴为婢，如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女永为奴婢。”驱口要想摆脱贱人的身分，成为良人，主要通过赎身。而赎身的费用特别高，对绝大多数驱口来说，赎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张保由于主人开恩，才让其成为良人。所以张保就不由得有点儿高兴与自豪自己是个“从良自在人”。

由此可见，杨显之的剧作的认识价值是多方面的。使今人对元代的社会生活以及元朝所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都有了一个生动而又具体的印象。

王仲文，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贾仲明挽词有“仲文踪迹住金华”。孙楷第认为“金华”是“京华”之误[6]，赵景深则认为王仲文“曾寄居金华”[7]。据李春祥分析，赵景深的说法比较可信，“贾氏既知王为大都人，似不必重复说王‘踪迹在京华’；相反，王如果曾在金华寓居，挽词‘在金华’云云才有依据”[8]。依此可见，王仲文生于大都，在金华有过活动的记载比较可靠。

现在可知王仲文作杂剧11种，今存《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一种。其他有残曲或存目的剧本有：《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从赤松张良辞朝》、《淮阴县韩信乞食》、《洛阳令董宣强项》、《感天地王祥卧冰》、《七星坛诸葛祭风》、《齐贤母三教王孙贾》、《赵太祖夜斩石守信》、《孟月梅写恨锦香亭》。

《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一作《救孝子烈母不认尸》。从剧本内容来看，“贤母”似乎比“烈母”一词更为妥当一些。因为“烈母”一词，出自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其中题目正名为“签义军清官大断案，救孝子烈母不认尸”。从题目正名对原剧内容准确概括的情况来看，《元曲选》本显得更加质朴并涵盖得清楚，《元曲选》本的题目正名是：“送亲嫂小叔枉招罪，救孝子贤母不认尸”。我们在这里所依据的，均为《元曲选》本。该剧简称《救孝子》或《不认尸》。旦本。

《不认尸》是一出公案剧。描写的大兴府尹王翛然外出勾军来到杨家，杨氏家长杨李氏愿以亲生儿子出征，而把庶出之子留下以免在军中受伤或战死。同时，兄弟俩也争着从军。王翛然很高兴，认为母贤子孝，十分可嘉。长子杨兴祖从军以后，次子杨谢祖送嫂子王春香回娘家。遵照母亲叮嘱，谢祖半道返回。可是王春香遇到拐带本府推官侍女梅香的赛卢医，梅香恰因生产死亡，赛卢医推说王春香杀了梅香，以此来要挟春香。赛卢医毁了梅香面容，换上春香衣服，并将春香携带的杨家的宝刀放在梅香的身边。造成王春香被杨谢祖谋害的假相，于是王家将杨家告官。官府以刀子和衣服为证据，判杨谢祖杀人。杨母却认为尽管刀子和衣服是王春香的，但不能肯定尸首就是王春香，坚决不承认，据理力争。案子最后到了王翛然处。王翛然也左右为难。这时，得了高官的杨兴祖从军中返回，路遇被赛卢医挟迫的王春香，将春香带回，这才真相大白。

王翛然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金皇统二年（1142）进士。《金史》卷一〇五有传。他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吏。刘祁《归潜志》记：“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翛然。”王曾在咸平府和大兴府任职，“其为吏之名，至今人云过宋包拯远甚”。所以王仲文在剧中就夸赞他“清耿耿的赛龙图”。这出戏在断案方面并无过人之处，甚至王翛然在遇到问题时也束手无策，如果不是杨兴祖路遇王春香，还不知案件如何解决。在这出戏里，王翛然只是清官廉吏的一个代指，如果从王翛然的朝代来看，与剧中情节所反映的内容也有较大出入。其实，作者的主旨正像题目正名所说，还是要反映一个深明大义的贤母形象。

剧中的李氏可以说集中国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讲道理，有主见，不畏强权，并且在大难临头之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李氏还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其不认尸就是为了让断案的证据不能成立。同时，在公堂上对官府中刑讯逼供，致使许多人屈打成招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剧中，当令史以夏天天热为借口，不想验尸时，李氏道：“则合将艳醋儿泼得来匀匀的润，则合将粗纸儿搭得来款款的温。为甚来行凶？为甚来起衅？是哪个主谋？是哪个见人？依文案本，遍体通身，洗垢寻痕。若是初检时不曾审问，怕只怕那再检日怎支分。”可以说李氏的这番言词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当令史让张千为尸首画一个图本，让李氏签字后就要火化时，李氏坚决不同意，否则就冤沉大海，查无对证了。她一针见血指出：“不争难检验的尸首烧做灰烬，却将那无对证的官司假认了真。”

对草菅人命的官吏，她还要坚决地斗争下去。当令史坦言，不怕她告状时，李氏倔强地说要将状告到当时的首都中都（现今北京）去：“你休道俺泼婆婆无告处，也须有清耿耿的赛龙图。大踏步直走到中都路，你看我磕着头写状呈都省，洒着泪衔冤挝怨鼓……单告着你这开封府令史每偏向，官长们模糊。”

