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虽然只是说唱文学作品，却是一部成就辉煌的巨构，且实际上已具备了戏曲的雏形。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吸收了董《西厢》的成功之处，摒弃了其败笔，创造出了不朽名作，数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王《西厢》结构严谨，不枝不蔓。全剧述崔、张爱情故事，从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被迫分离，到最终团圆，故事情节连贯细密，浑然一体。清代戏曲家李渔评价说[17]：“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李渔所谓的“立主脑”，即“一人一事”，是戏曲中的中心人物和关键情节[18]。在《西厢记》中，“白马解围”包括了第二本的第一、二折（有些本子列为楔子），就是金圣叹批本的“寺警”。有了“寺警”这个总关键，才派生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而全剧的主题意义也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因“白马解围”才有老夫人的“许”，产生张生的“望”；由“许”改变为“赖”，才使张生、莺莺大失所“望”，才产生了红娘的“勇”，莺莺的“敢”；由于莺莺的“敢”，才使张生不失所“望”，又产生了老夫人的“逼”；在张生应试当中，又发生与郑恒的“争”。情节、矛盾一环套一环，思想、感情一扣套一扣，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尤其是不同人物的感情脉络，刻画得精微深透，戏剧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戏剧性很强，表现出王实甫不寻常的创作才能。
“寺警”是全剧结构的关键，也是整个故事中矛盾冲突的起点。从“寺警”这场戏，可以看出董解元、王实甫的杰出戏曲才华。因为《莺莺传》只是提供了一点线索[19]。驻军闹事是“大掠蒲人”，崔家虽富也只是众多人家之一。不是孙飞虎来围寺抢莺莺，张生的朋友也不是白马将军杜确而是“蒲将之党”。张生请来军队是为了保护他姨母一家，并非为了莺莺。郑氏感恩置酒，命莺莺姊弟以仁兄之礼相见，没有什么不正常。张生请兵之前，郑氏并未许婚，解围之后也谈不上赖婚，没有任何矛盾可言。酒宴之时，莺莺以疾辞，不见未见过面的男性；久之才出来，又不加修饰，说明她对张无意。所以“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这段故事没什么情节和性格的矛盾冲突。而董解元、王实甫先写崔张在佛殿相逢的一见钟情，继之写二人的联吟，互相了解人品才华。有了这些精心设计的铺垫之后，就紧紧围绕着“白马解围”和老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赖婚，使戏剧矛盾逐渐激化，人物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示。董解元写“寺警”，显得有些突然：“天晓众僧恰斋罢，忽走一小僧，荒急来称祸事。”而且并未明确为莺莺而来。不如王实甫写孙飞虎领兵宣告：“寺里人听着：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使气氛顿时紧张，摆出悬念。董解元写法聪突围送书，大肆渲染，占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有些喧宾夺主。王实甫《西厢记》改为惠明突围送书，极大地压缩了战斗场面，既照顾到舞台演出的需要，也使剧情高度集中。
《西厢记》中的人物性格都十分鲜明，且与人物身份相吻合。崔莺莺是个贵族家小姐，深沉、含蓄、矜持；张生是个志诚书生，坦白、直率、痴憨；红娘是大户人家的婢女，机智、热情、勇敢；老夫人作为相国夫人，保守、固执。王实甫将剧中人物性格与情节变化结合起来，以人物性格为依据，使情节变化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在“寺警”这突来的情势下，老夫人、莺莺的态度，呈鲜明的对比：
（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
（旦云）不如将我与贼人，其便有五：
〔后庭花〕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殿堂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年少未成人。
莺莺是个性格深沉的少女，她在危难面前没有哭哭啼啼毫无主张。这“五便”是莺莺临危镇静，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消除众人的危难，这是她想出的第一计。老夫人不同意此计，说：“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她把“辱没家谱”看得比女儿的生命还重要。莺莺提出第二计：“待从军又怕辱没了家门，我不如白练套头寻个自尽；将我尸榇，献与贼人，也须得个远害全身。”老夫人对这个牺牲女儿性命，又可保住家谱光彩的计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莺莺又提出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考虑这计还比较可行，“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就命长老在法堂上宣布。这时张生自称有“退兵之策”。莺莺见张生出来，衷心祈祷：“只愿这生退了贼者。”临回房还对红娘说：“难得此生一片好心。”祝愿他“张生呵，则愿你笔尖横扫了五千人！”在这里，崔莺莺为了不因自己而牵累他人，宁可牺牲自己，是她有勇有刚的一面。比起莺莺，老夫人念念不忘辱没崔、郑两大姓的家谱，恰成鲜明对比。这也为老夫人从“许婚”到后来屡次赖婚，而崔莺莺敢于坚持斗争和私结姻缘，作了性格上的深刻勾画和铺垫。以老夫人门阀观念那样重的人，是不会轻易许婚的。所以由莺莺之口提出“许婚”，老夫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以为“此计较可”。这显示了王实甫《西厢记》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熨贴自然，合情合理，针线细密。
