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杂广大：审美视野的拓展
一种新的审美形式的诞生，既是自身创新努力的结果，也是适应审美内容发展变化的结果，新形式与新内容谐和，顺应时代潮流，形成新的审美风尚。由于时代的急遽变化，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也必然呈现出新的面貌。杂剧美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题材内容上拓展了自己的审美视野。
这种题材内容的丰富广阔、审美视野的拓展，从“杂剧”名称的命名也可窥见一斑。胡祗遹曾说：“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1]任讷《散曲概论》说：“我国一切韵文之内容，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这里的曲是包含了杂剧在内的。散曲与杂剧的共同特点是在取材内容上的“驳杂广大”，而它的这一特点在中国韵文文学中最为显著。
杂剧审美视野的拓展，也造就了一个新的行当——分科研究的兴起。这种情况在杂剧流行的元代即已出现，夏庭芝在《青楼集》中有脱膊杂剧、驾头杂剧、闺怨杂剧和绿林杂剧的划分。而明人朱权更是把杂剧分为十二科：神仙道化、隐居乐道（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君臣杂剧）、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鏺刀赶棒（脱膊杂剧）、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花旦杂剧）、神头鬼面（神佛杂剧）。杂剧研究中，分科研究一直是人们乐道的一个领域，这在南戏或明清传奇中是不曾有的，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杂剧的“驳杂广大”。
杂剧审美视野的变化，是宋以来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伴随叙事文学、讲唱文学的崛起而出现的。传统诗词文赋因其形式篇幅的要求，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与表达上有所侧重，强化了声情并茂的抒情效果；叙事文学讲唱文学可以做更为充分的铺叙渲染，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取材范围更加广阔，历史的、现实的、爱情的、公案的，五花八门、三教九流，适应了新兴市民阶层娱乐审美的需要。戏剧文学是随叙事文学讲唱文学的发达在宋代形成的，流行于南方，叫南戏。南戏的题材已相当广泛，超越了传统诗词文赋的视野，但南戏更热衷于婚姻问题，“总的看来，戏文中反映婚姻问题的特别多，约在三分之一以上”[2]。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杂剧的题材内容更广阔，“十二科”的准确性、科学性可以商榷，但其“驳杂广大”是毋庸置疑的，不仅超越传统诗词文赋，也超越南戏。杂剧题材内容、审美视野的拓展，当然首先依赖于新的艺术形式，新艺术形式的表现力，此外，还有如下一些因素：
1.疆域的辽阔。蒙古族的崛起，不仅取代汉人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也翦灭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进一步扩张，一直将疆域延伸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形成不可一世的元帝国。疆域的延伸，尤其是蒙古族的入主中原，使人们对中原汉民族以外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开始有所接触，有所了解，异域异族的山水风光、风土人情成为人们审美新的内容，在诗歌、散文、散曲和杂剧等文艺形式中都有所表现，虽数量有限，却似一股清新的风，新人耳目，让被文明所滋养和戕害的孔孟后代洞见“中国”之外的新世界。杂剧中，有表现异域异族题材的作品，而且，作者也是少数民族，可说地道。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李直夫的《虎头牌》。李直夫，曹本《录鬼簿》说：“女真人，德兴府住，即蒲察李五。”他属女真蒲察氏，汉姓为李。《虎头牌》叙述的是女真元帅山寿马铁面无私、处罚违犯军纪的叔叔银住马的故事，颇多女真风俗习惯的描写，在元杂剧中风格独特。还有一些剧作片断地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游戏、感情和风俗习惯等，如《丽春堂》、《村乐堂》、《射柳捶丸》等。这类题材内容的杂剧虽然数量不多，却意义不凡。
2.意识形态的放松。疆域的拓展从地理空间上放纵了杂剧的审美视野，而政治上新兴蒙古贵族对意识形态的相对放松，在心理空间上还人们以一片天地，可以作艺术的尤其是新兴艺术的表达和享受，心理空间拓展的效应和意义要远较地理空间大和重。元之前，华夏的统治者主要是汉族，文明的早熟使被尊为正统的儒家思想逐渐强化，发展到极端，这就是宋代的理学，理学所表达的“存天理，灭人欲”，个人思想和欲望被压制、翦灭，尽管不时地有“异端”出现，但在整体上人的思想和欲望是被抑制的，是非个人化的，作为观念形态表现的文艺的题材范围、内容倾向是受限制的，诗、词、文、赋，包括同属戏剧形态的南戏都如此。元代不同，传统的统治者已经让位给从遥远的草原奔突而至的蒙古人，正统的思想已经失落，尽管新秩序建立后倡导的仍是汉族传统的恢复，但此时已不同于彼时，蒙古人与汉族思想文化又天生地存在着隔膜，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在元代出现了一条裂缝，人们可以较少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思想行为逾越了传统伦理道德，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现实，这些都极大地拓宽了文艺题材表现的领域，更主要的，它确立了民众的主体地位。而无疑，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艺术形式更能充分表达代表时代倾向的新思想新视界，杂剧的勃起成为必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元代杂剧实现了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结合。
3.大都中心城市的地位。大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3]。正是听了霸突鲁的这一番话，忽必烈几经掂量，确定在大都（原中都）定都，而以上都为陪都。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东方的一座中心城市，不仅维系着汉族与朔漠蒙古民族，也成为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跋涉的目标。据至元七年（1270年）统计，大都路共有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4]，大都城的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都城十万家”[5]，按通常的一户4至5人计算，大都居民有40—50万人。当时的职业更趋多样，“儒、释、道、医、巫、工、匠、弓手、曳刺、祗候、走解、冗吏、冗衙门、优伶、一切坐贾行商、倡优、贫乞、军、站、茶房、酒肆、店、卖药、卖卦、唱词货郎、阴阳二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官杂类、盐灶户、鹰房户、打捕户、一切造作夫役、淘金户、一切不农杂户、豪族巨姓主人奴仆”[6]。这些“不农杂户”多数都居住在城镇，而无疑以大都最为集中。大都商业的兴盛，从马可·波罗的叙述可见一斑：“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各省，凡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这里，供应那些被这个国家吸引，而在朝廷附近居住的大批群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丝织物和各种丝线，都在这里大量生产。”[7]城市的发展和各行各业的繁盛丰富了杂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大都自身既有繁华的都市生活，又紧密地联系着外界，甚至边域，大都的这种地位及与外界特殊的联系，也使大都戏剧舞台展现的剧目题材可以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象。元朝帝国广大，大都既可辐射全国，又具凝聚力，可以辐辏于都城，这种作用是任何别的城市所不能代替的，而这于杂剧的发展及审美视野的拓展极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