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中等辈伏低”
王实甫是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他的杂剧《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杰作。和大多数元代杂剧作家一样，王实甫的生平事迹不可确考，其名字、籍贯、生卒年代以及《西厢记》的著作权，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问题。最早记录王实甫的名字、籍贯、作品的文字资料是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天一阁本《录鬼簿》在王实甫下注：“德名信，大都人。”“德名信”或为“名德信”，或为“字德名信”。孙楷第据苏天爵《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1]，考元代名臣王结之父王德信是定兴（今河北定兴）人。当然定兴县也属“腹里”，也可以说是“大都人”。文中说：“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母张氏，封太原郡夫人。”孙楷第疑其为曲家王实甫。苏天爵此文撰于重纪至元三年（1337），王结逝世的第二年。王结终年62岁。从其父母均有封无赠看，应尚在世，年当在80岁以上了。《元史·王结传》及苏文都没有其父王德信的具体事迹，也没有提及名噪元代的《西厢记》和其他作品。《录鬼簿》按钟嗣成《自序》完成于至顺元年（1330），后来当又作了增补，故邵元长所作《序》称“丁丑孟秋”（1337）曾见过钟嗣成，“示余以新编《录鬼簿》”。而此时王实甫夫妇若还健在，《录鬼簿》则不当将其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项下（曹楝亭本）。因此，王实甫为王结之父的说法，还大有可疑之处。当然，从王实甫现存的散曲套曲〔商调·集贤宾〕《退隐》来看，他可能青壮年时期曾热衷于功名，或者做过一段官，后来才退隐的：“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退一步乾坤大，绕一着万事休，怕虎狼恶图谋”；他至少活了60岁：“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干支周遍又从头”。这倒与王结之父的经历相似。
最早明确提出王实甫年代的是王国维。他在《曲录》中根据王实甫《丽春堂》杂剧歌颂金源圣主和描写金人生活习俗等内容，推断王实甫是“由金入元”之人[2]。而关于王实甫的生活年代，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由金入元，与关汉卿相仿佛。实际上，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的生活年代要晚于关汉卿。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写成五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的规模，显然不是杂剧前期甚至初期可以做到的，而是在元蒙统一了中国之后，北杂剧迅速流布南方，北杂剧与南戏得以在艺术交流基础上完成的。北杂剧影响南戏是显然的，从题材的广泛性和现实性到曲调的融为“南北合套”等；南戏对北杂剧也有重大影响，如突破四折一楔子的体制，出现了五折、六折，以至像《西厢记》二十折、杨景贤《西游记》六本二十四出等形式。《西厢记》在杂剧体制上的突破是了不起的，它不仅在戏剧的规模上实现了长篇化，结构上保持了北杂剧固有的长处——严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正末、正旦主唱到底的模式。如第一本“楔子”中，就有并非正旦的老夫人和莺莺并唱；第二本第二折由并非正末的惠明主唱；第三折由红娘主唱；第三本由红娘主唱；第四本第二折红娘主唱，第四折张生、莺莺并唱；第五本第三折红娘主唱，第四折红娘、莺莺、张生并唱等等，都对北杂剧原有的体制大大突破了，使杂剧向更完美、更有表现力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据蒋星煜考证，《西厢记》无论在剧名、音韵、语言、唱法、套曲、编集，还是篇幅诸方面都受到南戏、传奇的影响[3]。
《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名句“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出自马致远散曲〔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四围山一竿残照里”，说明王实甫年辈并不长于马致远（约1250至1321—1323）。另外他的《丽春堂》杂剧第三折完颜乐善唱的“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以及“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绿蓑归去”，出自白无咎（即白贲，号无咎，钱塘人，主要活动于元贞到至治时期）的〔鹦鹉曲〕（即〔黑漆弩〕）。与白无咎约略同时的散曲家冯子振（1257—1314）曾专门和〔鹦鹉曲〕，并在小序中说：“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灸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冯子振和了上百首，为一时之盛事。