在元杂剧中，像这样的妇女形象，并不多见。她与呼天抢地喊冤的窦娥不同，指望着最高的统治阶级能辨清这场官司。她提到的都省，在元代指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如果说关汉卿的剧作为蒙冤者洒下的是一掬同情之泪，给予的是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而王仲文则指明的是一条相对切实可行的路子。因为最高统治阶层毕竟有头脑清醒的人物，如耶律楚材，他们为了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还是会整顿吏治，严肃刑律。如果幸运碰上这样的官员，还是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当然，李氏能有这样的见识，还是和她的出身有关。尽管在剧中她叙述生活贫寒，但从她亡夫可以娶一妻一妾的情况来看，原来的生活起码还算殷实富足。在剧中另一个信息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杨家作为要服军役的军户，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让贴户替代从军。在元代，施行正贴军户制，以两三户或三五户派出一人从军，其他各户出钱相助。正军户无丁可出时，由贴户代替，正军户出钱帮助。而一般出军当兵打仗是一件送死的事情，所以贴户的地位不高。贴户大多是通过赎身脱离奴籍的驱口，一般仍需与使长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所以又称“户下户”。杨家长期有人替他们出军，小儿还能读书，看来生活境况还不算太差。因此，当面对小儿被诬为杀人犯时，能冷静处之，据理力争，最终峰回路转，化险为夷。虽说该剧被划入清宫断案剧的范畴，但作者的刻画不落窠臼，着力描绘了普通百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抗争行动，是王仲文这部剧作最为成功的地方。

石子章，名建中，《录鬼簿》记载他为大都人。王国维根据有关文献考证认为：“石子章，大都人，与元遗山、李显卿同时。”[9]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称石子章实是北京路兴中府（今属辽宁）人，但是证据并不确凿，还是以《录鬼簿》的记载为准。贾仲明为其作挽词《凌波仙》道：“子章横槊战词林，尊酒论文喜赏音。疏狂放浪无拘禁，展腹施锦心。《竹窗雨》，《竹坞听琴》。高山远，水流深，戛玉锵金。”由此可知，石子章作杂剧二种，《黄桂娘秋夜竹窗雨》和《秦脩然竹坞听琴》。《竹坞听琴》一剧现存。

《竹坞听琴》一剧写的是书生秦脩然与郑彩鸾之间的爱情故事。秦脩然与郑彩鸾在还未出生的时候就被指腹为婚。后郑彩鸾父母双双辞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秦脩然。等郑彩鸾21岁时，官府突然有令，凡官宦百姓20岁以上女子限期在一月之内出嫁，彩鸾不愿随便嫁人，便来到竹坞中当了一名道姑。此时，秦脩然为了进取功名，寄居在郑州府尹梁公弼家。一日出去踏青，闻竹坞草庵中有人弹琴，遂进去，秦郑二人相见，攀谈后知道两人曾有婚约，于是私自结为夫妻，夜夜幽会。梁公弼发现这一秘密，深恐秦脩然因儿女情长耽误了功名。设计骗秦脩然说郑彩鸾是鬼，秦脩然吓得连忙上京赴试。秦脩然考中状元，回到郑州府任职，梁公弼安排秦、郑二人见面，说明原委，郑彩鸾弃道还俗。郑彩鸾的师父对郑的行为大为不满，前来质问，没有想到梁公弼就是她失散多年的丈夫，也禁不住人间的诱惑脱下了道袍。这两对夫妻以团圆结局。

前人认为该剧因循了元代爱情、婚姻剧陈套。实质这只是结构故事的一个外壳。从本质上讲，是一部有着浓郁诙谐色彩的喜剧，正如贾仲明对石子章的评价“疏狂放浪无拘禁”。这种风格在剧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借人物之口对宗教礼法全然是一种蔑视的态度。郑彩鸾与秦脩然一见钟情，在从小指腹为婚的幌子遮掩下，就私下做了夫妻，显得非常大胆，郑彩鸾说：“我如今将草索儿系住心猿，又将藕丝儿缚定意马。人说道出家的都待要断尘情，我道来都些假！假！几时能勾月枕双欹，玉箫齐品，翠鸾同跨。”

而梁公弼暂时拆散这对年轻夫妻，其用心良苦。但这种良苦的用心在剧中只是让人编出一个郑彩鸾是女鬼的谎来吓唬秦脩然，秦脩然吓得手足无措，仓皇离去。如果按生活正常逻辑，正常人怎么会相信这样的鬼话。但以喜剧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又都是合理的，当人们看到秦脩然那慌慌张张的酸样，不禁会发出会心的笑来。

剧中的宾白也很出色，强烈的戏剧效果往往是在人物对话中被创造出来。秦脩然中了状元，得了官回来后，梁公弼要在郑彩鸾主持的白云观请他喝酒，郑彩鸾不答应，推说“外观不雅，荤了锅灶”。梁公弼府尹就拉出秦脩然与郑彩鸾见面。郑彩鸾大喜过望，马上就张罗着饮酒，而梁府尹打趣道：“这里是祝寿的道院，外观不雅。（正旦云）有谁知道？（梁尹云）荤了你那锅灶，唤的个亵渎么？（正旦云）外边有一个小锅哩。”

剧作家熟练运用戏曲中重复宾白的手法，尽管梁公弼讲的话和前边郑彩鸾的一样，但是讲话人的角色变了，戏剧效果就大不相同。将郑彩鸾初时强硬，见了心上人又喜不自禁，不顾一切的行动准确生动表现出来。剧中还有一个郑道姑，性格泼辣，讲的话不够文雅，话里甚至还有骂人的粗话，但她活跃了全剧气氛，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竹坞听琴》的曲文明白晓畅，文质清新。在元剧中是不输于同辈的作品，只是过去评价作品不是从戏剧本体研究，所以有被忽视的地方。另外，《词林摘艳》收有《竹窗雨》中散佚的曲子，风格也与《竹坞听琴》的曲子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