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思想与人物
王实甫在《西厢记》的最后一折的〔清江引〕曲中写道：“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即是《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剧本通过对崔莺莺、张生爱情的描写，抨击了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在元代曲作家的作品中这一思想不断被表述着：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第四折李千金唱着：“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关汉卿的《拜月亭》第三折王瑞兰唱道：“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商挺的〔双调·潘妃曲〕云：“频祝愿，普天下心厮爱早团圆”。白朴、关汉卿、商挺所表达的都是被拆散、分离的已婚夫妇的良好祝愿。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所表达的是对未婚而“有情的”青年男女的祝愿。这个祝愿就蕴涵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即爱情婚姻自由自主。而“有情的”三个字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姻眷”、“夫妇”、“心厮爱”广得多，因此清代毛奇龄将这三个字称为戏眼[16]。这一主题思想也表现出了对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的反叛精神。《西厢记》不同于元代一些爱情婚姻剧，如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带有一个家长指婚的套子，而是完全地由青年男女自己选择。在对主人公爱情的描写上，也没有停留在一见钟情这一点上，而是通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让莺莺与张生彼此钟情的内涵更加丰厚。莺莺爱慕张生的过人才华和急人之难的品格；张生不仅倾心莺莺的外貌，而且仰慕她外柔内刚的内心美，从而赋予作品更强的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力度。
明崇祯刻本《西厢记》双文小像
莺莺和张生对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的彻底反叛，还体现在他们爱情的无比纯洁上。他们把爱情置于门第财产之上。张生虽是尚书后代，却“只留下四海一空囊”，莺莺却以身相许，决无门第财产之念，而张生也丝毫未因莺莺是相国之女而有所怯懦。“白马解围”后老夫人悔婚，要送报酬给张生，也遭到张生的拒绝。这说明在莺莺与张生的爱情观念中，“才”、“情”要远远高于门第财产。莺莺和张生把爱情也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王《西厢》改变了董《西厢》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莺莺临别劝勉张生“必第高第”的情节，而代之以长亭送别时，莺莺反复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因为她不愿意“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这与《曲江池》中李亚仙的督促郑元和博取功名不一样，王《西厢》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
正因为崔莺莺、张生爱情的纯洁，与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决裂的彻底，使得《西厢记》的矛盾冲突异常尖锐。围绕着主题，剧本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即维护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与追求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矛盾对立的双方，一方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门阀家长制度，一方是以莺莺、张生为代表的婚姻自主、爱情至上的青年男女。在表现矛盾冲突的过程中，王实甫《西厢记》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很出色，尤以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为最鲜明，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成功的人物形象。
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戏曲史上最为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是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反叛封建礼教的典型形象。她是相国家的小姐，身上封建家庭的修养印记非常明显。但她富有反叛的精神，早在未遇张生时就有所反映，即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表现出不满：“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王实甫以细致的笔触刻画了崔莺莺思想性格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在王实甫的笔下，崔莺莺深沉、含蓄、有主见，在凝重中包含着激情，于矜持里透露出沉稳。莺莺的矜持主要表现在红娘面前所持对张生的态度。这一方面要归于她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表现了她的沉稳，正是王实甫塑造的莺莺形象丰富引人之处。她从第一次与张生见面时的一见钟情中情不自禁的流露，到月下联吟、寺警、听琴、闹简、赖简、长亭送别，与其说是矜持与羞怯，不如说是沉稳。她在考验张生是否如她一样的一往情深，考验张生是否可托终身。因为对莺莺这样一个女子说来，迈出爱情、婚姻自主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王实甫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从莺莺的每一步、每一细微的心理活动以及言行的变化都是入情入理的。
