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宾、费唐臣、庾天锡
在元代，还有一位艺人作家是大都人，这在现今知道的为数不多的艺人作家中是罕见的。他就是张国宾。有人称为张国宝，或为张酷贫，这可能是因字、因音产生异义后，以讹传讹而成。历史记载他曾任喜时营教坊勾管。“勾管”似为“管勾”之误，因《元史·百官志》中曾设有“管勾”一职，即在教坊司中掌管艺人演出的职位。从张国宾伎艺人兼剧作家这个身分来看，他担任这个职务非常适合。贾仲明作《凌波仙》吊词说：“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饱食终日心无用。捻汉高祖歌大风，薛仁贵衣锦峥嵘，七里滩，臣辞主，汗衫记，孙认公，朝野兴隆。”
张国宾所作杂剧有5种：《汉高祖衣锦还乡》、《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薛仁贵衣锦还乡》、《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和《罗李郎大闹相国寺》。除上述前两种已佚外，后三种皆存于世。
尽管说张国宾是大都人，他的剧本也曾在大都刊印，但是，张国宾的活动范围可能不会仅限于大都一地。从他现存的《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和《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来看，张国宾对中原名城开封颇为熟悉，总是将故事情节与著名的大相国寺结合起来。在《相国寺公孙汗衫记》中，元刊本和《元曲选》本皆提到张员外在马行街开了一个解典铺，这个地方并非虚构，从北宋以来，马行街就是现今开封的重要商业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关于“马行街”的多处记载：“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另外，在《东京梦华录》卷三，还有专门叙述马行街周围商铺情况的条目，其一为“马行街北诸医铺”，其二是“马行街铺席”，由此可见马行街周围商贸繁华的盛况。张国宾将时间背景安排在此，是有他的用意的。在这个热闹的所在，展开故事情节，更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罗李郎》一剧中的罗李郎来到京师汴梁寻找汤哥，在客店住下后，准备到相国寺游玩，张国宾借剧中人之口，展示汴梁城的风物：“恰离了招商打火店儿，早来到物穰人稠土市子，好门面，好铺席，好库司，门画鸡儿，行行买卖忒如斯。”
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土市周围商铺妓馆甚多。正像作者所描述的，“好门面，好铺席”。“铺席”是店铺的另一种说法。妓馆所在街道称为鸡儿巷，罗李郎所看到的“门画鸡儿”，可能是妓馆的幌子。张国宾作为元代前期作家，对金代仍作为国都的汴梁的繁华情况非常熟悉，因为张国宾所处时代距宋金不远，所以市容依旧。现在开封已将“土市子”改名“土街”。从地理位置上看，土市子距大相国寺相距不过千米，罗李郎三转两转就找到了在相国寺服役的汤哥。
从张国宾的剧作所透露的信息来看，虽然文献记载的是大都人，但是其行止不仅限于大都一地，因为沿黄河两岸，从平阳，至彰德、汴梁和东平一线，元杂剧更为风行，作为“教坊管勾”的张国宾很有可能也在此活动过，因此，创作出两部与相国寺有密切关系的戏不足为怪。不能因为《录鬼簿》中张国宾名下没有这个剧目，就说他不是这部戏的作者。在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情况下，仍依《元曲选》，将《罗李郎》一剧列入张国宾名下。
《汗衫记》、《罗李郎》的情节结构相似，《汗衫记》写张员外一家行善反遭人暗算的故事，与《罗李郎》一样也反映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坏人终于得到惩罚的愿望。《罗李郎》与《汗衫记》不同的是，张员外因收留不明底细、心术不正的陈虎而惹祸在身，罗李郎家中的侯兴是三代家奴，却依旧垂涎主人的财产和主人的儿媳。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元代思想混乱，没有是非标准，致使很多人不知恩图报，反而恩将仇报的事屡屡发生，张国宾在两部剧中都极力阐明自己对道德沦丧的忧患。