有的学者以为是白无咎蹈袭了王实甫的名句，恐不能成立[4]。《丽春堂》杂剧第二折完颜乐善唱〔满庭芳〕中“则你那赤瓦不剌强嘴，兀自说兵机”的“赤瓦不剌海”丢了个“海”字是女真语；第四折众官云：“……一壁厢虎儿赤那都着与我动乐者”的“虎儿赤”是蒙古语，即“乐队”、“奏乐人”之意。这说明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某些蒙古语才可能被民间接受，并反映到戏曲中。这些都说明，王实甫的生活年代，当晚于关汉卿、马致远，主要活动于大德（1297）到天历（1330）年30年间。从文字风格看，现存的《丽春堂》、《破窑记》可能都写于《西厢记》之前，二剧没有突破旧规的尝试，文词也不如《西厢记》那样韵味淳厚、辞藻美艳。
王实甫作杂剧十四种，今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三种，《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信安王断没贩茶船》二种有佚曲传世，其他《赵光普进梅谏》、《贤孝士明达卖子》、《厚阴德于公高门》、《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作宾客陆绩怀橘》、《诗酒丽春园》、《双蕖怨》、《娇红记》等九种全佚存目。王实甫另有散曲小令一首，套曲二支，残套一支。王实甫的剧作以《西厢记》最为著名，被誉为“天下夺魁”之作[5]。《西厢记》在元代很风行，但记载极少，只是在《中原音韵》、《录鬼簿》中透露出一点消息[6]。自明代，“西厢热”始终不衰，版本迭出，注家纷起。戏曲家给予一部剧作这么多关注，在元代杂剧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代中叶以后，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或续作者，曾出现种种异说：有王实甫作说，有关汉卿作说，有王作关续说，有关作王续说，有关作董续说，乃至有不知名作者所作说等等。迄今为止，因《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距《西厢记》的创作年代最近，其记载王实甫作《西厢记》依旧是权威记载。
《丽春堂》、《破窑记》是王实甫留存下来的两部剧作，它们的题材都有一定史实为依据。《丽春堂》是写金代统治者内部的一场风波。金国皇帝在御园赐宴群臣，设射柳会，射中者有奖。右丞相完颜乐善射中了，得到了锦袍玉带的奖励，右副统军使普察氏汉名李圭心中不服。次日皇帝又在香山设宴，李圭与乐善打双陆，先输后赢了完颜乐善，要给老丞相抹黑脸，乐善不许并动手打了李圭，违反了圣旨的规定。皇帝将乐善贬到济南闲居。后来“草寇作乱”，皇帝又念乐善的武功，调他回朝去“收捕草寇”。“草寇”闻知完颜乐善挂帅征讨，纷纷投降。皇帝因令乐善官复原职，并赐黄金千两，香酒百瓶，在他家的丽春堂摆宴庆贺。李圭也来负荆请罪，两人重归于好。这本戏赞颂了为国立功、度量宏大的精神，颂扬了内部团结，文辞本色、生动。
《破窑记》写宋代名臣吕蒙正和其妻刘月娥的故事。吕蒙正和寇准一贫如洗，空有济世之才，同住在洛阳城外破窑之中。富豪刘仲实命女儿刘月娥设彩楼抛绣球招婿。刘仲实指望能招个官宦富贵人家的儿男，结果绣球打中了一个寒儒吕蒙正。刘仲实嫌他太穷，想“与他些钱钞打发回去”。刘月娥则不计较贫富，想找一个“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的人。她认为“心顺处便是天堂”，坚持要嫁吕蒙正。刘仲实大怒之下将他们赶出家门。他们住在破窑之中，讨乞为生。吕蒙正每天去白马寺领一份斋饭。刘仲实为激发吕蒙正上进之心，特到白马寺请长老斋后鸣钟，使吕蒙正赶不上斋饭。他又带女儿的衣食去看望女儿，月娥一概不受。恰在此时，有友人赠寇准银两。吕蒙正和寇准一起进京应试。十年后，二人都做了官。吕蒙正试探并证明刘月娥坚贞，夫妻团圆，但二人不肯认刘仲实。后经寇准说明真象，翁婿和好。据《宋史》记载，吕蒙正是河南人，寇准是陕西人，二人并无同住洛阳城外破窑读书、彩楼招亲之事。而《宋史·吕蒙正传》载吕蒙正之父龟图于“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沧踬窘乏。”吕蒙正与其母生活可能不宽裕，但尚不至于住破窑、就食寺庙。吕蒙正未达时的穷困落魄，恐更多地来自民间传说[7]。王实甫此剧主要根据流传故事加以铺排，歌颂了刘月娥婚姻不论穷富，追求有恩有义“知敬重的画眉郎”，并甘愿受苦，“待时守分”，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
《丽春堂》和《破窑记》二剧，远不如《西厢记》的风韵美艳，辞藻华丽，更不如《西厢记》人物典型，主题深刻。所以贾仲明赞誉“《西厢记》天下夺魁”，朱权《太和正音谱》评王实甫的风格为“花间美人”，金圣叹将《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传》并列为“六才子书”。郭沫若在《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中谈到元曲时说：“以近代的眼光以观其结构，虽不免时有古拙陈腐之处，然为时已在500年前，且于短时期内成就得偌大个建筑，人们殆不能不赞美元代作者之天才，更不能不赞美反抗精神之伟大！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