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化的早熟与戏剧思想的冲突

第三节　礼乐文化的早熟与戏剧思想的冲突

与杂剧在元代兴盛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戏剧的晚熟。戏剧晚熟，既相对于古希腊、印度戏剧，比它们晚出一千多年，又相对于中国古老文明而言。以往，人们只参照前者，忽视后者。参照前者，人们发现了现在认识到的存在的问题；忽视后者，人们总难以把住解决问题的脉。戏剧的晚熟，确实不仅仅是在戏剧史范围所能解决的，它更是一个文化史的问题，中国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及其专制统治思想、政策与戏剧的思想、精神是彼此抵牾的，所以，中国文明成熟越早，对戏剧的成长成熟越不利，但中国文明早熟是事实，故中国戏剧的晚出也是必然。

戏剧的本质是娱乐游戏。《说文》释“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战争时的角逐厮杀，演进为和平时的模仿娱乐。戏在古代，最普遍的是百戏，包罗万象，泛指一切技艺娱乐，如汉代百戏有寻幢、扶卢、冲狭、燕濯、跳丸、走索、鱼龙、蔓延等。戏剧的形成，与古代歌舞百戏有着密切关系，这些都属于“乐”的范畴，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歌舞百戏，从“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原始歌舞，到“踏摇娘苦”南北朝隋唐时的歌舞戏及参军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丰富的歌舞表演、歌舞资源。那么，中国戏剧为什么没有较早成熟于歌舞积累之中，而延宕于宋元之际呢？简单归纳，可以划分为外部因素与自身演化两个方面，本节探讨的是前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或说伦理文化。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22]《礼记·乐记》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礼指礼节，乐指音乐，在一种成熟的文化中，包括“乐”也不再仅仅是音乐艺术，还是“节”，具有伦理的调节功能。礼、乐互动，职司有异，所谓“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以求达到适宜于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在礼与乐的关系中，两者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从之别，即礼主乐从，乐服从服务于礼的需要。表现于情绪，就是要中和有度；表现于审美，就是要温柔敦厚，文质彬彬，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不是古代所有的音乐歌舞都符合礼乐要求，所以也并不是所有的音乐歌舞都能被礼乐文化接纳、首肯，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就被目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戏剧娱乐游戏的本质与这种礼乐文化有着根本冲突的一面。戏剧源于民间，其“出身”即属于“桑间濮上”之列，粗鄙简陋为礼乐文化的代表者——士夫文人所贱视，而且，戏剧的假定性假扮也可能打破现实中被礼乐文化所极为看重的伦理关系，戏班的构成一般多为家庭家族，如后来杂剧《蓝采和》所反映的。现实中，人们的行藏举止被早熟的“文明”所约束，情绪的喜怒哀乐被节制，情感难能酣畅淋漓地表达，而戏剧的非现实性和假定性，为弥补、宣泄人们被抑制的情绪心理提供了突破的可能，自然也就成为礼乐文化严防的重点，历朝历代的各种禁令是最好的说明。更为主要的，戏剧是一种广场艺术、大众艺术，它“举国若狂”的声势，极易引导人们从艺术欣赏走向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和控诉，打破人们心里的“中和”平静，演化为一场运动或起义。而这种礼乐关系的失衡，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因此其后果难以估量。

礼乐文化与戏剧本质的冲突，似可以各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从帝王到家族，从官方法令到社会舆论、清规家训的限制禁止窥见一斑。今人王利器辑录有《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达500多条，这是戏剧形成后的情况。那么，宋元戏剧形成之前呢？各朝仍不乏对戏剧歌舞艺术的指斥和要求禁止的上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的《礼记·魏文侯篇》云：“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魏书·齐王纪》云：“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最著名的是隋文帝时柳彧请禁角觝戏的奏疏。疏曰：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女为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眩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淄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23]

民间角觝戏剧的盛行，“非益于化，实损于民”，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所以要“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当然，冲突的双方是可以调和的，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戏礼”。苏轼认为上古的“八蜡”就是一种“戏礼”。他说：“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24]实际上是将戏纳入了礼乐文化的轨道。