张国宾还对人走上歧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择友不慎，交友不善，小人拨乱其间是导致灾祸发生的重要因素。张孝友因和陈虎结义为兄弟，受他的蛊惑，竟然抛家舍业，要去徐州求子，最终却落得个被人图财害命、妻子被陈虎霸占的下场。《罗李郎》中的汤哥交了一群酒肉朋友，不学正道，再加上受侯兴诳骗，被关进大牢，吃尽了苦头，妻离子散，如果不是罗李郎寻找，情况可能比张孝友还惨。张国宾的这些剧作，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无非均是告诫人们要积极向善，不要重蹈剧中表现的那种人的覆辙，而蕴含着忧患意识，即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深深忧虑。
张国宾作为一个艺人作家，对人物的刻画，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在《汗衫记》中，当张孝友向父亲提出认陈虎做兄弟时，其父以其丰富的人生经验就感觉出此事不妥，就用陈虎“生的有些恶相”的理由相规劝，可是张孝友就是不听，戏剧冲突就此展开。张孝友又决意要去东岳神庙求神。张员外愤怒至极，认为这种想法非常荒诞：“且休说阴阳的这造化，许来大个东岳神明。他管你什么肚皮里娃娃。我则理会的种谷得谷，种麻的去收麻。”可张孝友不听父亲劝阻，一意孤行，直至发展到以自杀相威胁，张员外无奈只得由他而去。但最终的结局验证了张员外的看法。
《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汗衫记》
《罗李郎》中对汤哥醉态的刻画，是在元杂剧人物画廊增加了一个奇特的艺术形象。在元杂剧中，这种形象并不多见。其中汤哥醉后的表现简直可以和侯宝林相声中的醉汉相媲美：
〔净做醉科上去〕众兄弟少罪少罪。一席好酒，我汤哥今日有一个新下城的旦色，唤做什么宜时秀。好个姐姐！感承我那众弟兄作成我入马。众弟兄安排酒，买了二十瓶，推到十瓶，蹇了五瓶，打了三瓶，丢了二瓶，不觉怎么醉了。好姐姐唱了一日，不曾听得一句，知他唱得是什么？则记得临上马钟刚唱了一句〔做唱科〕零落了梧桐叶儿。则唱了这一句，我又吃了八十四种。〔侯兴见科云〕小哥，你醉了也。〔净打侯科云〕我怎曾醉？
如果不是极具幽默感的作家，是写不出这样生动形象的台词的。
张国宾的另一部戏《薛仁贵衣锦还乡》，是人们公认的比前两部戏还要优秀的作品。该剧是一部历史故事剧。薛仁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唐书·薛仁贵传》称，薛仁贵是绛州龙门贫民，父母死后，妻柳氏劝他从军，后功成名就。但从没提娶皇帝女或徐茂功女之事。张士贵是唐太宗手下大将，也从没冒薛仁贵功劳的事。“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尽管确有其事，但那指的是新疆的天山，并不像剧中所说与高丽作战时所发生的事。《薛仁贵衣锦还乡》是在民间故事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薛仁贵衣锦还乡》一剧的情节结构都比较复杂，第一折就转入薛仁贵得胜回朝，与张士贵要辩明谁是“三箭定天山”的功臣。庞大的战争场面及战争过程一笔带过，重点表现的是薛仁贵、张士贵、杜如晦和徐茂功之间的戏剧冲突。
张国宾在剧中，很强烈地反映出普通百姓通过自己的一身本事，来博得个封妻荫子的美好愿望。文人学士试图凭着一手锦绣文章要平步青云，壮士武夫则想一刀一枪，血战沙场搏出个功名，因为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平民百姓的唯一晋升途径，所以演出这样的故事，就很容易和观众形成共鸣。并且，在张国宾所处的元初，汉族百姓毫无晋升希望的情况下，这种愿望尤为强烈，这种戏更能打动观众。
以今人的眼光看，薛仁贵封妻荫子、阖家团圆的故事未免落入俗套，但从艺术角度来看，张国宾剧作颇具匠心。如第一折中薛仁贵与张士贵比剑之后，薛仁贵饮了御酒就醉了过去，梦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见其父悲惨的生活情况，这样为后来衣锦荣归做了铺垫，形成强烈对比。打破了“四折一楔子”这一狭隘的空间，使折与折之间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其次，作为艺人作家，张国宾的笔下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下层生活的熟悉，如伴哥见到小时候称为薛驴哥的薛仁贵时，回忆起他们儿时的生活使人感到非常亲切：“俺两个也曾麦场上拾谷穗，也曾树梢上摘青梨，也曾倒骑牛背品腔笛，也曾偷的那生瓜连皮吃。”这一连串的少年在农村的生活写得如此的生动有趣，如果没有厚实的农村生活体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唱词的。
