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故址
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 梁启超
简析
碑在岳麓书院园林时务轩。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梁启超题，1994年镌刻。青石，纵142厘米，横57厘米。
1922年时任金陵（今南京）东南大学教授的梁启超应湖南省长赵恒惕和湖南教育会邀请来湘讲学，8月31日上午抵长沙，在梁启超前秘书李肖聃陪同下专程寻访时务学堂故址。
时务学堂是晚清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创建的新式学校。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特别是湖南巡抚吴大澂亲率三万余湘军出征辽东的失败，把湖南人从强盛湘军的迷梦中惊醒，也把湖南人敢为人先的“霸蛮”脾气彻底点燃，变革自强的呼声日甚一日。时务学堂的创建是其先声。1896年底，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蒋德钧与熊希龄等诸公倡仪并领衔请办“时务学堂”，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在长沙小东街创办。次年11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熊希龄担任学堂总理，王先谦为董事会九名绅董之一，参与学堂章程及其有关大事的讨论与决定。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先后改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成立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几经嬗递的岳麓书院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为了倡导时务学堂的“时务”特性，蒋德钧、黄遵宪、王先谦等属意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梁启超担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欣然接受聘任，他认为，湖南虽以守旧闻天下，但首倡西学的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等等都是湖南人，可以说“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
1897年11月4日，梁启超初到长沙，受到各方欢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第二天，王先谦山长牵头，于纪念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荃的曾忠襄公祠堂里举办欢迎宴会，并组织湖南地方戏曲演出。 11 月 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后三天，王先谦山长设家宴招待梁启超总教习等人。
时务学堂“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早在梁启超来长沙以前，陈宝箴就在9月17日趁乡试之期，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内附学堂章程三条，规定额数、年限、功课。其中中学功课为《四子书》《国策》《通鉴》《小学》《五体通考》《圣武记》《湘军志》以及各种报刊、时务诸书；西学功课则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算学、格致、操演、武步、西史、天文、舆地之粗浅者。10月，时务学堂正式招生，原计划第一期先收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的少年六十名，《招考示》贴出才十几日，报名者已过二千，秉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实收录四十名。
梁启超来时务学堂时，已是万事俱备，东风亦至。于是，梁总教习在12月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义、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劝戒诸生，其核心是希望学生立“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志。又厘订《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编撰《读书分月课程表》，规定其办学方针为“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教学内容分博通学、专门学。博通学含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致算学等类；专门学有法学、掌故学。
1898年3月，梁启超因病离开长沙去上海，后又北上参与戊戌变法运动，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直到清政府垮台后才回国。1922年，梁启超应邀来长沙做演讲时，时务学堂旧址早变成了小东街的泰豫宾馆，已是面目全非，与梁总教习共事的同事如谭嗣同、唐才常，跟随其求学的蔡锷、林圭等等，都早已为了救国救亡之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梁启超潸然挥笔写下“时务学堂故址”六字，并署“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任何钤记。梁启超的心境，可以从《护国之役回顾谈》中体悟：“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把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的朋友。六年以来，我每一想起，那眼泪便在肚子里倒流。”
时务学堂故址碑之李况松跋 拓本