中国礼乐文化的过早成熟与定型，也严重地阻碍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制约人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有其狭隘的一面。而对戏剧来讲，则是遇到了冤家，这是中国戏剧的不祥不幸。礼乐文化对戏剧来讲，如同箍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怎么也挥之不去，总要受其束缚。

礼乐文化及其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与戏剧本质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对戏剧行为的禁止，更体现于对戏剧人思想观念的制约。士夫文人是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代表，站在正统的立场解释与制订官方政策，鄙视与排斥戏剧及其行为；戏剧人一方面他们是戏剧的创造主体，另一方面他们的观念积淀着浓厚的礼乐思想，是在一种矛盾斗争的状态、负荷极重的情况下进行开掘的，他们的创造不断地被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原因消解，其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迂回婉转、螺旋状的艰难跋涉。“戏”一直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被正统的士夫文人视为低层次的行为，“戏剧”词义本身具有极端、“过”的含意，这与中和、中庸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所谓“过犹不及”是被传统所否定的。词义折射的是历史文化对戏剧的态度。

从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礼乐文化与汉族统治遭受颠覆或暂时终止时期，往往伴随着戏剧比较明显的跨进。这也是民族在融合的时期。从秦统一到元末，汉族统治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末五代时期和辽金元时期。这三个时期，汉族的统治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周边少数民族力量增强，整个社会在战争、动荡与冲突中，复又呈现出民族融合的气象，戏剧的因子与戏剧活动都极其活跃。

辽金元时期，是中国戏剧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礼乐文化与汉族统治从遭受挫折至失落的过程。契丹、女真的先后崛起，赵宋王朝受到严重挑战，逐渐失去了对北方、中原的统治，偏安江左，形成了赵宋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后起的蒙古族旋风般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吞灭了多个政权，不仅首次完全取代了汉族在中原的统治，而且，横扫欧洲地中海，建立起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封建政权是其统治思想及礼乐文化的载体，当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汉族统治瓦解、摧毁时，坍塌的不仅是一种政权组织，还有一种禁锢积淀更为长久的思想传统。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入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25]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以一种爆发的形式诞生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孕育出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潮。

南戏早于元杂剧成熟，明代祝允明《猥谈》认为：“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明代徐渭《南词叙录》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一般认为南戏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并且在南方温州——未被异族染指的地区。那么，南戏的出现是否与我们上述论述相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它恰恰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们上述论断的成立。南戏的发生是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土壤上，尽管被抑制、消解，但也一直在潜藏发展，当这种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喷薄而出，但抑制与消解的力量始终存在，所以，它只能是从这道大坝的缝隙潺缓漫流，而不可能管涌倾泻。而所以发生在温州，一方面温州偏于一隅，远离封建政权统治中心，另一方面，温州对外的交通、贸易，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活跃、自由一些，对新事物的认同容易些。但宋代南戏流行区域始终在农村小镇，形态也比较简单、粗陋，所谓“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是也，不仅今人所知甚少，即便在当时也是“士夫罕有留意者”。这也是它能够存在的一种保护，当然，它也就根本不可能造就如杂剧般的“一代之文学”了。

而杂剧的突发所以选择了大都，也与大都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大都古称幽州，公元10世纪，建立后晋政权的石敬瑭将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大都人开始从汉族政治与思想统治下疏离出来，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艺术功能发生着观念上的转变，“载道”、服务于政治不再是它的唯一指向，娱乐游戏的天性还原给人。这种与汉族传统的疏离，随着大都在不同少数民族统治地位的加强而加剧，代替契丹辽国的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于公元1153年迁都北京，当时称中都。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克中都。后来，忽必烈下令在原中都附近建立一座新城，命名为大都，并于公元1272年定为首都。虽然战争不断，但大都（燕京）“屡经迁变，未尝残破”[26]，相对的经济没有停滞，社会比较稳定，首都地位的确立更保证了它的繁荣，城市的建设达到了历史的新阶段。马可·波罗描写大都“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能容纳一大群的人在这里举行宴会。宫中林立着许多不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27]。大都不仅是全国性的、也是东方的大都市，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各种人才云集荟萃此间。大都，处于不同民族思想、新旧文化、多元艺术撞击、交流与融合的聚汇点上，杂剧在这里的孕育与爆发就是多种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