在剧本体制方面，张国宾突破了“四折一楔子”的限制，在《罗李郎》中大胆使用两个楔子，这是从场上及完成剧情的需要而设置的，在元杂剧中并不多见，以后在明杂剧中，这种情况才逐渐多了起来。
费唐臣，大都人，是杂剧作家费君祥之子。费君祥是关汉卿同辈人，两人有交游的记载，《录鬼簿》曾经说费君祥是“大都人，唐臣父，与汉卿交，有《爱女论》行于世”。《爱女论》是否是费君祥的剧本，还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曾著有杂剧《菊花会》一种。费唐臣著有杂剧三种：《贬黄州》、《斩邓通》和《韦贤籯金》。今存《贬黄州》一种。
《贬黄州》一剧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段真事，苏轼由于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于是，受到李定、张方平等的栽赃与陷害。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作为一名在元代被评价很高的剧作家，费唐臣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写作的。对苏轼进行诬陷的李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过对苏轼攻讦的不止他一人，另外还有舒亶、王圭、李宜之、沈括等人。不过，剧作家从方便演出的角度出发，浓缩众多人的言行，写出李定这个代表人物，他奏本给皇帝说：
御史臣李定等言，今有翰林学士苏轼，章句腐儒，骤登清要，志大言浮，离经畔道。论新法而短毁时相，托吟咏而谤讪朝廷，实有无君之罪，难逭欺上之诛，且如题《古桧》云：“根到九泉无屈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示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不明法以课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造物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铁，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如此之类尚多，伏主圣明早加显戮，以息怨谤。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像前面提到的苏轼在诗中用了“蛰龙”二字，历史上就确有王圭将此作为苏轼的一大罪状上告皇帝，连皇帝本人也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牵强，认为提到龙未必就是指皇帝，因为诸葛亮还称卧龙呢！
尽管对苏轼的指控是这般荒唐可笑，但苏轼还是于元丰二年（1079）被捕下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位于长江中游，距离武汉三镇不远，中国历史上不少英雄豪杰在此展开厮杀，但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却在文学上带来巨大的收获，著名的黄州赤壁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他在黄州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像《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费唐臣的《贬黄州》一剧，就是这段历史的再现。
此剧由于其文词俊美，因此受到很多文人的欣赏，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对元代187位曲家进行点评，将其列在显赫的第六位置，可见费唐臣在词曲方面的功夫。朱权的评价是“费唐臣之词，如三峡波涛。神风耸秀，气势纵横，放则惊涛拍天，敛则山河倒影”。并且说，“自是一般气象，前列何疑”。确实，费唐臣的曲词气魄宏大，在有的方面颇得苏轼词章神韵，如第一折苏轼所唱〔仙吕点绛唇〕曲：“万顷潇湘，九天星象。长江浪，吸入诗肠，都变得豪气三千丈。”
在第二折中，苏轼被贬黄州，在风雪之中感慨万千，这些唱段也是费唐臣最为用力的地方，其〔滚绣球〕曲云：
拨墨云垂四野，铸银河插半天。把人间番做了广寒宫殿，有一千顷玉界琼田。这其间骚客迁，朝士贬，五云乡杳然不见，止不过隔蓬莱弱水三千。不能够风吹章表随龙去，可做了雪拥蓝关马不前，哽咽无言。