在“赖婚”一本戏中，张生、红娘、莺莺的言行，也描绘得相当精彩。张生早就梳妆打扮，衣帽光鲜，兴冲冲专等红娘来请自己赴宴。红娘则是怀着对张生救了“一家儿性命”，欢庆小姐与他婚事可成的心情来请张生的，一见面即为张生的兴奋情绪所感染：“衣冠济楚庞儿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莺莺也像张生、红娘一样被蒙在鼓里，听说宴请张生，“扶病也索走一遭”，欢欢喜喜走出来。当老夫人命令道：“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张生、莺莺、红娘三个人都从欢乐的顶点，一下子坠入冰窖之中：
（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
（旦云）呀，俺娘变卦也！
（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当然会激起三个人的愤怒，但由于三个人的身分、修养、处境，又不可能付诸表面的反抗，而只限于内心的愤懑。他们每个人的思想、言语和行动，都不脱离他们的身分和性格的发展逻辑。特别是相府千金小姐崔莺莺，她被封建礼教束缚着，要迈一步都需要勇气。所以当老夫人命红娘送她回卧房时，她只能背后说：“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这看来分量不重的怨言，从莺莺的口中说出，所蕴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西厢记》有成功的心理描写。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二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的恋爱的经过与他们的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王实甫《西厢记》不仅在说白中蕴含着人物内心的情感活动，更擅长以抒情的曲词表现丰富的心理，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充分地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逼试”和“长亭送别”中，表现出莺莺在临别时的心理。张生的进京应试，对莺莺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莺莺并不看重功名利禄，她最担心的是：
《秘本西厢记》“惊梦”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以此处栖迟！
她第一件担心的事是张生考不中，母亲的话的意思她是清楚的，这桩美满婚姻并没有把握；她更为担心的是张生得中了，正是长安豪门大户选婿之际，张生会另娶一个有权势的美人。虽然她对张生的品行有所了解，但此类事情并不少见。因此，对于莺莺来说，不仅仅有情感上的万分依恋，且有这种“生离”近于“死别”的深沉哀痛。所以，王实甫写出了千古传诵的“长亭送别”一折哀艳绝伦的好戏。莺莺在奔向十里长亭路上唱到：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莺莺的凄苦心境，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谈到王实甫时说：“他以他过人的天才，特宜于描写男女恋爱的心理的技巧，美丽而又婉转的笔调，把那时苦于恋爱困于环境的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写得哀楚动人……700年来，在中国读书阶级的青年男女的心里，张生莺莺，成为一对最普遍的爱神。书中除了最美丽的曲辞以外，还有最合戏剧原理的完整的结构。在那五本中，一二三本叙述男女主角的结合与种种波折，一步紧一步地到了第四本达到最高点，造成最哀惨的《长亭送别》与《草桥惊梦》的场面。全剧最紧张之处，在这一本，曲辞最真切动人，最哀怨的也在这一本。最后一本，以郑恒之死，与崔张结婚的团圆作结。虽说把悲剧写成了喜剧，但这种悲剧的喜剧，在观众的心理上，最无缺陷，在舞台的表演上，极有效果，在戏剧结构上，也极为合理。《会真记》的故事，到了王实甫写得最戏剧化，首尾也组织得最完密了。《西厢记》的曲词，真是美不胜收。写初见，写相思，写矛盾的心理，写色情的苦闷，写幽会的情境，写别离的哀怨，无不美艳绝伦，哀怨欲绝。在用韵文写成的中国恋爱文学中，《西厢记》的成就是无比的。”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一向为后人所激赏。朱权评“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说他“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20]。“美人”兼以“花”，雅而不艳，华美而不失自然。王世贞赞《西厢记》语言“骈俪”，以为“北曲故当心以《西厢记》压卷”。[21]何良俊也十分推崇《西厢记》的语言，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22]。王骥德赞“实甫斟才情，缘饰藻艳，极其致于浅深浓淡之间，令前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西厢》之妙以神以韵”[23]。徐复祚则称赞《西厢记》“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24]。这些评语，无不涉及《西厢记》语言的清丽和词采的华美。王实甫不愧为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他继承了唐宋诗词精工巧丽的绘景写情的语言艺术，华美俏丽，绚烂多彩；又吸收了民间口语，清新流畅，生动活泼。他运用叠字、排比、对仗、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来增强戏剧语言的表现力，结合丰富多彩的词汇，构成《西厢记》语言华美绮丽的语言风格。
《西厢记》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剧本中的唱词、道白与人物性格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崔莺莺的道白委婉含蓄，唱词缠绵悱恻；张生的道白直率，唱词富于文采；红娘的道白泼辣，唱词质朴活泼；老夫人的道白僵硬；惠明的道白粗犷，唱词豪迈慷慨；郑恒的道白浅俗。这些人物语言的特点，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分，又随着人物思想的变化而变化，使剧中人物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