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金文化
璀璨的金文化之树，是根植于肥沃的辽、宋文化土壤之中的。在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之前的漫长岁月，女真人的许多部落属原始部落，其生活方式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如发饰和服饰，显示出原始民族的某些特征：“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别部。”[21]“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22]风俗淳厚质朴：“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面其君而食，炙肥烹脯，以余肉和綦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太宗）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指熙宗）方革之。”[23]
这段漫漫的历史时间，女真人的艺术也具原始性，如音乐歌舞：“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24]其舞“曲折多战斗容”[25]。这些乐舞直接摹仿自然鸟鸣和战斗场景，明显具有粗糙朴实的原始性。
女真文字也创造较晚：“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遂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因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全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命颁行之。”[26]可知，公元1119年，女真人才有了本民族的文字。
由于当时的女真文化处于较为原始的形态，因而具有较强的接受性。先是接受较为先进的辽文化，其后接受更为发达的北宋文化。
女真人在契丹人统治时代，由于都是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有着较为相同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女真民族接受契丹民族的游牧文明，显得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生动，那样的顺理成章。可以说，辽文化是金文化的第一母体。
而金文化的第二母体——北宋文化，女真民族接受起来，就不那么自然，不那么顺理成章了。因为北宋文化的基础是发达的农耕文明，即后来欧罗巴哲人定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根本差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物质和意识，是泾渭分明的。两者接触、碰撞迸发出的火花，显得那般激越美丽，那般鲜亮光采，甚至有点儿刺眼，是另一种生动，仿佛岩浆般内在涌动，冲破地壳阻隔后的外在喷发，突出地展现出一种奇特瑰丽。人类进展历程中种族文化碰撞交融，是一大奇观，扑朔迷离，千姿百态，无法用公式化的定律来简单演绎。后世人的特定研究描述，对某一特殊对象或进程，尽管有所不同，但应该是有大致轮廓的，是具象清晰的。
就金文化在北宋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时节，伴随着铁与血，剑与火，农耕文明之母与游牧文明之父的交配，初时简直是“强奸”，草原铁骑风卷残云般的掠夺，蹂躏广袤的华北平原、黄河两岸的中原大地。野蛮与血雨腥风，弥漫在燕赵大地、黄河两岸长满庄稼的田野上空。随着占领地域的行政管理，从疆场的马背上下来发号施令的民族不得不接受农耕文明的一些东西。当时金文化接受北宋汉文化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在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之中，名列前茅。女真人之所以迅速地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进入较为发达的社会形态，对辽文化的接受，进而对北宋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是必要条件和重要因素。例如：“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27]金世宗参酌唐宋体制，制定出金朝礼制，并在典章中予以确立：“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样所’以审乐……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28]从《金史》等历史文献中可见，金国礼制较为繁缛，如宗庙、郊祀等，这有一个衍化过程，文献记载的已是金朝后期的礼制，其基本参照系乃是唐宋礼制。
女真族大量吸收和融合北宋汉文化，迅速封建化的结果，使勇武剽悍的“猛安谋克”，渐变为儒雅文饰，勇悍猛强的女真民族精神，正在逐渐弱化。这对女真民族的发展，金国的维持带来负面影响，迫使女真统治者提倡和保存一些本民族的旧俗，以图保持雄强勇猛的战斗精神。例如金世宗完颜雍认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如书，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教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他号召女真族的后代“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即把女真族淳朴自然的旧风俗，与汉民族的儒家学说联系起来，加以提倡弘扬，要求女真族在汉化的进程中，不要忘本，忘掉本民族的“旧风”。他感慨多日没有听到本朝的女真乐曲，亲自带头唱歌：“上曰：‘吾数月来，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29]完颜雍酒后召集部下听自己歌唱女真族歌谣，自然也属酒后豪兴，但主要是潜意识之中，念念不忘倡导勇猛朴素的作风，害怕由于胜利掠夺而导致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由此也可得见女真族上下界限不像汉族长幼及北宋宫廷那么森严，尤其是日常生活与娱乐之际，可以放开，不受约束。
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流变的历史长河中，辽文化、金文化与北宋文化，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向外延伸扩展的中心，具有各自的张力和扩散力，仿佛三个先后投入流动河面上的大小不同的石块，激起三个一圈圈向外荡漾扩展的涟漪。圈与圈之间产生激荡，冲撞出一环环水花，各文化环之间跌宕起伏，构建一种动态的流程。
金文化的“璀灿”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较短时期内的进步，较强的吸收转化，从文学艺术，典章风物，中都的建设，包括城市建设和科举考试制度建设等方面，可以看出，而且在于深层次的对儒、道、释思想的接收融汇。在此，仅从与中都戏剧关系较大的诸宫调来考察，在如今保存完整的《董西厢》中191套套曲和2支单曲来看，5万字的篇幅，将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演化成为一部宏伟富丽、曲折波澜、意蕴丰厚的可供演唱的艺术作品，其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得不令后世艺术史家所称道。例如，郑振铎先生评说：“董作的伟大，并不在区区的文辞的漂亮，其布局的弘伟，抒写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已臻化境’。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完成之。”[30]更为重要的在于思想意识上的平民化意识，反映出金代女真族思想文化方面，对汉族以儒教理学为纲常的不完全认同，在此间生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这部作品里对莺莺和张生自主结合的同情与肯定，以二人双双出走作为人物的结局，热情讴歌自由恋爱，抗议封建理学的门第观念，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喊出了民间市民百姓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显然是儒教理学风靡的北宋社会所不敢呼吁呐喊的。只有在相对精于军事占领，而疏于思想文化钳制的金代，才有可能产生这部闪烁人性光芒的说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