费唐臣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曲词，主要是在思想上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前辈在精神上有所沟通，写苏轼的困厄其实是将元代知识分子命运通过苏轼之口曲折反映。通过苏轼的遭遇，也表达了剧作家的人生态度。剧中写当苏轼被召回京，重又见到皇帝的时候，却对使自己受尽羞辱的杨太守宽宏大量，认为“炎凉趋避，亦时势之自然”，并不计较。宦海的沉浮使他萌生了归隐山林的念头，他在全剧最后的两支曲子中唱道：
〔雁儿落〕臣宁可闲居原宪贫，不受梦笔江淹闷。乐陶陶三杯元亮酒，黑娄娄一枕陈抟困。
〔得胜令〕则愿做白发老参军，怎消得天子重儒臣。那里显骚客骚人俊。到不如农夫妇蠢，绕流水孤村。听罢渔樵论，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
这种归隐思想在元代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只不过苏轼是因卷入到政治斗争当中而觉得世道黑暗，而费唐臣则在元代异族统治之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但两者之间的心理是相似的。这种处世态度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因此，在元杂剧中写苏东坡及苏东坡出世思想的作品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可以看到的除《贬黄州》外，现存剧本还有无名氏的《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此外还有剧本已佚的《醉写满庭芳》、《苏东坡夜宴西湖梦》和《佛印烧猪待子瞻》等。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东坡戏”，大概与宋元以来关于苏东坡的话本与民间传说很多有关。由于苏东坡才华过人，机智幽默，在有些剧目中已变成喜剧性人物。这是苏东坡形象在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变异。
然而，费唐臣在曲辞方面着力甚多，已显露出写“案头之曲”的端倪。从《贬黄州》整个场面来看，戏剧吸引人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如激烈的矛盾冲突，曲折复杂的情节，在这出戏中，表现得都不够充分。在表现苏轼困窘状态时，也是一笔带过，本来需要戏剧动作完成的，在这里却用曲辞说明。如果从演出角度分析，这出戏只适合在小范围内文化程度很高的观众中演出。虽然说朱权对其评价甚高，但实属个人偏好。费唐臣在元代戏剧史上终归难成大家。
孙仲章，大都人，《录鬼簿》称他或叫李仲章。所作杂剧三种，《开封府张鼎勘头巾》、《卓文君白头吟》和《金章宗断遗留文书》。后两种均不存。
关于《开封府张鼎勘头巾》一剧，由于《录鬼簿》“孙仲章”名下并无此剧，只在陆登善名下有《张鼎勘头巾》一剧，所以，尽管《元曲选》指明《勘头巾》为孙仲章，但有些著作却将此剧定为陆登善著。但是这样的判断并无多少充分的依据。理由有三：一，臧晋叔编《元曲选》的时代距元代并不远，臧氏拣选那么多元剧剧本，对元剧研究还是非常透彻，非常熟悉的，张冠李戴的事不大会出现。二，陆登善名下的《张鼎勘头巾》所依据的是清本曹楝亭的《录鬼簿》，而比它早的明代天一阁本却没记载，岂不怪哉？另外，仅凭五字剧名就说现存的《勘头巾》一剧是陆登善作，也不确凿，因为元剧中同一题材多人写作的事并不鲜见。三，从剧作本身来看，该剧作者即使不是大都人孙仲章，也应该是一个北方人。而从陆登善的身世看，他写出这样的剧本的可能性不大。《录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条下载：“登善字仲良。祖父淮扬人，江淮改浙江，其父惟典掾来杭，因而家焉。为人沉重缄默。能词、能讴，有乐府隐语。”由此可知，陆登善是元代后期作家，因为他与钟嗣成是同时代人，家居杭州。元代后期，杂剧南移，杭州是杂剧在南方活动的中心。作为南方人陆登善参与其中，当不是怪事。可是《开封府张鼎勘头巾》中所用语言与元代前期杂剧相似，剧中的风土人情和饮食习俗都是北方风格，南方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可能性不大。剧中所写河南府，即现在的开封市，剧中人所用语言，到现在为止，仍活生生地流传在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语言中。如王小二在第一折中去刘员外家讨东西，开口说：“你看我那造物，不见一个人，当门卧着一只恶犬。”“当门”即家里的门厅，即对着出入房间大门的那块区域。除了冬天，开封人有白天打开大门的习惯，所以王小二一眼就可以看到屋里的狗。