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忠孝廉节
忠孝廉节碑 拓本
简析
碑刊立于讲堂南北两壁，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手书。现存碑刻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忠孝廉节”四字分四通，榜书行书，青石。“忠”字碑，纵213厘米，横141厘米，刊于讲堂北壁西侧。“孝”字碑，纵211厘米，横140厘米，刊于讲堂南壁西侧。“廉”字碑，纵212厘米，横141厘米，刊于讲堂北壁东侧。“节”字碑，纵213厘米，横139厘米，刊于讲堂南壁东侧。题款为正楷。“忠”字碑右上刻有“宋晦庵朱子书”（“晦庵”为朱熹的名号）。“节”字碑左上有“皇清道光丁亥后学欧阳厚均敬立”。四通碑皆刻有勒石人姓名，“忠”字碑勒石人为：长沙王粹涵、饶先翥，善化文德厚、萧明哲，善化吕国纪、谭国蕃；“孝”字碑勒石人为：零陵陈敬治，新化段自纯，零陵萧厚光、蔡学沈、伍丹山、颜宗典；“廉”字碑勒石人为：湘潭向简修，衡山周祜，益阳詹能范，沅江皮浚元，耒阳李绍奎、谢斌；“节”字碑勒石人为：桂阳州李敏基、秦廷璁，武冈州张崇镛、张和，临武傅汝梅、杜曰珩。
湖南出现“忠孝廉节”四字石刻还有四处，其中有三处在永州，分别在东安文氏宗祠、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月陂亭和零陵福寿亭。据传文氏宗祠的“忠孝廉节”是其他两处的母本，可惜已毁于战火，上甘棠月陂亭和零陵福寿亭两处石刻皆有存。上甘棠月陂亭的保存相对较好，“忠孝廉节”四字额首有“大宋忠臣文山公书”，落款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永明县（江永古称，笔者按）正堂黄平王伟士临”。王伟士，字少義，号诚斋，贵州黄平人，曾任湖南永明县知县。据传王伟士临摹的就是东安文氏宗祠内的“忠孝廉节”。
第四处在长沙博物馆，系长沙学宫（孔庙）遗址发掘所得，仅存“廉”“节”两通。碑为青石，纵200厘米，横134厘米。“节”字碑落款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吉日摹刻，宋文天祥书于□□□”。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县学宫碑刻云：“庙之左偏为明伦堂，高二丈六尺，阔三丈九尺，深三丈七尺，……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宋文文山手书。”学宫所存“廉节”二字损毁较为严重，“节”字碑已裂成三小块。
从现存永州上甘棠月陂亭、福寿亭，长沙学宫和岳麓书院碑刻字迹来看，四者应脱胎于一个母本，属一人所书。对比朱熹和文天祥传世作品和书写风格，“忠孝廉节”四字更接近于朱熹的风格。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从文天祥忠贞爱国和为官湖南的事迹来看，应该是文天祥所书。
不过晦庵先生的字迹在书院志中有流传，作为大学者欧阳厚均不可能不知。明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之四·对联》记载：“忠孝廉节四大字，晦翁。”康熙二十七年（1688）《岳麓书院志·旧志岳麓山水总记》载：“入静一堂，登尊经阁，朱晦翁手书‘忠孝廉节’四大字。”《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之一》丁思孔第二疏记有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及道乡台等题额”的奏言。另《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之二·古迹》记载：“‘忠孝廉节’四大字，宋朱晦庵手书，留于尊经阁。”这说明，岳麓书院至少明代已有“忠孝廉节”四字，至清康熙二十七年前，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还保存在岳麓书院尊经阁内。笔者从龙骧撰写的《重修岳麓书院记》（见同治年间罗汝怀编纂的《湖南文征》）中发现，龙骧曾在撰记前后亲见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字，“迄今登其堂，观其手书忠、孝、廉、节四大字，未尝不俯仰低徊而不能去也”。龙骧的记作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左右，而上甘棠月陂亭的“忠孝廉节”四字临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可见上甘棠月陂亭所存“忠孝廉节”摩崖石刻比岳麓书院文献最晚记载的朱熹“忠孝廉节”碑刻要晚七八年。
长沙学宫所刻“忠孝廉节”为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七年（1827）欧阳厚均刊立书院朱熹所书“忠孝廉节”四字时，长沙学宫文天祥所书“忠孝廉节”才刻12年，三年后即1818年欧阳厚均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他肯定也目睹过学宫的碑刻。欧阳山长敢在首碑刻上“宋晦庵朱子书”，应该是有其自身的考量的，不过今日已查不到他们当时镌刻的依据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谥号文，祖籍徽州府婺源县（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福建尤溪县），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一生曾两度讲学岳麓书院，一次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与张栻讲习论学岳麓书院，史称“朱张会讲”，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之先河，促进了书院自由论学之风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亲书“忠孝廉节”“道中庸”与“极高明”等手迹，今留存书院内。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兼知潭州（长沙），至岳麓书院讲课，聘任教授，整顿学风，颁布书院教条（即白鹿洞书院学规），别置生员，增及廪给，更建书院。朱熹与张栻的理学，在岳麓书院一直被称为“朱张学统”，传承至宋元明清各代，对书院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九溪夫子岳麓书院学箴九首碑 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