《秘本西厢》“窥柬”
张生的形象、自元稹的《莺莺传》经过民间说唱，到董《西厢》、王《西厢》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董《西厢》始，张生不再是薄行文人，成了一个对爱情真挚执着的书生。但《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张生在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尚有不必要的自我夸饰，如寺警中莺莺欲自杀时，张生“拍手笑”着跳出来说：“不是咱家口大，略使权术，立退干戈，除却乱军，存得伽蓝，免那僧众灾祸。您一行家眷须到三五十口，大小不教伤着一个。恁时节，便休却外人般待我！”这些夸夸其谈的言辞不合张生满腹经纶的才子身分和性格；《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也表现了不应有的软弱和动摇，当张生得知老夫人将莺莺许给郑恒时，居然想：“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王实甫在继承了董《西厢》张生形象成功地方的同时，改变了许多性格上、言行中不合理的成分，使张生成为一个志诚而近乎痴的“傻角”。他自遇见莺莺，便神魂颠倒，决定“不往京师应举”留在蒲州。为了追求莺莺，他设法住进了普救寺，接着以身世表白、月下吟诗、闹道场来表达他对莺莺的一片痴情。“白马解围”虽使他与莺莺的爱情合理化，但老夫人的赖婚，又使他的爱情受到挫折和考验。于是他的一片痴情感动了红娘，在红娘的勇敢帮助下，有了弹琴、寄简，直至与莺莺的自由结合。不再有过多的夸饰，不再有对情感的动摇、软弱，而是一片痴情和志诚，王实甫的张生形象塑造是创新的、成功的。
红娘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成功的婢女形象。她有正义感，聪明伶俐、热情泼辣。在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红娘即以她的热情和富正义感起到了促使莺莺与张生结合的作用，董《西厢》对红娘的性格又有所增饰。到了王实甫笔下，红娘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光彩照人。虽然她只是一个婢女，但在崔、张爱情中，她既是见证人，又是促进者。她不满老夫人背信弃义，同情莺莺、张生的爱情遭际，因此她为他们传话、传书送柬，将莺莺、张生的消息和思念之情及时通报对方。有时，红娘不被莺莺、张生完全信赖和理解，对张生的痴狂、莺莺的矜持她也有讥讽，但这并不妨碍她热情地为他们出谋划策。红娘在王《西厢》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过流传的崔、张故事。王实甫对红娘形象的着意创造，使其不仅是崔张二人书柬的传递者，也是二人思想交流的中介人。二人对对方的印象、期盼很多是通过红娘之口述说出来的，二人对老夫人赖婚的不满和反叛也借红娘之口来抒发。在《拷红》中，红娘力数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可以说，《西厢记》中红娘的活动，几乎掌握了全局。如果没有红娘，莺莺未必有胆量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崔、张爱情不能得以成就姻缘，剧本情节发展也没有这般严密、丝丝入扣。
老夫人的形象在王《西厢》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满。老夫人是崔张爱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代表着封建门阀家长制度。她严守礼教、看重门第，一再阻拦莺莺和张生的自由相爱。在寺警的危难之际，她束手无策，不得已选择了莺莺提出的许婚退兵之计，因为前二计更令她难以接受。但是白马解围后危机过去，她变为赖婚。面对张生的责问，她振振有词：“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从其言行可以看出，封建婚姻制度、家世利益、门第观念深深渗透在她的思想中。然而她始料不及的是，正是她的阻挠，使莺莺、张生坚定了追求爱情自由的决心，也促使莺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老夫人的形象塑造的是成功的。她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保守的封建家长。虽然她爱自己的女儿，并不想使女儿不幸，但在她心目中，女儿的幸福远远比不上家世名声和门第财产。
《西厢记》的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是紧密联系的。莺莺和张生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性格，与老夫人恪守封建礼教和门第观念的守旧性格，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而思想、性格上的对立，导致了赖婚、逼试等正面冲突。可以说其中戏剧冲突是由人物思想、性格的对立引发的，而戏剧冲突又反过来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的思想感情更为深邃，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剧本主题更加鲜明。崔、张爱情的最后胜利，冲破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樊篱，家长包办婚姻的阻碍，实现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