其次还有“发狂言信口胡喷”、“草苫儿”、将人打得“血淋胡剌”，这些语言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另外，该剧提到一食品名字也是证明作者是北方人的有力佐证。在张鼎问王小二有关案情时，曾问王小二是否吃饭，王小二回答：“我去年八月吃来。”于是，张鼎就令张千为王小二下合酪吃。合酪又称河漏、合落、饸饹。合酪是北方的一种食品，它是由荞麦“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油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尚，供为常食”[10]。荞麦性寒，北方多有种植，元朝大都周围的农村都种荞麦。合酪就是将荞麦面揉成面团后，放进木桶状带有网眼的圆槽中，用木棍挤压成面条。这种食品，笔者少年时还在食用。合酪煮熟后放上葱花、韭菜，吃起来非常筋道。所以，王小二在剧中两次提到，要让张千多放花椒葱油，看来这种食用方法，从古至今都无多大变化。荞麦面不易消化，像吃了荞麦合酪，“饱而有力，实农家居冬之日馔也”[11]。合酪不见于南方，虽说江南亦有荞麦，但江南人则将荞麦“磨食，溲作饼饵，以补面食”[12]。所以，陆登善作为杭州人不大可能这么准确地描写剧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因此，可以说孙仲章即使不是大都人，肯定是北方人无疑。
作为大都人的孙仲章将《勘头巾》的故事地点，选在北方人所熟悉的开封府，就不足为怪了。《勘头巾》是一部情节曲折复杂的剧作。整个戏剧的情节前后照应，丝丝入扣。故事一开始讲的是贫民王小二到财主刘平远家讨要东西，讨要未成，与刘平远发生争执。王小二一气之下说要杀了刘平远。刘妻要王小二立下文书，要保刘平远百日内无事，如有事，就拿王小二是问。而此时，刘平远妻与道士王知观私通，谋害了刘平远，栽赃给王小二，说他杀了刘平远并偷去了刘的头巾。赵令史更以王小二立了文书为由，逼王小二承认杀了刘平远，还承认将头巾和银子埋到一井口旁的石板底下。而王小二屈打成招的事，恰被望京店打草苫儿的人听到。打草苫的人到衙门里要草苫钱不成，反而被拷打王小二的景象吓了一跳。在回家的路上正碰上真正的杀人凶手王知观，慌乱中把自己的可怕经历说了一遍，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赶快把头巾和银子按王小二说的地方将赃物埋好。而官差取到之后，东西就成了定王小二杀人罪的物证。六案孔目张鼎见物证很新，而刘平远已死半年，遂起疑心，指出案情有疑点，上司限他三日内查清。张鼎细心审问，找到问王小二案的证人，查到蛛丝马迹，一举查明刘妻与王知观合谋杀害刘平远，并向赵令史行贿，往王小二身上栽赃的事实。
由上可见，孙仲章的戏剧构思极为工巧，似是信笔拈来的一些生活细节，却是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就像第一折刘平远与王小二发生冲突后，刘妻让王小二立下保证文书，观众一般认为，这是妻子为了保证丈夫安全，属情理之中的事。没想到后来事情急转直下，刘平远被杀，王小二被诬为杀人凶手，出乎观众意料，但从逻辑上讲又显得合情合理。一下子就掀起了整个剧情的波澜。继而，张鼎为了在三天之内破案，正在毫无头绪时，忽然又发现线索。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事件的结局已定，却又峰回路转，剧作家是非常会抓观众心理的。在元剧很多作品还很直白浅露的情况下，《勘头巾》能独具匠心，非常难得。
《勘头巾》塑造了张鼎形象。他是元杂剧“清官断狱”剧的清官能吏之一。在元杂剧中，清官是王翛然、包待制，能吏就是张鼎。元剧中另一部张鼎断案剧是孟汉卿的《张鼎智勘魔合罗》。张鼎是河南府六案都孔目，只是具体的办事人员，不是像王翛然、包拯那样的官员。张鼎在《勘头巾》中说：“想俺这为吏的人非同容易也，大凡掌刑名的有八件事。可是那八件事？一笔扎，二算子，三文状，四把法，五条划，六书契，七抄写，八行止。”基本上都是事务性的工作。只是由于处于统治层的蒙古、色目官员水平太低，对“物情民事，一无所知”[13]，所以只能将管理事务交给大多由汉族知识分子出任的小吏来担任。张鼎就是一名出色的能吏。剧作家虽然让他以吏的身分出现，但是仍把他当成清官来刻画的。他清正廉洁，不盘剥百姓，秉公办案，不惧个人安危，上司让他三天破案，破不了案就要受到处罚，他揽下了“不分明的腌勾当”，说明他责任心强，敢作敢为，敢于为民作主。此外，他机警过人，发现有冤狱后，就去寻找蛛丝马迹，终于破了大案，还王小二以清白。
总的来说，《开封府张鼎勘头巾》在元代公案剧中是一杰出的作品，丰富了清官断案剧的内容，也使张鼎这个“能吏”形象与其他“清官能吏”形象交相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